第三节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对“三农”的影响

一、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所占份额下降

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高、经济发展中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公司制农场的发展等，为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多的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由于对可获得工资性收入的非农部门的收入预期更高，家庭中符合非农部门需求的劳动力被优先最大限度地配置出去。纵观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高机会成本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清晰可见。2000—2011年，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和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变化趋势相反，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户收入的重要性远不如从前，如图1-12所示。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城市用工荒与农村雇工难现象共存，特别是农村中壮工难求已是普遍的现象，尽管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也未能缓解这一问题。青壮年劳动力或外出找工，或从事非农经营，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仅在农忙时节可能会短暂回乡务农。从现实观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是普遍且不争的事实。

韩俊（2009）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表现为熟练工人短缺，30岁以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80%都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在全国对2479个村庄进行调查，74%的村庄认为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已经出去。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到2016—2017年会达到高峰，现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3］蔡昉、都阳（2011）研究认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系统的工资趋同现象。农民工与大学毕业生以及城镇就业者的工资、农民工内部受教育程度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比较，都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有力地验证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4］，即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当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时，工业部门可用略高于农村人口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无限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直至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工资水平也将上升。

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模拟结果显示［5］，2005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约3.4亿人，到2010年下降为2.92亿人，2020年将下降到2.25亿人，如表1-7所示。

对我国劳动力需求总量的研究按农业年所需的劳动日分为三种类别，先分类计算种植业与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再将两者相加，则可得到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如表1-8所示。［6］

结合表1-7和表1-8对农业劳动力供给量与需求量的估计，以表1-8中每个劳动力每年250个劳动日的最高劳动力总需求量指标作为计算基础，即农业劳动力总需求量为每年2.28亿人，可得我国历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如表1-9所示，如到202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为2.25亿人，接近于表1-8中按250个劳动日/年的需求量2.28亿人，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完毕。

在表1-7中，对劳动力供给量估计中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为资本投入这样的前提条件，如表1-10所示。这也印证了上述笔者对农业中发生偏倚于资本技术进步趋势的分析判断。上述分析表明，尽管目前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较少，但在今后10年内，仍将有1.0亿～1.3亿劳动力持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到2020年，才可以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农民工转移出农村的数量逐年增多但稳定程度有待提升

202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完毕，这一研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稳定转出农业，农民工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或农业劳动力完成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化。国家统计局历年对农民工的调查监测数据显示，2008—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数量、本地农民工数量都以3%的年均增长速度递增，其中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占到农民工总量的62%～63%，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量2008—2010年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20%，2011—2012年上升为21%，如表1-11所示。外出的农民工，特别是其中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是最有可能逐渐稳定定居于城市的群体。2008年以来，这两个数量基本呈现出稳定不变的情形。

再从外出农民工住宿的情况看，在务工地自购住房的仅占0.6%～0.9%，独立租赁住户的占13.5%～18.8%，且独立租赁住户的数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2年与2008年相对比，下降了5.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占外出农民工总量71%以上的人不能独立解决居住问题，从而还不可能实现稳定转移出农业，如表1-12所示。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农民工举家迁移到北京市［7］、杭州市［8］等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农民工城市化的步伐在加快；同时，农民工外出到城市打工也遭遇了种种困境，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就业歧视、养老保险与社会保障缺失、工资标准较低、社区融入困难、教育培训空白、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护、子女教育没有保障、返乡尴尬（回流不适应）、工作压力、定居住房难以解决的困难、留守老人和儿童生活教育困境等，让农民工成为了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9-13］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与生活取向趋于城市化

一般将1980年以后出生、16岁以上异地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因为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非农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90年代中期进入非农就业领域的第二代农民工。据上述界定，截止到2012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应当为16～32岁，在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监测中，按年龄标志分组的数据无法确定30岁以上新一代农民工的数量，只能显示出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这一部分农民工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2008年的46%下降到2012年的36.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同时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54%上升到2012年的63.2%。这说明，尽管每年都有农村新增劳动力加入农民工的行列，但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显示出农民工“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改变，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刘易斯拐点逐渐显现，如表1-13所示。

全国总工会的相关研究表明，新一代农民工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此前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农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14］广州市公安局对9万名旅客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0后”“90后”农民工已习惯城市生活，不再适应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活氛围，不会种地，大部分人不愿返乡。［15］这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有打工赚钱后回农村的想法，而大多数青年农民工表现出“超越自身先赋社会地位的渴求”［16］，城市不仅是收入高于农村的从业场所，同时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发展前途。［17］因此，新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少的土地情结，反而拥有较浓厚的城市情结；他们几乎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技能，大部分具备非农就业的种种技能。尽管面对就业不能安居等各种在城市生存的壁垒，他们仍朝气蓬勃地向往着自己的未来。他们文化水平高于上一代农民工（表1-14），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和自主创业愿望、对专业技能有着高度的渴求、渴望平等地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与生活取向，给我们提出了未来谁来种田的问题。

五、城镇化进程加速可能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伴而行是必然趋势。城镇化是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的途径，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18］城镇化必然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据上述分析，到202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近期农民工转出农业和农村的数量上升、转出农村有长期定居城市意愿的多是新生代农民工，则留在农村的更多是老龄化的农村人口，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大宗农产品供给可能产生逆向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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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学动态，201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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