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
孙传芳的援赣部队虽然出发了,但他仍然在观察风色,一面和蒋介石的代表频频谈判,一面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
孙传芳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早有联系。1925年12月,孙传芳曾派王季文为代表到粤会见蒋介石。次年2月、5月,孙两次派人赴粤与广东国民政府“修好”。7月,孙传芳派人赴沪,和粤方代表商洽,并致电蒋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闽赣。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孙传芳,要求他不受吴佩孚“伪命”,并称,“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志同道合,直可联为一体”,倘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则可代为向政府请求,承认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8月,孙传芳派人到湘,和蒋介石联系,同时运动唐生智,以湖南地盘为条件,诱使唐“拒绝革命军”。蒋介石估计孙传芳的内部发生变化,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于此倒吴之时,须要孙有确切表示,或加入国民政府应有其具体条件也”。何成浚与孙传芳原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于8月下旬在南京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何成浚提出:1.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保持五省治安;2.孙传芳与革命军一致动作,革命军自湖南北上,孙军自江西西进,双方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停战并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缓冲地”。对此,何成浚表示:“停战未始不可,但必须吴军退出鄂境,以两湖作缓冲地方能商议。”第二次,孙传芳要求国民革命军在岳州停止前进,“以和平手段处置国事”。何成浚则要求孙传芳先促吴佩孚下野,“担保吴不复在政治上活动;在岳停止一节,亦可商议”。会谈中,孙传芳只表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亦表赞同,惟共产主义深所反对”。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9月初,张群再次赴宁。孙传芳强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时声称:“保持和平,不投入漩涡。”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要求张群转达蒋介石,其内容为: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
除派代表磋商外,孙传芳、蒋介石等人之间的函电联系也很频繁,彼此都要求对方撤退。9月6日,孙传芳致电谭延闿、蒋介石等,声称粤军进攻江西萍乡,“传芳已命我军后退百里,请粤军亦迅速撤退,以免误会”。7日,再电限24小时退回粤境。蒋介石则于9月10复电孙传芳,建议由原江西军务督办、国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主持赣政。13日,再电孙传芳,声言“执事以保境安民为职志,应速撤退驻赣各军”。此后,蒋介石一直坚持要孙传芳以此点来表示“诚意”,并称:“本军决不扩大战区,即使占领了江西,亦可如前议归还。”谈判一直若断若续。
孙传芳和张作霖、张宗昌之间长期存在仇隙,不久前还是生死冤家。他在出兵援赣之际,不能不调整关系,以免后门失火。
8月16日,五省联军训练总监王占元由天津到达济南;9月7日,到达南京。王占元南行的任务是动员孙传芳与张作霖抛却前嫌,合作援吴。8日,孙传芳致电张作霖,表示“备悉我公恳恳关垂之意”,“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9日,张作霖复电:“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在王占元南行之后,提倡大北洋主义的靳云鹏也于11日接踵而至。靳于8日到奉,参与军事会议,对张作霖说:“党军既以北伐为名,在势必不止于长江,彼方行步步为营之策,得湘、鄂即窥豫赣,得长江安能保其不窥河北?”靳建议联孙制蒋。当时,张宗昌也在奉,经靳劝说后表示:“馨远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靳、孙会谈结果,孙传芳表示,将亲率13万大军进驻江西。11日,孙传芳致电张宗昌称:“效帅忠勇奋斗,肝胆照人,请联合出兵,共同讨赤”,“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质天日。”14日,靳云鹏、王占元联翩到济,转达孙传芳的“合作”之意,请奉鲁军速由京汉路进攻武汉,孙方将由赣进攻党军侧面,同时保证孙军在苏鲁交界不驻重兵。当日晚,张宗昌即派潘复、文和、吴家元三人为代表赴宁会见孙传芳,潘复表示:“效帅为直接(截)了当之人,非尔虞我诈者可比”,“一俟苏鲁妥协,即行出兵”。16日夜,双方协议:江苏徐州、山东兖州双方驻兵不过一旅;遇必要时,鲁军得假道徐州陇海东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势力圈之军事,鲁方决不干预。
经过王占元、靳云鹏的斡旋,苏孙、鲁张、奉张之间的联盟初具雏形。9月19日,张作霖派人赴宁答谢,携带共同出兵计划及解决内阁方案,征求孙传芳意见。同日,杨文恺等赴济,代表孙传芳和张宗昌交换了兰谱。20日,匆匆返宁报命。
在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的同时,孙传芳还于9月14日派出密使会见英国驻沪领事,以“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国利益同样受到威胁”为理由,要求英国给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孙传芳准备冒奉军赖在长江一带,以及被指责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风险。15日,英国公使麻克类向外交部建议,由驻沪领事向孙传芳保证,视孙军与广州军队作战情形,予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援助”。但是,英国政府对沉浮变幻的中国军阀不放心,担心孙传芳的失败会使英国的处境“更为难堪”,因此仍持观望态度。
尽管如此,杨文恺的济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孙传芳的后顾之忧。21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在船上,他发表谈话说:“予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曰爱国,曰爱民,曰爱敌。”“誓本此旨,为此次作战主义。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为我党之党纲。”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总部,指挥江西战事。同时命皖军陈调元部驻扎于湖北武穴,准备上窥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