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大牌檔新發現

寫報紙檔一書時，人們反詰何以不寫大牌檔；及至寫大牌檔時，人家又說坊間有一大堆人寫過了，後知後覺的我還有甚麼可書可述。將此番話向小思老師轉述，老師聽罷嘆道：「究竟說這些話的人，知道坊間寫了甚麼嗎？」

如果說坊間有關大牌檔歷史的內容幾近全錯，不知大家有何反應？

多個月前，跟一位前檔販談起部份資料仍有待確證，她熱情地推介某書，尾隨附加說該書資料翔實。我這個沒趣的人，卻老實不客氣告之書本內有關歷史部份的資料存有謬誤，一直把該書奉為「天書」的她，頓即目瞪口呆。常跟友儕說，在研究大牌檔的時候，內心感到異常憤怒，愈是發掘更多史料，憤怒指數愈是直線上升。坊間有關大牌檔歷史的文章多不枚舉，可簡單地歸結為其下數點。大牌檔之名的得來，蓋因其牌照較諸其他小販牌照的為大；大牌檔在一九三零年代誕生，初以公務員為發牌對象，戰後始惠及普羅貧苦大眾。類似論調遍地可尋，細心追溯赫見源頭只得一處，就是上述提及那本發表於一九九零年代末的「天書」，甚麼叫「天下文章一大抄」，毋庸多說！

為甚麼從來沒有人發現這些錯處？為甚麼人們照抄如常？不禁要說一句，有怎麼樣的作者，就有怎麼樣的讀者，反之亦然。並不是說容不下錯誤，關鍵是研究態度，我之所以能夠揪出種種錯處，並不是較人家「醒」，只是天生「包拗頸」，總是對人家的話語疑神疑鬼，偏不相信一紙牌照的大小會是大牌檔正名的由來。而早年香港人浮於事，公務員竟可享特權獲恩恤發放大牌檔牌照一事，更無法令我信服。懷疑態度是追求真理的原動力，愈是往下追，愈想查明究柢；找到答案的喜悅，又成為另一股動力。然而在喜悅來臨之前，先要抵得住冷嘲熱諷。試過無數趟向人家討教，換來冷言冷語，甚而繞一個圈來說你無聊。猶記起在撰寫報紙檔一書時，託朋友向一位警界朋友問道，知否報紙檔的設計乃出自深水埗警司的手筆時，傳來的答案是這純為花邊新聞，不足掛齒。幸而媽生得我有張厚厚的臉皮、硬度媲美鑽石的脖子，無暇執持「一般見識」，始讓往後有所發現。

今回在大牌檔的發現絕不下於報紙檔，教我重新認識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讓我自慚，原來對這個家的認識竟如此膚淺。在研究小販攤檔時，不難發現小販牌照制度緊繫於社會時勢，二十世紀依始，市區發展工程陸續上馬，最急不及待的是擴濶道路讓汽車通行，是為文明也！「阻住地球轉」的小販攤檔尤其是大牌檔，得由大街節節退居至小巷，再走上「屈頭路」，死路一條！1921年10月1日，首批持牌大牌檔誕生，卻是其遭「殺檔」的起點。寓禁於發牌，是殖民政府慣常耍弄的一道板斧，藉詞嚴加規範小販規模。才十五載，時屆1936年，大牌檔正式面臨首度「殺檔」。輾轉數十個寒暑，迨至一九七零年代，終踏上「殺檔」的終極之途。

常言道「未知生，焉知死」，考究「殺檔」取得終極成功，得回顧由第一天開始，大牌檔牌照的發放對象就選中赤貧大眾，而發牌機構警務處更特意預留一定數額的牌照給「貧中之貧」，公務員根本沾不上邊。在搜證過程中，不見一般朝九晚五坐在辦公室內的公務員可享此優惠，僅見殉職警員或市政人員，或年老無依的紀律部隊人員，又或在抗日戰爭中立有軍功而貧困者，得發一牌。此等種種均具濃厚的恩恤況味，在一九七零年代前，社會福利制度尚未及實行時尤甚，充作濟貧的手段之一。蓋因其中的恩恤意義，當局對上大牌檔的目標食客、經營模式及檔架規模加入諸多限制。

最令港人著迷的綠盒子形檔架，是大牌檔其中一項關鍵的「文物特徵元素」，所經營的街頭環境、另類飲食文化、人情趣味等等，無形（Intangible）及有形（Tangible）元素同令人津津樂道。是故若干年前，在中環街頭佇立近百年的民園麵家，因持牌人離世面臨結業時，一眾食客蜂擁而至，有的更長途跋涉遠道而來為吃一麵，以示支持。一個人所表現出來的處世態度，或行事作風，或觀點，或喜好，某程度上反映著這個人的價值觀，即是所說的價值聯繫（Value Relevance）。套用在一個社會裡，人們的反應正好倒照該城的價值取向，上述例子隱隱透示香港人心坎裡嚮往的理想生活，是可以在一個自由自在的街頭空間享用另類飲食文化，與友人高談濶論，或與檔販閒話家常。或許因為香港高度發展，我們無時無刻均活在一個頗具規範性的社會裡，久而久之內心積壓著沉重的擔子，於是追求非高度規範性的空間，變成人們抒發情懷的一種表達。大牌檔與其他小販攤檔的最大分別是，容許我們這個過客融入其中，或吃或喝，或踎或坐，或笑或哭，這正好解釋為何大牌檔一直繫著港人的心。

可悲的是，人們的熱情往往停留在追趕最後的甚麼甚麼，拍拍照留個念，如果這同樣是香港的反照，實在太浮誇了，恕我說一句「吾不欲觀之」。類近場景，近年常有發生，小輪航線停航，人們嘻嘻哈哈的趕搭尾班船，在船倉內左拍右照，煞是好奇，像發現新大陸似的；某某傳統茶居結業，人們又趕來品嚐「最後的晚餐」，儼如從未吃過如斯美味的一頓。每趟見到人們「熱情澎拜」，就更加敦促我避之則吉，深怕染上那「忽然保育」症。平日不屑一顧，遇有傳媒大肆報導道某店行將結業，熱情忽現，如趁墟般趕墟期！人們對我城的熱情僅此而已嗎？

報紙檔一書出版後，有傳媒把內裡種種研究簡單地歸結為集體回憶，將之化為一股情懷，與保育的意義相去甚遠。人們常問是否贊成保留報紙檔？答案是如果在公平競爭及人們對其有充份認識下，社會仍然要淘汰之，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選擇。花了良多時間翻查報紙檔或大牌檔的發展歷史，重點並不在保留與否，心所繫的是將其歷史鋪陳出來，讓人們能從多角度認識切身的街頭文物，而不是重重覆覆那表面的認知。不加認識，空喊保留，如同沒有根的浮萍，是故每趟激情過後，熱情如風中飄絮紛飛，無助社會發展。故瞄準人們這個死穴的政府，輕輕一拂就把三分鐘熱情撥散，無需作出妥協。

在中環士丹利街大牌檔大變身一事上，當局表現出的態度是值得稱許的，姑勿論其背後動機，總算釋出善意試行另類方案。說實在的，小販攤檔或一些傳統行業與社會發展並不存在零和關係，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中間落墨的方法多的是，正如廣告有云：「辦法總比困難多」，事在人為也！在文物保育上，政府及市民同處學習階段，有錯便改，明天將更好！

莊玉惜

2011年6月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