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饮食的文化选择能影响人类社会，对特定食物体系的分析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特人群的运作。

——胡伯特

1948年，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高个子美国人来到华北晋东南地区，他带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的热情不远万里来到这片热土。那时这里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把所见所闻、点点滴滴详尽地记录下来。于是，将近20年之后便诞生了《翻身》这本著作。1971年，中美关系复苏后，韩丁（Willam Hinton）终于得以再次踏上张庄这块土地；经过多次考察，他书写了《深翻》，记录下合作化和“文革”时期的张庄。多年以来，韩丁往返张庄30多次，把张庄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2004年5月15日，韩丁在美国的家中接待前来探望他的张庄老书记后不久，突发心脏病去世。

2006年深秋，我获得保送研究生的机会，很想让赵旭东老师做我的导师。第一次见面，赵老师问到我的籍贯。我说是山西长治，赵老师便推荐我看《翻身》这本书。我一读这本书，立即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视角，似小说般娓娓道来，把张庄的一个时代风趣而又朴实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最令我激动的是，因为长治是我的家乡，韩丁笔下的那些文字很多都可以在我的经历里找到原迹。家乡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是我亲身经历的。变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这使我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想去描述、分析现在的家乡、现在的张庄。本书正是这十余年来我对张庄的关注、思考和数次回访的结果。

食物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食物卷入到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在社会和文化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食物本身就是乾坤，卷入到社会和文化建构中的食物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反映。正因如此，我们透过食物即可看到整个社会及其变化了的和未变化的诸多特征。《翻身》中描写食物的部分尤其吸引我。地主被描写成修着长指甲、吃白面馍的人，而贫农则“吃不到什么”。地主剥削雇农的表现之一便是地主吃面条，而雇工只能吃小米或玉米。农民打倒地主“翻身”后，首要的便是分粮食，其他物品也是折合成粮食来分配。（韩丁，1980）⁽¹⁾我是本地人，对这里有着很多儿时记忆。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做饭者几乎都是家庭里年纪最长的祖母。她坐在灶火旁为大家舀饭，却要等候大家都吃饱后才开始吃，剩下多少就吃多少。从这些例子中，我隐约看到食物不仅具有饱腹的功能，背后还有着浓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负荷。

社会学、人类学对于食物的关注由来已久，成果卓然。在当前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不少学者已对饮食及其文化发生的变迁有所考察。但就国内饮食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来看，对人们饮食和社会生活的微观考察相对较少。在长治张庄，饮食文化有多种表现形态。例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张庄，按照传统，产妇产后一个月内只喝小米粥；而现在产妇则要一天吃二十多个鸡蛋来补身体。再如，在张庄，一个人吃得越多越被称赞，而在其他地方似乎吃得适量甚至少才被人肯定。正如涂尔干和莫斯对原始分类的考察一样，社会事物的分类可以有多种形态，并不一定是基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本质”性质。在这里也是如此，似乎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吃，并不是由食物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而毋宁说，食物本身并没有多少所谓本质的性质，更多的是由人加之其上的。这种人为的赋值如何呢？这些问题把我引向对饮食问题的探索之路。

通过食物这个“透镜”，几乎可以观照社会、文化及其变迁的所有方面。（郭于华，2006）我们围绕食物选择和偏好这一主题，对一个学术名村进行重访，与以前所做记录相结合，将有利于了解我国北方乡村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变迁。这将反映北方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文化的流变，进而通过微观层面的变迁历史增进我们对一些经济社会制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