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击

引人注目的是，“同意搜查”项目并未就此消亡。1998年底，在密苏里州东区（Eastern District of Missouri）检察官艾德·多德（EdDowd）的坚持下，“同意搜查”项目最后一次重现江湖。

受到在波士顿开展的有效阻止了青少年暴力犯罪爆发的“停火行动”项目（我们将在第三章具体讨论这一项目）的鼓励，美国联邦检察系统正努力在各地的法律执行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多德检察官经常参加各种相关会议，并曾听过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关于“停火行动”项目的演讲。大卫·肯尼迪是哈佛大学的学者，曾帮助设计“停火行动”的具体方案，他在演讲中常常提及圣路易斯市的“同意搜查”项目，并将其视为预防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有效途径。当多德得知“同意搜查”项目不再继续实施时，他非常沮丧。德克尔回忆道：“（多德）说，‘他们在说的是我们在圣路易斯市做过的伟大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却不再继续做这件事了，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1]

此时，圣路易斯市又任命了新的警察局局长。在多德的推动下，新任的警察局局长同意再次重启这一项目。多德从联邦司法部为项目筹得资助，并且为了保证项目的执行得到密切的监督，警察局局长将其交由办公地点位于警察局总部的情报部门（Intelligence Unit）负责执行。里斯克警长以及另一位最初参与项目的警官，鲍勃·海恩伯格警长，被再次任命为项目的领导者。

看上去似乎“同意搜查”项目已经万事俱备了。来自联邦检察官的强有力支持以及配套的资助，给予项目前所未有的可信度和正当性。而且，项目还是由两位在取得成功的第一阶段就参与的有才干的警官来领导。

里斯克和海恩伯格很快就着手纠正项目中他们认为存在的缺陷。自愿参与这一项目的警官们也接受了广泛的培训。有关项目的信息被严格地记录下来。里斯克和海恩伯格明白有些青少年只是从家里合法持有枪支的成年人那里“借”了枪，所以他们决定向家长提供枪锁，并培训那些希望确保他们合法持有的枪支处于安全状态的家长。里斯克和海恩伯格还恢复了原来的承诺：不以发现的非法枪支为由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警官们还寻求在项目中增加一项社区服务的内容，来帮助青少年和他们时常处于惊恐状态之中的父母。对德克尔来说，开展“同意搜查”项目最痛苦的部分就是感受到那些他们所遇到的父母的绝望。“我并不期望妈妈们会对警察在做的事情有多感激，”参与许多次同意搜查的德克尔说，“这些妈妈已经无法控制她们的孩子，她们迫切需要帮助。”^[2]项目的首要目标依然是从青少年手里获得非法持有的枪支，警官们也不认为单靠这项工作就能改变他们所遇到的家庭的生活轨迹。警官们希望，把陷入困境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转介给社区服务组织，而这能够给这些家庭带来更为持久和积极的变化。

里斯克和海恩伯格选择了当地的一个宗教团体作为提供社区服务的合作方。基本的构想就是，执行同意搜查的警官可以将青少年及其父母转介到这一组织并由该组织提供指导和支持，还能与开展工作技能培训和毒瘾戒除治疗的项目相联系。

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根据罗森菲尔德和德克尔的观察，刚开始时，合作双方的关系很紧张。在启动会议上，一位牧师就提出，他们怎么能够确定警官们在进行搜查时就不会从被搜查的房子里偷东西。里斯克的反应总是很快，他回击说，警察们怎么能够确定牧师们就不会性骚扰他们转介过去的青少年。会议室里传出的并不愉悦的笑声并不能掩盖双方之间内心缺乏信任的事实。

在每个星期，“同意搜查”在其中四个晚上的18:00—22:00之间进行。这一次，大部分进行搜查的对象都是由情报部门自行确定的，而不是来自社区居民的建议。里斯克和海恩伯格相信，依靠警察部门内部的建议将会帮助项目更有效地开展，并减少无效搜查的可能性。每天早上，他们会仔细阅读计算机系统中的犯罪报告，寻找拟进行搜查的房子。最初，合作方的神职人员会被邀请与警察们一起进行搜查，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放弃了。海恩伯格认为，警察们对于神职人员的在场感到不安。“他们的举动表明他们不信任我们。”海恩伯格说。^[3]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书面表格，用于解释可以提供的社区服务。对于填写后的表格，警察们自行保留一份，将另一份寄给宗教团体，并希望宗教团体之后能够跟进这个家庭。

然而不久以后，警官们就发现，作为合作方的宗教团体并没有履行合作协议中规定的义务。对这些问题家庭后续跟进工作上的不足让海恩伯格和其他一些警官感到沮丧。海恩伯格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他在同意搜查过程中遇到的人们。“曾经有一个妇女流着泪告诉我，她觉得她儿子马上就要被杀死了！”海恩伯格说，“我们没能帮到她，我不喜欢这样的结果。”^[4]

处于第三阶段的“同意搜查”项目还受困于其他具体执行方面的问题。借助于警察系统内部的信息，警方希望能够更好地锁定搜查的对象，这种做法虽然确实减少了实施搜查的数量，但同时也降低了家长们同意进行搜查的几率。从1998年12月—1999年8月，一共实施了201次同意搜查，这一数量大概是1994年的一半。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家长最终同意搜查的比率只有42%，而在项目的第一阶段，家长的同意率则高达98%。“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当家长要求警察去他们家时，他们同意进行搜查的可能性更高。”罗森菲尔德和德克尔冷冷地记录道。^[5]在这一期间，也只起获了29把枪，与项目第一阶段扣押的402把枪的战绩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警方认为，“同意搜查”项目最重要的目标是为了表明，圣路易斯市警察局正密切关注青少年枪支暴力犯罪严重扰乱社区，这一目标具有象征意义。但是，象征意义作用有限。并不鼓舞人心的数据，加之宗教团体方面后续跟进工作上的不足，最终侵蚀了项目。当联邦司法部提供的资助期满后，项目再次终止了，而这一次确实是永远终止了。

[1] 2008年5月22日对斯科特·德克尔的访谈。

[2] 2008年5月22日对斯科特·德克尔的访谈。

[3] 2008年5月29日对鲍勃·海恩伯格的访谈。

[4] 同上。

[5] Decker,Scott H.,and Richard Rosenfeld.2001.From Problem Solving to Crime Suppression to Community Mobilization:An Evaluation of the St.Louis Consent-to-Search Program.NIJ Report NCJ 188291.Washington,DC:National Institute ofJustice.http://www.ncjrs.gov/pdffiles1/nij/grants/188291.pdf,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