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与安内：契丹人的统一

公元10世纪初，曾经威震世界的大唐王朝步入了生命的黄昏，昭宗与哀帝父子，注定要为李唐画上一个句号。这时的契丹人却如同英姿勃勃的少年，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东征西讨、南进北伐，迅速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晚唐时，契丹周边的民族形势是这样的：

居于契丹西边的是库莫奚人，尽管与契丹一样，同出自北狄之东胡之鲜卑之宇文部，且很早就生活在一起，但是自北魏登国三年战争后，契丹实力大损，两族遂“分背”；大贺氏（李氏）第二次部落联盟时期，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反唐，唐军攻伐契丹人的部队中有不少库莫奚成建制的军人，中唐安禄山镇压契丹人时也多以库莫奚人为向导。直至9世纪末，唐朝无力管控边地各族，突厥、回纥两大民族争权也先后消失，从而给了契丹人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机。同时，经过与唐朝军队多年的对攻，契丹人的政治组织、武备、人口等有了长足的进步，库莫奚人无力抗争，只好全族归顺契丹人。后有部分库莫奚人不堪契丹人统治的残苛，于是分化为东、西二部，逐步被耶律阿保机降服。辽朝建立以后，除了一些小特权以显示微弱的民族属性外，库莫奚族基本已经契丹化了。

阿保机是契丹大规模对外征战的第一人。契丹人正是在阿保机的率领下，掳掠了大量各民族人口，从而迅速增强了本民族的实力，也加快了契丹人脱离原始社会的步伐。他先后举兵击败了鞑靼、室韦、女真等少数民族诸部。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他还带兵四十万，深入中原河东镇（今山西省）之代州（今代县以北），虽然被强大的藩镇李克用击败，但是阿保机还是为契丹人带回了近十万名俘虏和大量羊、马、牛等牲畜。次年，他又率军对河东镇北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交界地区）数州进行劫掠，占领城池、掳掠财物，这次是带有报复性质的。

那时唐朝面对契丹人的主要是两个藩镇，即以太原为治所的河东镇和以幽州为治所的卢龙镇，镇下辖数州。实际从唐玄宗后期开始，这些藩镇即逐渐成为唐朝的“国中之国”了。阿保机面对的李克用其实是汉化的沙陀（突厥人），李克用从883年起控制了河东镇，其统治阶级也主要是沙陀贵族。这些人其实是突厥与唐朝征战中的俘虏，或者流民安置的后裔，他们依然保持着祖先争勇斗狠的品格，后来在协助唐廷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李克用的河东镇曾长期屈从于朱温，因为朱温在参加黄巢起义后成功投诚唐廷并“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掌握了唐朝大权。朱温后灭掉唐朝建立后梁，中国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另一个藩镇卢龙镇的人口构成与河东镇类似，这里也是唐朝国力强盛时，北方、西北少数民族内附并与汉族杂居的地方。该镇主要位于今河北省北部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曾经是“安史之乱”的始发地，因而在“安史之乱”被唐廷平息后遭到了灭顶之灾，土地荒芜、流民失所，实力大不如前。但该镇人口主要是各民族混血而成，且兵士多为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很多士兵都是数代戎马倥偬，有很强战斗力。卢龙镇节度使刘仁恭虽由李克用支持于895年上任，但卢龙镇与河东镇不同，他们经常主动出击契丹人。

阿保机于903年继其叔释鲁，任契丹民族的于越（契丹官名，位于百官之上），直至907年，他多次率军进击卢龙镇，双方互有胜负。与强大的河东镇、卢龙镇的军事斗争中，耶律阿保机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其收获也与征服室韦、女真等民族不可同日而语。契丹人在那些年的征伐中，逐渐建立了自己强大的野战军队，不断积累人口、财富，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

在经过多次较量后，阿保机和李克用找到了平衡点。太原的李克用与洛阳（朱温胁迫唐僖宗将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的朱温逐渐反目，并且李克用的控制目标是中原，因而他并不希望与东北方向的契丹人为敌，从而腹背受敌。阿保机则感觉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一举征服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的河东镇，而卢龙镇的穷兵黩武，让阿保机也如芒刺在喉。于是，互有需求的双方，在905年的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会盟，约为兄弟。以于越身份与一个诸侯国国王会盟，本身就说明此时的阿保机至少在中原人眼中已经是契丹人的领袖和代表了。会盟后的阿保机可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和卢龙镇节度使刘仁恭的斗争了。

刘仁恭对契丹人的攻击是持续的，采用的方式恰恰是汉族对游牧民族的方式——劫掠。卢龙镇几乎每年都在水草最丰美的季节派骑兵深入契丹人的草场进行焚烧，让大量契丹牧民面临牲畜饥饿乃至饿死的境地。双方互相报复，形成了恶性循环。

代表传统契丹统治阶级的钦德可汗（901年当选，也叫痕德堇可汗）被卢龙镇的不断进袭吓怕了，采取求和甚至贿赂的方式，乞求刘仁恭放契丹一马。但是，这招致那些已经对自己军力具备足够信心的各部首领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联手罢黜了钦德可汗，选举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阿保机为汗。

阿保机借机由从弟（“从”指堂房亲属，如堂兄弟称从兄弟，堂伯叔称从伯叔，从弟就是堂弟或族弟的意思。中国古人比较重视血统和家族，同族人辈分取名方法根据家谱排定，同辈人的名字中必须有一字用家谱中规定的字，这样即使后辈相隔很远，也能从姓名中相认。从弟的称谓在唐朝尤为盛行）迭栗底接任了自己的迭剌部夷离堇一职（此前，阿保机的职务为迭剌部落夷离堇，兼任全体契丹人的于越），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剌葛领导耶律家族。此时的迭剌部、耶律家族，与以往大不相同了：被征服的各民族人民逐渐成为阿保机的直辖属民，来自库莫奚和室韦的工匠们可以为阿保机制造先进的弓弩武器。特别是大量汉族人口的集聚，让阿保机欣喜不已。汉人不仅不断给契丹人带来先进的农耕文化、器具，还给处在文化启蒙中的契丹百姓带来了精神食粮——佛教。

在祖父匀德实及父祖辈的治理中，迭剌部已经对农业文明认知颇深。在此基础上，阿保机更进一步，建立了不少于三十个的汉式城郭。这些城郭中既有结实舒适的房屋，也有喧闹方便的街市，还有孔庙、道观、寺庙等文化交流场所。有些城郭规模较大，还有宽大的城市街道和城市间的马路，邮驿站等设施一应俱全，丝毫不逊于中原城市。阿保机趁热打铁，建立了以诸部精选出的健勇为基础的亲军队伍，开始实施汉式的典章礼仪制度，初步展现了现代化政权的模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散落在契丹人生活空间中的一个个城郭，是定居生活的示范，是文明进步的“播种机”，也是阿保机功绩的“宣传队”，更是未来契丹人立国的雏形。城郭便利了交换，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使得长期处在以血缘、血统为纽带的迭剌部、契丹民族，逐渐打破亲缘、血缘甚至民族界限，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契丹人的观念，使之慢慢适应新的统治方式和制度体系。

这场深刻的变革，对契丹人的未来影响深远，当然也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当时，阿保机几度险些被保守势力和心怀嫉妒之人推翻，史称“诸弟之乱”“盐池事变”。

反叛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契丹长期以来都有规定：部落联盟、部落首领都是三年一任期，民主推选产生；部落联盟首领（可汗）出自遥辇氏迭剌部，即在迭剌部中选出，一般都是堂兄弟间传承。

而阿保机似乎当可汗“当上了瘾”，从907年当选到910年，已届满三年，理应让位并开始选举。但阿保机没有一点让位之意，反而建城郭、定宿卫、招亲兵，大有长期做下去的态势。早就觊觎汗位的耶律家族首领剌葛非常不满，他带领另外三位弟弟（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划将阿保机“拉下马”。结果，素来景仰阿保机的弟媳、安端之妻，将这个阴谋报告给了阿保机，致使剌葛的阴谋胎死腹中。

显然，这是强大的契丹传统势力对阿保机的重要警示，尽管阴谋未得逞，并且阿保机以与各位弟弟和解的方式巧妙处理了危机，但是，阿保机希望将大权独掌的思想也让别人了解。《辽史·太祖纪》载，（阿保机）与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云云。

后梁太祖乾化二年（912年），阿保机的堂叔叔辖底和剌葛等人又“蠢蠢欲动”，他们趁阿保机远征阻卜部回军途中，欲以兵变。但羽翼丰满且已建立了自己一套“情报系统”的阿保机避开了危险地区，抢先回到本部进行了柴册仪式，促成事实连任，使得谋反者又一次失败。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913年开春时节，认为被阿保机“涮了一把”的反对派，决定孤注一掷，采取武装斗争手段。辖底和剌葛、迭剌等人纷纷起兵，公开反对阿保机并要求其下台。剌葛甚至准备拥兵自重、自立为王。叛军烧毁了阿保机的辎重，抢走了部落联盟标志的旗纛。

阿保机这次遇到了很大麻烦：辎重被烧，军心难免有动摇；旗纛被劫，权力的正当性会受质疑；族叔和弟弟联手，自己人与自己人内斗，让兵士无所适从。好在阿保机征服的室韦等部族军队忠诚且骁勇善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终于在914年彻底战胜对手，将族叔、煽动者辖底及其核心骨干300余人残酷处死，以儆效尤；对弟弟寅底石、安端予以赦免，剌葛和迭剌也只是被象征性地处以刑罚。

对反对者予以不同的处置方式，也显示出这个时期阿保机个人力量的强大，以及他仍然不得不对契丹传统妥协。事实上，阿保机不仅赦免了弟弟，而且将祖父匀德实一系的子孙设置为“三父房”，既有集中管理之意，也让其同享荣华富贵、避免激化矛盾的用意。

尽管阿保机铲除了本部的反对势力，但此时的权力还面临着除迭剌部以外七部的威胁。《契丹国志·太祖纪》载：“太祖（阿保机）击黄头室韦还，七部（除迭剌部以外的七大部落）劫之（阿保机）于境土，求如约。”阿保机不得不将可汗之位和民族首领的标志物旗纛交出，但他提出条件：自率本部军民居于汉式城郭盐池城，被允许。但是，七部没有想到的是，阿保机利用汉之城郭掌握了食盐和粮食，力量反而壮大了。

他采纳其子述律氏的谏议，于后梁末帝乾化五年（915年），邀请七部首领和贵族们到盐池城赴宴。在酒足饭酣时，早已埋伏好的刀斧手将这些人全部斩杀。自此，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尽管以后还有零星反叛，但已经无法动摇其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