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涌东方:浦东开发开放30年](https://wfqqreader-1252317822.image.myqcloud.com/cover/659/32282659/b_32282659.jpg)
伟大的变革时代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此,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策略、方案,是先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其毗邻港、澳、台的若干中小城市进行对外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的试验,积累经验,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
198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主要以工业生产领域的对外开放为主。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其中以深圳的变化最为显著。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签订了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18亿美元,引进2500台设备和一批技术。1983年与1978年相比,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以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总和增长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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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深圳蛇口工业区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对特区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有力地推动了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在视察期间,邓小平相继挥笔题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就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沿海开放城市问题同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5月4日,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的《纪要》,正式确定开放沿海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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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为了更好地搞活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初,中央又决定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同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获批建立。至此,中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由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点”的布局演化为整个东部沿海地带的“线”的格局。
在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几个经济特区居于领先地位。汕头经济特区的许多企业,在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和生产线,为兴办技术密集型企业打好“硬件”基础,改变了过去以制衣、食品、陶瓷为主的工业生产结构,逐步形成了电子、陶瓷、医药、食品、轻纺等27个主要行业及烤鳗、陶瓷、制药等一批拳头产品和40多家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中,汕头超声印刷板公司,是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下属的一家专门生产高密度、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双面及多层印制板电路板的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不断跟踪国际新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技术革新,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获得美国UL机构认证,并获得中国大型工业企业、中国500家最大外商投资企业、中国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等称号,被誉为“中国印制板之冠”。
厦门经济特区台商投资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迅速崛起。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此后,厦门市将所辖杏林、海沧地区开辟为台商投资区,经国务院批准享受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1988年,厦门共接待台胞2万多人次,为1987年的20倍,批准外商投资金额达1.44亿美元,其中台资8219万美元,占全年外商投资总额的52.8%。
珠海经济特区在引进外资方面取得可喜成绩。1988年珠海市在工业方面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219项,超过了前八年工业方面正常执行的外商投资项目的总和;实际利用外资4520万美元,相当于前八年的34.2%;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达5148万美元,占全市外贸出口总值的12.2%,为前九年的总和。
实践证明,这一开放战略是成功的,沿海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开放还是局部性的,同时,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低层次的,所引进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的产品和企业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中国一是要把对外开放的局面继续推向全国,二是要转向引进规模更大、技术水平更高的外资项目。无论从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来看,还是从地理位置的有利性看,能担当如此重任的首推上海。因此,尽快把上海推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已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