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葡萄牙政局的变化及其对澳门的影响
1910年10月3日，葡萄牙爆发民主革命，卷入这场革命的有陆军、海军及共和党的各个革命组织。10月5日，葡萄牙宣布成立共和国，葡萄牙布拉干萨（Bragança）王室被驱逐出境，君主制被推翻。新政权由特奥斐洛·布拉加（Teófilo Braga）执掌。(1)共和政府一经建立，葡萄牙海事及殖民地部部长阿泽维多·戈麦斯（Azevedo Gomes）即致电澳葡总督马奎斯（Eduardo Augusto Marques）：
昨日庆祝共和成立。陆军、海军及民众踊跃参加，欢欣鼓舞，治安良好。临时政府总统特奥斐洛·布拉加、军事部长炮兵上校沙维尔·巴雷托（Xavier Barreto）、内政部长安东尼奥·若泽·达·阿尔梅达（António José da Almeida）、财政部长巴西利奥·斯特雷斯（Basilio Stelles）、公共工程部长安东尼奥·卢伊斯·戈麦斯（António Luiz Gomez）、海事及殖民地部长阿泽维多·戈麦斯（Azevedo Gomes）、司法部长阿丰索·科斯塔（Afonso Costa）、外交部长贝尔纳尔蒂多·马查多（Bernardino Machado）。请将此事通告您辖下之民政及军事当局。
消息传至澳门后，澳门葡人社会对这一历史转折表现出极大关注，但也出现态度分化：一方面是以“富裕阶级”为主体的顽固的君主政体支持者，另一方面是以普通澳门葡人、军人与海员为主体的共和主义者，双方针对共和制的建立逐步展开激烈交锋。10月11日，澳门市政厅庆祝葡萄牙共和制的建立，4天后，葡萄牙共和国旗帜首次飘扬在市政厅大楼之上。(2)尽管澳葡总督马奎斯赞同革命，但是他却不肯颁布驱逐传教士的法令，因而导致11月8日的兵变。为了平息兵变，马奎斯于11月19日颁布命令，将除主教之外的澳门耶稣会教士与方济各会教士驱逐出境。嗣后，马奎斯本人也因对新政策的不满而辞职。此事在香港和北京新闻界都引起关注，也被反映到里斯本，但共和政府却对其在澳门引起的乱象毫无反应。(3)而大多数澳门葡人则对革命持有认同的态度，为了庆祝葡萄牙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他们将澳门最为繁华的呬孟街改名为十月初五街（Rua Cinco de Outubro），西湾至妈阁庙之间的新建路段命名为民国大马路（Avenida da Republica）。
葡萄牙共和政府的建立及其海外政策给澳门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伴随葡萄牙共和国而诞生的《大西洋民国宪法》，它是革命的产物，坚持共和国的民主性，坚持政教分离原则，突出主权机关的立法权。然而，海外属地的一般立法地位得到保留，因此，它宣称澳门是适用该宪法的葡萄牙“领土”。同时，这部宪法力主维护中央集权，赋予宗主国议会在海外省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削弱海外省的自治地位，新政权的这些倾向使得澳门自治化受到阻碍，(4)并给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其时，署理澳葡总督马楂度（Álvaro de Melo Machado）在其完成于1913年的《澳门面面观》一书中指出，“当澳门一如既往受制于中央集权统治时，千万别想进步”，“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殖民地的所有资本、商业、工业和生活，不能受制于千里之外那几个政务缠身之士的喜怒及其对环境的一无所知、幻想和政策，他们想象不到，那些需要解决的事项若略有耽搁，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有多大”。他对葡萄牙政府没有对澳门制定出任何行之有效的特殊政策和管理措施表示不满，认为“我们的殖民管制桎梏重重，充满对华人不友好、于环境荒谬绝伦、对类似情况下的经济生活有害无益的法律”(5)。尽管澳门在1913年进行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市政选举，(6)但葡萄牙的政治变动和其对澳政策成了困扰澳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港口工程受阻、行政组织亟待非集权化、赌博和鸦片收入的减少导致收入来源不稳定以及散居东方及世界各地葡人的国籍归化等方面。(7)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也根据整体殖民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些调适，以适应澳门的实际需要，但澳门状况毫无起色。
至1914年，葡萄牙政府学习英国殖民管理经验，制定出《海外省民政组织法》，确立海外省的财政及管理自治原则，后以此为法律基础于1917年通过《澳门省组织章程》，对殖民地的政治、行政、财政和市政组织及运作做出详尽的规定。根据章程，澳门开始享有（受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的）行政、财政自主权，本地利益开始获得照顾。而在1920年葡萄牙的《宪法》修改中，澳门获得了高度的自治权，殖民地管理条例此后又在1926年葡萄牙当局通过的《澳门殖民地组织章程》中得到系统化。也就是说，葡萄牙中央政府先后制定4部法规，以消弭对澳门的不良影响。葡萄牙对澳门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无疑是合理的，尤其是其中适应现实的法例，若有合适的人选来执行，效果更相得益彰。
由于澳门与里斯本距离遥远，葡萄牙政局变化对澳门时局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法律的修订与执行、共和之意义与其对海外属地的实际影响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澳门本地葡人淡然面对姗姗来迟的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远没有出现90年前葡萄牙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之际澳门葡人的欢庆场面，这似乎显示出澳门本地葡人对故国政治更加冷漠。反而是葡萄牙本国人在共和之后大量涌来澳门，将葡萄牙党争政治延伸至澳门，在这里形成共和、保皇两派之争，对澳门政局造成消极影响。(8)
共和党作为革命主力，在推翻布拉干萨王室的革命中得到了陆军和海军的支持，但在革命成功后，共和党无法维持团结一致，分裂为主张彻底改革的民主党和主张让步调和的进化党、联合党等派别，它们在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战之中又再次经历分化，给葡萄牙政坛带来持续的动荡，仅1920年一年内便更换了8次内阁。而在一战前后的10多年时间里，在国内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与战争的多重打击下，葡萄牙国内政治乱象丛生，澳门便成为各路政客回避政治风险或捞取政治资本的海外福地。例如，曾任戈斯达（Afonso Costa）政府内政部部长的罗德礼（Rodrigo José Rodrigues），他在里斯本失势后，来到澳门出任总督，并将其民主党的革命精神带到遥远的东方，而跟随他来澳的政府秘书长罗萨（Manuel Ferreira Rocha），不久便回到葡萄牙担任殖民部部长。而另一位革命理想截然不同的海军上尉瓦尔德斯（Henrique Travassos Valdez），则远征澳门，利用不同政见联合本地保守势力与罗德礼针锋相对，最后当选为葡萄牙国会澳门区的议员，重获政治生命。当选后，瓦尔德斯马上回到了里斯本继续他的革命斗争。原本无足轻重的澳门区议员头衔成了兵家必争之物，但这种权力争斗直接影响了澳葡政府的施政，如罗德礼为发展澳门经济贸易与外国公司签订的改良港口工程合约，便成为党争的焦点，一直闹到里斯本。澳门葡人在政治上的争斗，甚至渗透到驻军中，并曾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内讧，差点将澳葡政府推翻。
不仅如此，由于公务员依法在澳门领取与在葡萄牙国内相同数目的薪资，但却以币值高出葡盾20倍的澳门元结算，所以，在澳门任职也赋予了他们相当大的经济利益。(9)大量葡人前来澳门工作，给澳门财政造成沉重负担。此间，葡萄牙政府也试图在澳门施行一些传统的殖民措施，例如，1924年将路环由流放地变为流放犯殖民地，专门收留来自帝汶和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犯人以及由本地区法院判处流刑15天以上的犯人，其中，凡服刑2年以上者，若表现良好，总督为其在路环提供一块耕地，使路环成为垦殖地，并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得到物质支援。(10)
直到葡萄牙共和国右翼军人戈麦斯元帅（Gomes da Costa，曾在澳门修道院读小学和中学）于1926年5月28日发动军事政变，解散国会，宣布政治党派为非法，并建立第二共和国后，葡萄牙局势才略为稳定，但这也开启了长达8年的葡萄牙军事独裁时代（1926—1933）。第二共和国新任财政部长萨拉查（António Oliveira Salazar）很快在政府内部发挥巨大作用，又从1930年以殖民部部长的身份开始加强中央政府对殖民地的控制。萨拉查在1932年出任首相，增强了政治警察的权利，开始了专制统治。(11)期间，由于许多来澳暂避的葡人返回里斯本，澳门的政治风气才有所改善。
曾于1918—1919年度出任澳门总督的巴波沙（Artur Tamagnini de Sousa Barbosa）于1926年12月再度出任总督，其政府对华人采取“诚心相孚”的政策，其行政“皆本友善之精神，务以适合华人性质及风俗习惯为宗旨”，平息了此前由于葡人治理不当、民族矛盾及中国内地紧张局势所导致的澳门社会内部的反葡、仇葡情绪。巴波沙不仅善于鼓励本地华商投资，还关注到发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一改多年来中葡之间的紧张关系。粤澳两地政府高层恢复并加强了友好往来，边界纠纷亦趋于平息。巴波沙当政期间部分实现了马楂度总督10多年前提出的计划，澳门的工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快速恢复后进而稳定发展，且在电讯、邮政、交通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澳门至石岐的公路也于1928年3月18日正式开通。此外，港澳关系亦越来越密切，跨海水上交通日趋完善和发达。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教育文化的蓬勃，澳门逐渐步入缓慢但较稳定的近代化进程。巴波沙此次总督任期长达5年，对促进澳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2)
但是，在1930年萨拉查担任殖民部部长后，葡萄牙政府通过了《殖民地条例》，代表着对海外殖民地进行新政改革的开始，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减低海外殖民地的自治程度，提出“葡萄牙国家组织的核心工作是履行历史职责，拥有海外地方，使之成为殖民地，并使当地居民成为文明人”，致力于促进宗主国与所谓“葡萄牙殖民地帝国”之间的团结。(13)1933年，作为首相，萨拉查又推出《海外行政改革法》，冀以单一的《葡萄牙殖民帝国组织章程》对殖民地内部的各方面管理做出全面规定，殖民地部部长成为殖民政策的主要指导者和领导人，代表中央政府对殖民地行使除议会保留立法权之外的所有权力，俨然“总督的总督”，极大地制约地方行政权限，形成澳门市政区制度的基本框架。(14)在这种框架下，信奉萨拉查主义的国民同盟作为各殖民地唯一获得许可的政党，在澳门占有相当大的代表比例，一直维持到二战后。(15)
尽管政治动荡起伏，但澳门经济在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期间仍有所发展，其成果于1926年11月以博览会形式展出。该次展览会历时一个月，共有597个参展单位，其中本地540个，涉及的行业包括中国酒、洋酒、纺织加工、橄榄油、木像制作、金饰、捕鱼、鞣革、制鞋、火柴与爆竹、造纸、制烟等，吸引观众近30万，是澳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业展览会，成功地促进了澳门的实业和进出口贸易发展。(16)在葡萄牙第二共和国期间，澳门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1930年5月，澳门政府宣布在经济局内设立游历经理处，负责研究及提议有关游历澳门的一切事务，以便招揽游客，并将澳门经济及实业成就暨政策介绍给游客加以宣传。(17)尽管市道萧条，澳门政府认为只有旅游业能确保澳门繁荣，而确保旅游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造赌博业，虽然要限定赌博公司的数量，但不能因此损害特许权获得者（番摊公司）的利益。这些公司每年向澳门政府交纳14万美元的租金。当时澳门总督美兰德（António José Bernardes de Miranda）建议在现代化的酒店中修建高级豪华娱乐场，把澳门转变成蒙地卡罗，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欧洲人以及来自邻近城市的中国人。(18)当年12月，澳门财政总局于10月间挂出招标的番摊生意被澳门商人黄叔平、范洁朋、李汉池、马斗南、伍于汉等人的联合公司投得，开始在总统酒店经营“豪兴”番摊馆。但从1935年开始，澳门停止了博彩专营，允许任何条件齐备的公司经营博彩业，(19)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澳门带来人气，澳门博彩业日益兴旺，其承办者傅老榕、高可宁等华人也由此成为澳门主要商人和华人代表。(20)
与此同时，烟薮毒窟的形象困扰着澳门，“在澳门，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始终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它是一项政府垄断，长期以来充当着财政收入的主来源之一。说它是政治问题，乃是因为鸦片贸易，就像鸦片的食用一样，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澳门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国际鸦片走私中心的名声”(21)。1930年，国联任命“吸用鸦片耗用控制调查委员会”抵达澳门，专门调查澳门“吸食鸦片”问题，发现当时澳门公开吸食鸦片的营业场所有50间，公开贩卖鸦片的商店有86间。在国联及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葡萄牙殖民地部下令澳门政府立法彻底禁烟，澳门政府随后组织了一次取缔烟馆行动，又取消了鸦片专理和烟膏配置的机构。到1933年，澳门政府的鸦片收入降到历史最低点，但鸦片问题不久后又死灰复燃。(22)1935年，葡萄牙殖民地部部长敕令澳门修订《澳门鸦片烟总章程》，意在压制澳门烟业。然而，该章程虽然对鸦片经营做出严格规定，澳门政府亦于1936年停止发放开办烟馆的许可，但却是一个有利于澳门政府加强鸦片专营和垄断的章程，因此，澳门政府鸦片收入急剧上升。(23)直到1946年，澳门政府才正式宣布澳门“彻底根除鸦片”，封闭所有烟馆，并对吸毒、贩毒采取严刑处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