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现代文学奠基人，在北欧文学中也是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红房间》是瑞典文学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戏剧创作《朱丽小姐》把自然主义戏剧发展到一个完美的阶段。尤其是他第二次婚姻失败（通常称作“地狱危机”）之后，他写出了一系列的优秀现代主义剧作，为欧洲戏剧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斯特林堡的创作在欧洲各国都不乏追随者，如法国的萨特，俄国的高尔基，美国的尤金·奥尼尔。时至今日，他的作品无论在瑞典本土还是在欧洲各国，都有广泛的读者，他的几部主要剧作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舞台上久演不衰。

斯特林堡生于斯德哥尔摩一个来自诺尔兰省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经过商，也当过轮船经纪人。后来这个家庭逐渐衰落。斯特林堡的母亲曾是他父亲的女仆，有了两个孩子以后，他们才正式结婚。这桩婚事当时被认为是屈就婚姻，所以斯特林堡后来自称“一个混血的浪漫主义者”。但是，在他的作品里却很少有对下层阶级的同情，特别是在他成名后，其表现更像知识贵族。他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位妻子是芬兰伯爵家庭出身的希丽·冯·埃森，第二位是奥地利贵族出身的女记者弗丽达·乌尔，第三位是挪威著名女演员哈里叶特·鲍赛，最后都不欢而散。他的一生充满矛盾、痛苦和孤单。

斯特林堡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激进的，但是在妇女问题上却很保守。他曾著文嘲讽易卜生的“玩偶文学”。他指出，如果妇女都像娜拉那样不负责任地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地狱危机”以后，他的观点更走向极端，攻击上层阶级妇女与妓女没有什么区别，说她们是把自己“一次性”出卖给男人，而妓女是分几次；上层阶级妇女参加工作是以牺牲其他妇女作为代价，因为她们家里要雇用女佣。在他的部分作品中，女人成了通过婚姻利用男人的寄生虫，并且要千方百计打入作为家庭赡养者男人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场。斯特林堡在妇女问题上有很多观点都是不能接受的，但他提出的两性矛盾将困扰着现代社会，确实具有预见性。

一八九三年以后的四年，他侨居欧洲大陆，主要住在柏林和巴黎。在这期间他放弃了文学创作，想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建树。他反对基本物质的理论，企图把硫黄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一八九四年八月，他从德国赴巴黎继续他的实验。同年十月他与刚刚结婚几个月的第二个妻子弗丽达·乌尔离了婚。由于孤独、贫困以及大量阅读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书籍，他产生了一次精神危机。他觉得自己的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杀死他。在恐慌中他从一个旅馆跑到另一个旅馆躲藏，最后回到瑞典的隆德。后来他写下了这次精神危机的经历，书名为《地狱》。人们称这次事件为斯特林堡的“地狱危机”。在有关斯特林堡的著作中都反复提到这件事，原因是在他神经恢复平衡以后创作出不少优秀的现代主义戏剧作品。在这些忏悔和自新的作品中，他在带有现实观点的梦境中刻画了自己忏悔以前和忏悔期间的形象。在《到大马士革去》三部曲中，他自己（“陌生人”）被迫——就像萨奥鲁斯曾去大马士革一样——向“无形者”屈服。第一部描写自己在“皈依”以前的非神圣状态，写得扣人心弦。瑞典评论家马丁·拉姆说：“戏剧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灵魂的斗争写得这样具体。”评论家把《一出梦的戏剧》看作《到大马士革去》的续篇，作家本人也称这部作品为“我最满意的剧作、我最大的难产儿”。该剧场面变化万千，有如梦境一般，整个剧都笼罩着一种超然的气氛，是作家最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品，昔日的自然主义风格荡然无存。

斯特林堡因为《结婚》第一集中的《德行的酬报》有下列内容而被控违反出版法：

牧师用赫格斯切特商店六十五厄尔一壶的法国皮卡顿酒和列特斯特罗姆商店一克朗一盒的玉米薄饼进行恬不知耻的欺骗，装模作样地把他给的这些东西称为一千八百多年前就被处死的、蛊惑民众的拿撒勒人耶稣的血和肉……

为了应诉，他被迫短期回国。虽然陪审团判他无罪，但宗教界仍然把他视为仇恨上帝的人。斯特林堡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有“忏悔”的表示，特别在“地狱危机”以后的作品中似乎已经屈服于神了，实际上他只是说一说。他从来不是一个有神论者。

《红房间》是斯特林堡的成名作，在瑞典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它是第一部用瑞典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此之前瑞典的作家们写的长篇小说都是模仿外国的作品。但是严格地说，这部作品没有对人物个性的突出描写，也没有长篇小说的严密结构，作家还没有掌握对环境和人物作细致刻画的自然主义的技巧。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有批判社会的特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瑞典充满尔虞我诈的时代，特别是在商业领域。作者对一家海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追逐利润、投机倒把，腐化也扩展到新闻、出版、宗教和慈善事业，办事拖拉和官僚主义充斥政府机关和国会。小说第一章用印象主义的技巧描写从莫塞山俯瞰晨光中的斯德哥尔摩，是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章节，一直是瑞典中小学课本的范文。

从欧洲人的观点看，斯特林堡在戏剧领域里做出的贡献最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剧作，其中具有古典悲剧感染力和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固定结构的《父亲》以及其最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杰作《朱丽小姐》。在后一部作品中，斯特林堡采用了“三一律”原则，按照左拉的观点，它是为达到自然主义真实性所必须的。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为了简化戏剧艺术所做的努力，比如，他认为现代人是复杂多变的，在舞台上要如实地表现这一点，因此要取消千人一面的特性描写；台词也应力求真实，要避免故意提一些尽人皆知的愚蠢问题。戏剧要求简短而无情节，重点应放在心理活动方面。公正地说，斯特林堡是欧洲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这一点后世的戏剧大师们，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等人都有肯定的论述。

在斯特林堡这个时期的戏剧作品中还有了一种心理学因素。一八八〇年前后，他对法国心理学家泰奥杜勒-阿芒·里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里博认为，人的个性不是由唯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很多同时起作用或互相矛盾的特征来决定的。在健康和正常人身上，这些不同的特征紧密地连在一起，彼此协调。但是绝大多数人在神经的各个方面都遭受了某种破坏，达不到协调一致。这些人是弱者，生存能力较低，健康的人则是强者。强者可以通过“头脑的斗争”使弱者接受自己的意志，按强者的意志行事。斯特林堡把这种过程称之为“思想传导”。在《父亲》和《朱丽小姐》中都有这样的描写。

一九〇六年斯特林堡和年轻的演员兼导演奥古斯特·法尔克商定共同建立瑞典第一个室内剧场，第二年这项计划就实现了。在此之前，室内剧场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欧洲大陆各国。创作室内剧的想法是受室内音乐启发而来的。按照斯特林堡的说法，室内剧的主要特征是“形式小巧，主题简单，描写细腻，人物少，观点要宏大，想象要自由，但是要建立在观察、经历和细心研究的基础上，简单，但是不能为了简单而简单，不要大型道具，不要过多的配角”。

在建造室内剧场计划的激励下，斯特林堡于一九〇七年连续创作了四部室内剧：《暴风雨》《被烧毁的宅基地》《鬼魂奏鸣曲》和《塘鹅》。这四部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用象征性手法描写现实中的一些日常琐事并带有梦境色彩。其中《鬼魂奏鸣曲》最为出色，首演式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日在室内剧场举行。当时瑞典的批评家们对斯特林堡的奇特技巧提出了疑问。不过瑞典文学院院士布·贝里曼对作品的独特之处有所感觉，他说：“这部剧作在作者的想象中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梦，从演出来看，这个梦是极容易破灭的。不论是对白还是表演都带有想象，然而让人感到都不失去与现实的联系。”早在一九〇七年四月二日作者在致一位演员的信中就《鬼魂奏鸣曲》的背景写下了这样的话：“现在我请求您把我的新剧作像往常一样，只当作别人和我自己的生活拼凑起来的镶嵌画来看，但是请不要把它们看作自传或忏悔。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是杜撰的，不是说谎。”这部用表现主义手法创作的室内剧有着现实、梦境和童话的特征，从通篇来看，批评社会的内容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斯特林堡这个时期的中心思想过程：犯罪——惩罚——赎罪。作品中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因此都要受到惩罚，都要在罪恶面前赎罪。

斯特林堡与中国还有一段“缘分”。一八七四年斯特林堡得到了“皇家办公厅”图书馆馆员的职务。人们也许有意为难他，让他为皇家图书馆编写中国图书目录，这在当时的瑞典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斯特林堡经过刻苦钻研，奇迹般地完成了。在今天的瑞典汉学家眼中，他对瑞典语中“P”这个字母与汉字中偏旁“阝”所作的比较是“可笑和危险的”，然而后世仍然公认他是该国第一位汉学家。

斯特林堡是一位疯狂的天才作家。在戏剧的结构和个性的描写上，他不具备易卜生那种严密的逻辑性和连贯性，然而他有更强烈的感情、更自由的想象、对人类的基本天性有更深刻的了解。这部选集收编的作品是斯特林堡各个时期具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代表作。

斯特林堡是瑞典文学史上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评论一百多年前的外国作家也应如此。吸收各国文化精华，丰富我国的民族文化，无疑是明智之举。

李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