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受灾区域村庄发展特征

一、村庄空间特征

村庄的空间形态由地貌、水系、建筑物、道路、广场、绿化等环境要素共同组成，不同地域的村庄由于区位、气候、历史等条件各异，往往会形成差异较大的空间特征。盐城地处一马平川的苏北平原，没有山地丘陵，湖泊水系较多，自然基质上具有苏北乡村的一般空间特征，即多沿河、路、水域岸线等零散自由排布，村落之间未形成明显的空间肌理特征。传统村落在漫长的自我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适应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自由蔓生的零散状态或呈团块状的聚集形态模式。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农民生活需求的改变，以规划、整治、翻新、建设等手段进行的村庄建筑更新，对其空间形态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空间形态的角度探讨盐城村庄现状，分析村庄分布状态及其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关系，对灾后重建的良性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环境是村庄建设的基本载体，也是村庄良好运作的天然保障。不同自然环境通过对造房、基建、拓荒等人类活动的影响，塑造着不同的村庄空间布局形态。特定历史发展脉络和自然条件培育下，盐城村庄呈现出多元化的空间分布形态和关系。结合村庄的空间形态及其与地形地貌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条带状水网型、散星状傍水型以及团块状平原型。

（一）条带状水网型

历史上的“废灶兴垦”使得人工开挖的河流将田地划分为“井”字形网格。受节约土地、临近水源等因素影响，自然村点的农宅多沿河流两侧呈单层狭长的条带状分布，随水系走势蜿蜒散布。自然村点的数量比较多，空间规模较小，根据河流走向可以进一步分为横向条带状和纵向条带状这两种类型，见图1-3-1。规模较大的村落大多会形成于河流或道路的交汇处，呈现近似菱形的空间形态。由于河网纵横连片，依水布展的村落一般并不注重坐北朝南等风水观念引导下的择址原则。水陆高差较低处，建筑退后建造，沿河预留道路，以防水患；水陆高差较大处，建筑临水而建，沿河建筑之间的曲折带状空间构成村落景观的视觉廊道。水网交汇处多有桥梁架设，方便通行的同时，还成为村中主要的公共活动节点，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分界，形成典型的“村围地”的格局。此次受灾地区中的吴滩街道、海河镇等大部分村庄区域属于此类。这类地域虽然农业资源比较丰富，但因受水网阻隔，且呈条带状发展，不利于基础设施的布置和共享。

（二）散星状傍水型

这类村庄多位于水源丰沛的水稻种植区。水田的耕作半径较小，需要照料的时间较多，而且农民日常生活中对农业生产依赖性大，为了方便起见，往往会在自家田地旁边建设自己的住宅。因此，此类村庄在空间分布上比水网型村庄更加分散，村庄的密度非常大，村与村之间的分界更加模糊，多依水依路形成零星散布的空间格局，见图1-3-2。居住空间主要围绕耕地和水域展开，与生产空间混合交叉，没有形成聚居形态，对基础设施集中布局和农业资源的规模化运营都有不利的影响，如陈良镇和东沟镇境内的大部分区域都属于这种类型。

（三）团块状平原型

位于湖荡地区的团块状平原型村庄的空间形态与前两种类型有所不同，所处地域的河流水系相对较少，农业生产以旱作为主，农田耕作半径较大，距离村庄相对较远，多分布在聚居区的外围。此类村庄的农宅集中布局在一起，生活区多逐水依路而置，村庄密度较小，空间规模较大，呈现接近于圆形、长方形或不规则多边形的团簇状形态。聚居区选址的地势往往较高，位于村域的中心位置，以此谋求适宜的耕作半径。村庄空间聚集性较强，彼此间的地理边界较为清晰，相隔距离较近，往往会形成多个村庄连成一片的现象，构成典型的农田包围村庄的空间关系，见图1-3-3。

村庄空间形态在形成、发展与转型的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形、地貌、水文以及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是，主导其演变的最核心的因素则是人口。人口聚集促成了村庄的形成，人口增长推动村庄发展，人口的外流导致了村庄的败落，逼迫村庄寻求转型。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建设活动中，顺应自然，趋利避害地选择自己的定居场所。水网地带多依水线性延伸，平原地带多由中心向外围扩展，水田地区则依据农业生产需要择地头建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道路交通成为沟通内外的重要因素，村庄依道路延展的实例也不胜枚举。规划地区受河网地形的限制，大部分村庄建筑沿河流或道路呈单层皮布局，空间整体上呈现“井”字形结构（受灾村庄空间特征整体情况见表1-3-1）。这种结构虽然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但是明显不能适应当前以集约、效率、规模等为主旨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伴随着城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村人口流失问题日益严峻，经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停滞、消逝或转型是所有村庄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阵痛和抉择。

资料来源：编委团队调研问卷统计

二、村庄社会特征

蕴含着生产、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社会”，是村庄空间形成的根本机制。村庄成员之间的关系链受血缘、地缘等因素影响，并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逐步趋向以利益关系、业缘关系等为主线。经历了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力量塑造，规划地区的村庄形成了具有一定独立特征的社会形态。在此，本节从人口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对当地村庄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地域文化特征等进行分析和总结。其中，人口结构主要根据这次灾后重建规划范围内的村庄的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主要根据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

（一）人口结构

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村庄的户籍人口结构与常住人口结构之间具有较大差别。考虑到大部分在外打工的户籍人口都处于“人”走“家”不走的状态，本章从两个统计口径，对人口年龄结构做对比分析，可以一窥村庄人口的主要特征。从户籍人口结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21.8％，其中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9.2％(1)；18岁～59岁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达到56.4％，其中30岁以下青年人口占32.4％；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口约为21.8％，其中学龄前人口（5岁及以下）约为10.1％。受户籍和宅基地管理制度限制，目前村常住人口基本属于户籍人口，约占总户籍人口的52.6％。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占到58.3％，其中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22.6％；18岁～59岁的中青年人口比重仅为22.5％，30岁以下青年人口基本上在外求学或者打工，不在村里常住；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口约为19.2％，其中学龄前人口约有8.0％。详见图1-3-4。

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不管是按户籍人口口径还是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当地村庄社会的老龄化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2017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2.4亿，占全国总人数的17.3％，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6亿，占比为11.4％。与此同时，户籍人口统计口径下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是与国家平均水平相接近的。但从常住人口统计口径来看，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比重已经超过了50％，有的村庄甚至在70％以上。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很严重，但不能单纯地以老龄化水平来衡量。因为这是伴随城镇化和村庄空心化必然产生的现象，村里60岁以下的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口基本上迁入城镇常住了，但他们中绝大部分人还是以“村”为“家”的，节假日会回村小住，并支出一部分经济收入用于老家的家庭供养和建设，有些甚至会拿出大部分积蓄回村新建或修建住宅，也就是说“人”虽然在外，但“根”依旧留在故乡。调研发现，村里18岁以下的学龄（包括上幼儿园的）人口留守的并不多，大多随父母迁到城镇去上学和生活了，留守的大多是需要看护的未到学龄的婴幼儿，由家里老人负责看管和照顾。由于留守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和婴幼儿，常住人口的学历水平普遍不高，小学及以下学历人口占65.3％，初中及高中学历人口比重为33.6％，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很少。

（二）社会关系

在对样本村庄的走访、座谈和问卷调查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被调查村民为人处事方面的素养还是比较高的，大都为人和善，待人有礼。虽然有很多村庄的居住空间分布比较零散，各家各户住房相隔距离比较远，但每逢红白喜事等风俗仪式举办时，相近的村民还是会上门帮忙。闲暇时间，大家也会聚在一起聊天、打牌或者下棋。从社会关系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村庄的社会交往关系并没有完全受居住空间距离的限制，有很多住户虽然居住相隔较远，彼此之间的交往频率仍然很高，关系比较密切。从统计表1-3-2中可以看出，这是受村庄血缘关系组织影响的缘故，也就是说亲戚是大多数村民社会密切交往的主要对象。另外，邻里之间的相处是比较融洽的，被调查对象认为邻里关系很和睦的占22.2％，认为还行的占46.4％。从归属感调查结果来看，38.2％的村民具有很强烈的归属感，32.3％的村民归属感比较强，也就是说，大多数村民与自己所生活的村庄有较深的情感联结。

资料来源：编委团队调研问卷统计

三、村庄经济特征

（一）生产生活

由于主要劳动力的流失和农用地流转，村民专门从事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户占比很小，少数“大户”承包了大部分农田（水塘）进行种植（养殖）。而大多数小规模种植（养殖）户所产的农产品主要是用于自给而非售卖。在外打工人员所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有进工厂做工的，有从事建筑施工行业的，有从事物流行业的，也有帮人做装修的各种匠工。留守在村里的人员也多在附近规模化耕作区或粮食加工工厂里打零工。村庄里一般都有一个到两个零售商店、理发馆、小餐馆等，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特别是日常所需的便利性商品都可以在村里小商店购得。联结各个村庄和城镇的公共交通系统已经基本成型，村民出行都较为便捷，衣物、化妆品、工具、家居、家具以及大型器械等选购性商品的购买一般会到附近的城镇或周期性集市完成。村民日常除了生产劳作外，闲暇时间多以看电视或上网、串门聊天、带小孩、下棋娱乐等方式度过。具体调研数据如表1-3-3所示。

资料来源：编委团队调研问卷统计

（二）产业特征

规划区村庄一般是以第一产业为主。但是各村的经济发展情况有所差别，产业结构也大不相同，有以传统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也有开始发展大棚果蔬种植、花卉苗木种植等特色农业的，还有尝试进行休闲农业开发的，有的村庄已经开始培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具体如表1-3-4所示。

表1-3-4　规划地区各个村庄特色产业

资料来源：编委团队调研问卷统计

四、地域文化特征

盐城地区因“盐”而起，因“盐”而兴，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浸润，这里星罗棋布的村镇聚落都深深打上了“造盐”历程的烙印，以地名、民俗以及戏剧等不同的地域文化元素彰显着“海盐文化”的深厚积淀，见图1-3-5。

“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昔日壮观的淮南煎盐场景虽已不再，但与“盐”有关的地名却不可胜举。这些历史沉淀下来的地名记录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重现了历代盐民的活动场景。如“新兴场”、“伍佑场”以及串场河沿线的刘庄、白驹、草堰、东台等都曾是淮南赫赫有名的盐场；“团”为灶户“聚团共煎”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十场北侧的草堰场境内有数十个村组的地名都与该字有关；“仓”即盐仓，明清时建官盐场于集镇上，有正仓与便仓之分，以枯枝牡丹名扬天下的便仓镇就曾是伍佑盐场的便仓所在；另外，“灶”曾是盐区基本生产单元，“总”曾是盐场灶民聚居单元，“丿”是灶民煮盐的重要工具，境内还有很多乡镇、行政村以及自然村组因这些字而得名沿用至今。当年煎盐用的盘铁、点卤成盐用的皂角等均可在当地的地名中寻得踪迹，如滨海的铁盘洋村、响水的皂角树村等。民国时很多新启用地名都打上了“废灶兴垦”运动的烙印，如“大丰”地名源于1917年张謇创办的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之名，“裕华镇”地名源于1922年陈仪创办的裕华垦植公司之名等。这些蕴涵丰富历史信息的鲜活地名是盐阜大地的版图上最活跃的文化细胞，标记着历史发展脉络的关键节点，铺展出一道别致而有趣的文化风景。

另外，盐城地区还有很多与“海盐文化”相关的民俗习惯，比如有的村镇居民信仰和供奉龙王爷，把六月初六龙王爷生日这天晒的盐叫“龙盐”，供奉祭品给龙王爷享用，并在每年的正月十五烧“龙王纸”，祈求龙王爷在新的一年中多行好事，保佑他们多收盐、多得利，还有每年正月初六给“盐婆婆”过生日的习俗，这一天盐民要处处图吉利，祈望能讨其高兴。这些流传久远的独具特色的民俗至今已然成为“海盐文化”的宝贵记忆和象征。

作为全国著名的淮剧之乡，盐城是淮剧艺术主要的发源地。淮剧最主要的唱腔是大悲调，这种唱腔源于海边盐民的劳苦生产和生活。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盐民大众，在盐吏、把头垣商以及灶长等阶层的长期压榨和剥削下，从事着繁重的煎盐劳作，忍受着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悲苦之情无处释放，于是在空旷的池滩亭场上一起随口唱和，自诉悲情。后在外来徽戏的影响下，艺人们将这些民间小调、童子戏、门叹词等进行艺术加工，逐步形成了盐淮小戏。后又吸收了徽班进京后的京剧养分，演变发展成今天的地方戏剧——淮剧。

“海盐文化”植根于社会底层生活，是浸透着劳苦大众血汗，凝结着盐民百姓智慧的历史文化结晶。特殊的海盐生产环境和盐农劳苦阶层生活方式的局限性，导致海盐文化不能像那些根植于富商、官宦阶层的文化形态一样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历史上因黄河水道北移，海潮顶托，海啸、水旱灾害，战争等一系列灾难的发生，这里的盐民百姓们经常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灾害过后，再回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如此周而复始。这些都造成海盐文化模式呈现为一种周期性断裂的非稳定形态，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难以形成自己的体系。因此，在这里很难找到成片的特色院落、牌坊、塔楼等较为稳固的大型文化载体。虽然如此，“海盐文化”仍然培育了盐阜大地的文化魂魄。这是一种生长于劳苦大众命脉之中的坚忍不拔、勇于奋斗、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地域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在祖祖辈辈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并淬炼出朴实无华的盐阜之魂。

 

---

(1) 指占总人口比重，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