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的贸易开放和体制改革进程

中国的贸易开放过程是渐进的。在地域范围上，从沿海的部分经济特区逐渐向整个沿海地区，从东部向西部推进；在贸易政策上，从主张完全的进口替代战略向部分产品进口替代战略转变，直至最终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减少政府对外贸的直接管制；在自由化安排上，从自主性开放向被动自由化转变，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1]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奉行计划经济，实行进口替代的贸易战略，政府对外贸采取直接行政手段的干预形式，所有的对外贸易均由国营外贸公司来经营和控制，完全处于政府垄断之下。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虽然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渐进性”和“试验性”特征，但改革的方向一直与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趋势保持一致。经济体制改革和贸易自由化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些变革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分工、扩大市场规模、加快技术转移和扩散等渠道，将中国对外贸易带上高速发展之路。^[2]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3]过程一样，经历了不同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1987年贸易开放和体制改革初期阶段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直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有利于隔离不确定因素，控制进出口水平和构成，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的目的。

但是，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种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原有对外贸易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行政管理权过分集中在中央政府，经营管得过死，产销脱节，各级地方政府、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对发展对外贸易活动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外贸易财务上的统收统支和外汇分配制度不合理等。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内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对外贸易体制为适应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多边贸易的需要，在1979年也迈出了改革的新步伐。

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主旋律，主要是下放进出口公司经营权，以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工业部门、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搞活外贸经营。其重点是要与总体经济改革相一致，把指令性的计划体制改变为由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4]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1）改革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分散和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1979年设立的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由于存在多头管理机构重叠，造成工作效率不高，1982年3月国家重建外贸管理机构，由最终合并^[5]的对外贸易部（现商务部）统一领导和管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事务。同时，又先后在有些省市^[6]、成立对外贸易总公司，扩大其对外贸易权限。经过上述调整，我国建立起对外贸易行政两级管理体系，中央一级只负责集中管好少数大宗重要的商品，其他多数实行许可的商品则由地方一级管理。这样便改变了过去那种外贸行政管理权高度集中的体制。与此同时，国家允许部分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通过逐步放开经营，打破原先专业外贸公司包打天下的局面，扩大对外贸易方式，增加了“三来一补”、对销贸易等方式。

（2）调整对外贸易财务体制，但中央统负盈亏的基本格局未变。原有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分公司的盈亏仍由中央财政负责，专业部门所属外贸公司和工贸公司与中央财政脱钩，地方外贸公司的进出口盈亏由地方政府负责。

（3）改革外汇分配制度，实行外汇留成制。1979年8月，国务院规定创汇企业及其所在地方或主管部门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一般为25%）自主分配外汇。这就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创汇与用汇脱钩，外汇使用效益低下的现象。

（4）推行代理制和设立海外贸易机构。自1980年开始，我国外贸专业公司开始开展代理业务，除了指定外贸专业公司统一经营的重要商品外，其余商品可由地方贸易公司、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承接。为了加大出口商品的销售力度、了解国外行情、开辟国际市场，外贸专业公司在主要国外市场设立了常驻贸易机构。

（5）初步建立起对外贸易宏观调节体系，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措施。

1980年1月1日起，国家恢复了对国营外贸专业公司进出口货物全面征收关税的制度。随后，对关税税率和税则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降低国内不能生成的先进设备和供应不足的原材料以及机器、仪器的零部件税率，提高某些耐用消费品和国内已经能够生产供应的机器设备的关税，以鼓励或限制这些商品的进口。实行了一系列的鼓励出口措施，包括外贸承包责任制、出口退税、鼓励加工贸易等，刺激出口增长，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除此之外，为了加快对外开放步伐，1980年中国正式设置了深圳特区，随后相继设立了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1984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由此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的沿海对外开放地带。

二、第二阶段：1988—1993年贸易开放和外贸经营机制转变阶段

1988年，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经济体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背景下，国家根据当时经济发展中农村劳动力大量富余和重工业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提出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旨在进一步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在“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逐步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进一步完善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积极推行进出口代理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为外贸企业全面实行企业化经营和自负盈亏创造条件”改革方案指导下^[7]，改革重点开始向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外贸财务体制，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财务“大锅饭”，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改革进出口经营体制，除了少数关系国计民生、大宗的、资源性的或者国际竞争激烈的重要商品由国家指定或有经营权的外贸公司经营外，其他大部分商品实行市场调节，放开经营，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调节体制，全面实行出口退税；^[8]改革进口管理体制，自1992年1月1日起，采用《国际商品税目和编码协调制度》，关税水平不断下调，并全部取消了进口调节税；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留成比例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统一比例留成制度，并允许自由使用，同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建立一批外汇调剂中心，形成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为推动贸易开放向纵深发展，在1991年后，国家相继设立了深圳盐田港、大连港等11个保税区。同时，扩大了经济开放区的范围，相继批准广东的韶关、河源、梅州，福建的三明、南平、龙岩、福安、福鼎，以及辽宁营口和山东东营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

三、第三阶段：1994—2001年贸易开放和体制改革深入发展阶段

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规范的对外贸易新体制，中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贸易开放和改革。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外贸改革重点转向进口制度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更加自由化的政策改革，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和力度都是史无前例的。^[9]这一时期的贸易自由化和体制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一）不断降低关税水平

从1996年4月1日起，降低了4 900个税号产品的关税税率，将关税总水平降到了23%;1997年再次大幅度降低了4 87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关税，关税算术平均税率降到17%。^[10]到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前，未加权的平均关税率已经下降到15%，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二）规范进出口管理措施

调整了暂定税率，原则上取消了进口关税减免优惠政策，取消了170余种产品的配额许可证和控制措施，对进口商品进行规范化管理。至2000年，中国受许可证限制的进口值从60%降到约30%。在出口管理体制方面，根据国内经济发展情况，尽量把出口退税与征税结合起来，促进企业出口。2001年7月颁布《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将对外贸易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和核准制。

（三）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双重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各类外汇留成，实行银行售汇制；并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1996年12月1日，中国还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四）继续促进出口鼓励政策的实行

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使退税既做到足额及时、手续简便，又要采取措施防止骗税。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创建了出口信贷机制。1995年对加工贸易试行银行保证金结账制度试点，1996年7月全面实行该监管制度，保证加工贸易出口的健康发展。中国出口退税规模的变化见表2-17。

四、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贸易开放和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

加入WTO以来，中国按入世承诺对贸易制度和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改进，顺利融入到多边贸易体制中，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入世前后，中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快了改革。首先，中国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修改了不符合 WTO 规定的政策法规。入世前后，中国大幅度修订了包括外资法、外贸法在内的多个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清理了19万件以上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其次，中国加快了对外贸易主体多元化步伐，尤其是支持私营外贸企业的迅速发展。入世后三年内，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均有权从事进出口贸易，这大大激发了非国有企业经营进出口的积极性，也促使国有外贸企业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增强竞争力。同时，中国大部分的服务业在2005年全面开放，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再者，中国转变了外经贸主管部门的职能，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到以经济法律手段管理和为企业服务为主。2003年新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要求。

入世后，中国的平均关税从2001年的15.6%下降到2008年的10%，其中工业品的平均税率由14.7%下降到11.3%，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由21.3%下降到15.1%。^[11]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中国取消或即将取消多种非关税壁垒，包括进口配额、投标资格、贸易经营权、国产化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政府采购等。

[1] 张二震：《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李坤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评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4期，第35—41页。

[3] 在众多文献里，关于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在一份由世界银行出版的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研究中，Michaely、Papageourgiou和 Choksi（1991）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界定。根据他们的定义，贸易自由化不仅指贸易政策中的反出口倾向的削弱，价格机制作用的增强，而且还意味着对贸易干预程度的降低。

[4] 金哲松、李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5] 即原先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6] 分别是广东、福建、北京、天津、上海、山东。

[7] 引自《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http://news.rednet.cn/c/2008/05/05/1499200.htm。

[8] 1988—1993年实行彻底的退税政策，对实行产品税的出口产品核定综合退税率，并根据产品所含税款情况，退还以前所有环节的流转税。

[9] 李坤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评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4期，第35—41页。

[10] 段英、冯宗宪：“试论有效保护率理论在我国关税减让中的应用”，《经济问题》，1998年第9期，第55—58页。

[11] 余淼杰：《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1978—2008）》，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2008007,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