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安全的主动策略：文化软实力的本质理解

近些年来，“文化软实力”成了频率极高的流行关键词，人们对于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呼吁和探讨十分热烈。六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12]要提升文化软实力，首先要对其本质内涵做正确深入的理解。

第一，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力。正像衡量文化安全与否的标准一样，现在人们往往通过数量和结构的对比来考量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其实这只是一种量化的指标。在关注这些量化指标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其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力，这是文化冲突的深层较量，也是理解文化软实力的本质。

“文化软实力”的本质不是文化产值总量，也不是文化产品贸易的世界份额，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对他国的影响力亦即世界性的认同程度。这种认同不是一时的猎奇式的欣赏和功利性的利用，而是对于人类未来生活和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导性价值。说到底，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就是一种价值体系的影响力。没有思想和价值观影响力的文化输出只是一种产品贸易，并不具备真正的软实力。而且，没有经过文化选择的文化输出也不会有助于软实力的提升，甚至还会造成文化的误读和曲解，起到相反的功效。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项，表明国际同行在艺术上对中国某些电影和电影人的认同，但是将有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却不能认为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这些作品没有经过文化选择，在内容上既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内容的展示，又缺少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诉求，所以虽说形式上走出去了，但是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文化上的认同，西方观众之所以被吸引主要是出于对中国陈旧文化的猎奇。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看，可能其票房越高，负面影响就越大。说到底，文化软实力的最高标准就是思想和价值观的世界尺度，或者是为世界确立尺度。

这里，需要对“中国模式”这个流行关键词进行深层的反思，以此来调整中国的发展道路，加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模式”加强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也引起了世界性的热议。近代以来，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危急环境当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急迫的功利主义发展观，其本质上源于急于求变的人们对于国家富强的渴求，它试图在最短时间内体现最快的发展效果，这种发展观也确实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充分的物质证据。在人类历史上，极少有国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善这么多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这的确是个“奇迹”，也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但是，中国模式不能只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应该是一种整体全面的社会发展模式，特别是应该成为一种思想文化模式，成为一种代表人类生存发展的先进价值观。否则，就不可能被世界真正认同。

我们注意到，六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全会所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与通过文化来强国的战略并不是同义的，但都可以看作对以GDP为核心的“中国模式”的反思。其实，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当下人们理解的“中国模式”真的成为世界模式的话，那么最受伤害的将是中国经济本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11月2日公布了“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进入统计数据的178个国家中，挪威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101位，美国排名第4。而不久前被我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的日本则排第12名，韩国排第15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因而排名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各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现状。从报告附录中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调查来看，中国为4.7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分。这样的反差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不能沉浸于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成就之中，必须思考这种成就是“怎样实现的”和“实现之后又怎样”的深层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尚未明晰。而不管怎样评判，西方模式在思想文化上推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已对世界产生了长期的巨大影响。六中全会对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再一次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认为这一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13]由此可见最高决策层对于建设中国模式的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强烈诉求。但是，这一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如何建立这一体系？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第二，既然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一种价值观的影响力，那么关键就是如何确认和建立文化发展的价值观。当下人们关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的理解，还多限于历史性的、传统性的文化关注，当然这是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性和民族特色的独立性的基本条件，但是仅限于此还远远不能适应当代世界的文化竞争和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动态的整体的理解基础上，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做现代性的理解，从而使文化软实力真正具有“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14]的功能。

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内涵不应只是传统文化，更应该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与人类先进文化的综合。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成不变的文化只能是一种“博物馆文化”。当时代已经发生剧烈变化时，文化如果不能随之改变，坚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最后消亡的只能是文化自身。任何作为体系的文化，本身就存在着对异质文化的缓冲和减损机能，习惯于把异质文化作为异己文化来看待。文化传统愈悠久，文化积累愈丰富，这种功能就愈强，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或者同化力就愈大。中国传统文化具备丰富的同化弱势文化、排斥强势文化的功能和经验。任何一种异质文化的局部或元素进入另一个文化价值体系之中，都要被接受主体改变，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形。变形，也是一种适应和生效的过程，从最终结果来看，完全不发生变形的文化接受是不存在的。较少发生变形的文化接受是对于异质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接受。

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自然强烈，而这种强烈的保护意识在理论上往往导致两极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和建设方法论：传统的、本土的就是好的，当下的、外来的就是不好的，进而做出文化安全就是要弘扬传统文化、抵御外来文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本无可厚非，但是不能成为单一的理解。而且在这种理解下实践的文化选择也往往是失效的，其结果甚至是适得其反的。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建设迟滞和民族文化心理苦痛的重要原因。

文化传统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动态系统，在当下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软实力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关注不够评价不足。五四新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五四”新文化，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变革与发展就无从谈起。所以，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华文化的建设绝不能背离“五四”新文化精神。从政治层面上讲，否定“五四”新文化会带来人们对于执政党所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的动摇；从文化层面来讲，否定“五四”新文化会带来对中国近现代文明进程的否定。当下中国社会在文化建设上存在着较浓的向后看的意味，各地都出现了盲目复古的热潮，各种“国粹”搭市场的车大行其道，文化复兴和文化守旧成为了同义语。所有这些现象都与单一、僵化地理解文化传统，质疑和否定“五四”新文化有着深层的思想关联。

90年代以来，受制于国内外的环境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中国社会思想潮流出现明显变化：意识形态向左转，文化意识向后看。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中，一些违背历史、违背学理、也不适用于现实的命题不断被提出，并获得了大众的强烈响应。例如，针对外来语和网络语言对于现代汉语的渗透，有人提出“汉语危机”，主张“净化母语”，就得到了社会各方面广泛而热烈的支持。殊不知，只要有文化交流存在，只要存在着民族、地方和个人的差异，只要正在被使用，语言就不会是“纯净”的，真正纯净的语言只能是死去的语言，活的语言必然是开放的语言。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西域语汇特别是梵语佛教语汇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汉语，而现代汉语的形成也与近代以来大量吸收日本语词汇有着直接的关系，现代汉语中大约70%以上的词汇都来自日本语。由此可见，语言是不能净化的，最多只能尽量规范。

我们应该在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中发现和强化相通性，使固有文化较自然地接受外来优秀文化，从而创造发展出属于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往往不是古典文化而是当代文化。我们要想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就必须为世界当代文化提供一种价值导向。

毋庸置疑，在当下极其严峻的国内外政治、文化态势下，文化安全和提升软实力的口号多包含“五四”新文化文化竞争乃至文化对抗的意味。文化竞争不只是市场问题，可能更是战场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可能具有的价值取向。“从中国问题出发看世界的立场，不是给定的一个预先的答案，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一种思路。寻找中国立场，表明我们仍然在本土身份中求索对话。真正的立场是一种合法性的平视对话，是人类面对同一个终极问题获得的澄明解答。大国文化安全意味着必须提倡文化可持续输出。”^[15]但是，文化输出与商品输出都有着共同的基本前提——可被接受和使用的价值功能。任何不具备人类共通性的文化输出，都不可能被人类所接受，更不能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目标。所以，无论一种文化的民族特性如何鲜明，都必须以人类意识为价值取向。因此，在强调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渴望当中，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在文化多元而同一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应该做出适当的选择。思路不对头，干劲越大效果越差，离目标就越远。要充分认识到，只有文化开放，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现代性的理解，认同世界优秀文化的全人类属性，才是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最有效保证，才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创造中国文化时代的必由之路。

第三，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要通过“文化立人”来实现。文化立人就是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人不能只是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而要成为“文化人”：美化情感，提升道德，培养个性。需要指出的是，增强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文化立人”是整个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更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就迫切需要国家培养和利用一支敢讲真话、能出好主意、信得过的具有世界视野的专家队伍和理论队伍。面对当下思想文化态势，专家和文化人首先要有危机感和使命感。有的学者疾呼，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像当年王国维那样，所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知识分子应承担责任。”^[16]

经过百年的冲突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期：问题的积累和问题的解决都到了最后时刻，面对多种文化冲突，我们既要有危机感，也要有自信心，因为如果没有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就没有真正的文化安全。

[1] 《人民日报》评论部：《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

[2]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卷2，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44—145页。

[3]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2日。

[4]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2日。

[5]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2日。

[6] 同上。

[7] 胡惠林：《再论国家文化安全》，《文艺报》2002年10月10日。

[8]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2日。

[9] 同上。

[10] 刘中树：《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1] 张福贵：《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12]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2日。

[13]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2日。

[14] 同上。

[15] 王岳川：《大国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

[16] 王岳川：《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光明日报》201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