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社会资本：一种社会均衡状态

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Tabellini（2005）认为，在欧洲地区，当前的文化和制度形成于1600—1850年间的文化和制度。类似地，Acemoglu etal.（2005）和La Porta etal.（1999）认为，早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当前经济状况的重要决定因素。Akcomak and Ter Weel（2009）也认为，正如一个国家的当前经济状况是受历史因素所影响的那样，当前的社会资本水平也受历史文化、制度和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早期文盲率、早期政治制度、大学教育和城市化水平等。

从本质上看，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均衡状态。人们之间重复的合作行为可以提高社会资本存量，同时，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又有助于未来的合作。这种均衡的状态与社会资本的长期稳定是一致的，相当于当前的合作行为与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之间的一种循环往复的联系，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Boix and Posner（1998）认为，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及社会资本水平，取决于该地区长期以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状况，这包括社会上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程度等。那么，社会合作的最初均衡是如何实现的？这种良性或恶性循环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一种理论来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当人们关注未来的收益，且人们之间的交易和联系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的时候，那些最初不愿意合作的人会自发地进行合作，形成稳定的均衡。只要预期交易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人们就没有动力打破合作，于是便开始形成社会资本的一种良性循环。但是，这种理论不能解释社会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

另一种理论认为，是否能够形成社会合作的均衡取决于人们所参与的社会团体的性质。如果社会团体创造出的是公共品的话，例如家长—教师社团或者邻里间组织，那么人们倾向于搭便车，不付出任何努力而享受该社团所提供的服务，例如优质的学校教育或者安全的社区。这种社团的形成和发展更多地依赖于人们最初的互惠和合作的倾向。如果社团创造出的是私人属性的物品的话，例如歌唱俱乐部和足球俱乐部等，很显然搭便车行为就不存在，因为如果不参与社团活动，人们就不会享受到唱歌和踢足球所带来的快乐。这种社团的形成和发展就不是源于人们的互惠和合作，而是人们的共同爱好。尽管以上两种社团存在区别，但是都能够在其成员内部产生社会资本。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之间的联系较少地依赖社会资本，即公共的社会关系，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容易形成良性的社会资本，使人们在遇到集体行动问题时能够进行有效的合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社会资本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一个演化的进程，最初可能来自具有私人属性的社团，但逐渐会发展到具有公共品属性的社团。而如果反过来，就将导致社会资本的恶性循环。但是，这种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资本。

第三种理论认为，应该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机构，例如政府，来对那些不合作的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这个机构可以通过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或者行政、法律甚至武力等威慑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但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也站不住脚。比如，在Putnam（1993）的研究中，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政府从历史上看是强大的，可以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但是南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却比较低。因此，这一理论也无法构成对社会资本起源的一般性解释。

以上这三种理论都没有为最初的合作均衡提供强有力的解释。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合作是自发形成的。如果这种可能是正确的话，那么就需要解释，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社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平等，即潜在合作者之间存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弱势的潜在合作者必然会对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感到不满意，他们希望打破现状，故不愿意进行合作；而强势群体为了维持当前的状况，也会阻止弱势群体为改善他们状况而做出的努力。因此，不平等不利于人际合作，并会导致社会资本在不同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

Boix and Posner（1998）以意大利为例，对以上理论进行了分析。假设在公元1000年，在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地区都开始呈现出信任与合作的氛围，专制和独裁的统治逐步让位于多种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组织，那么，为什么这些良好的社会状态在北部地区得以生根发芽，而在南部地区却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南部地区存在一个拥有绝对政治权力的外部力量。在它看来，合作与信任的社团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会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因此这一外部力量会采取一切手段对这些社团和组织进行打压。这样，拥有很多繁荣城市的南部地区本该拥有发达的社会资本，但其发展却被统治者和诺曼底侵略者所镇压。而在意大利的北部地区，合作和信任的社会资本没有被霸权统治所镇压，反而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和累积，因此，社会资本水平较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南部地区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当时人们的生活更多地受封建势力和土地贵族的控制，封建农场主对农民的行为进行长期密切的注视。大量社会底层的农民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奋斗，且人们之间彼此怀疑和怨恨。为了巩固其统治，封建势力和农场主对农民之间可能形成的任何合作行为都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因此，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平等状态与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北部地区，人们更加平等，合作和信任的社会组织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合作和信任得以累积。所以，社会合作的均衡就得以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形成和发展。

2.5.1 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

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六个孩子从美国底特律的市郊移居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明确地指出，在耶路撒冷孩子们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比如，在耶路撒冷，可以让他们8岁的孩子带着6岁的孩子乘坐公交车去上学；可以让孩子们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在公园里玩耍；大人们会很自然地照看附近无人看管的小孩，等等。这一切，她都会感到非常放心。而这样的社会和行为规范在美国的大城市，例如底特律，是根本不存在的。很显然，这两个城市的不同在于社会资本的差异，或者说，这位母亲在耶路撒冷所享受到的社会资本在美国的大城市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社会资本水平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呢？

探讨信任和行为准则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同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复杂性一样，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也包含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粗略地看，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如下：

（1）社团参与。社团参与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为社会参与在提升信任水平的同时还会导致权力寻租，因此社团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对正式和非正式的群体和社团的参与，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来保证重复交易的顺利进行，从而有助于形成信任和公民意识。人们相信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并愿意采取合作行为。然而另一方面，在很多社会中，常常存在种族、宗教差异、政治分化和收入不平等等现象，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政治和收入特征的人们倾向于加入不同的社团，这使得社团内部的信任和合作得到加强，但是不同社团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便会削弱，导致从国家层面来看，横向的社团参与和信任与合作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横向的社团参与和社会资本之间至多是一种较弱的相关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信任水平较高的人更有可能参加正式组织，并与其他人进行交易。

（2）社会分化。社会分化主要是指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偏好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太可能分享彼此的知识和信息，难以形成对其他人行为的预期，也难以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同时，在两极分化比较强的社会里，不同的人们和群体很难在短时间内对相关政策，例如对某项改革计划，达成一致，故给社会带来了较高的执行成本，而且不稳定的政策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信任水平。另外，社会分化导致人们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的手段来进行寻租，这也会对信任和公民的合作规范造成侵蚀。对社会分化水平的一个直接衡量指标是不平等程度，社会不平等常常导致私人产权的不确定和宏观政策的不稳定，并伴随着较低的信任和公民道德水平。比如，Knack and Keefer（1997）利用世界价值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与信任水平和公民道德规范之间都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5和－0.43.很显然，社会分化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比如，Platteau（1993）曾举例说明了宗教和语言的同质性对西非国家间贸易的促进作用。

（3）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政府力量是信任的重要保障。由于正式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这样政府的政策和承诺就更为可信。同时，正式制度也有助于加强对私人契约和法律的执行力度，使得信任和公民意识得到增强，而如果没有政府和正式制度作为保障，信任与合作就难以形成。

还有，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也受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社会分化甚至种族冲突，这样信任水平和公民道德规范程度就都比较低。另外，较高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负债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凝聚力较低的后果。Knack and Keefer（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人口数、人口密度和政府规模等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不显著，但宗教因素对社会资本有着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中基督教人数每提高5个百分点，社会资本水平会相应地提高1个百分点。在同时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和穆斯林教的回归模型中，后两者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基督教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Putnam（1993）指出，具有等级差异的宗教，例如天主教，不利于人们之间的横向交往和形成信任。Inglehart（1990）和Fukuyama（1995）认为，基督教有利于信任的形成和发展。La Porta et al.（1997）也发现，在等级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社会资本水平比较低。此外，Knack（2002）在研究中发现，与合作与互惠相关的社会资本，例如信任和合作等，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提高教育水平和使收入平等化等都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