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夫曼的互动仪式

来自功能主义仪式论的最重要贡献是由欧文·戈夫曼做出的。戈夫曼对社会作为整体的制度整合问题并不感兴趣。他有选择地采用了他自己的分析层面，而他在运用功能主义时，在层次上是非常独特的——情境的功能要求。

当戈夫曼把仪式描述为确立社会道德秩序的人人遵守的行为规则时，他的说法像功能主义者。⁷但戈夫曼一直强调的是微观层次的直接互动；而且所确认的和使自己的需要能被感知到的“社会”，不是某种神秘的遥不可及的实体，而是体现在此时此地社会的需求中。⁸情境本身有它的条件要求：只有当行动者所做的工作适合它时，它才会体现出来。社会实在本身是被定义的。人们想参与的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背景、所体现出的角色——这些都不是自身就存在的，而是被付诸行动后才成为真实的。戈夫曼是一位社会建构主义者，除了他把个体看做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他们必须去建构外；情境本身也要求它们感到需要服从于一定目的。

最显著的是，每一个体的自我都是在情境中被树立起来或被建构的；而且，这是在社会制约之下的自我的建构。这种制约是最容易察觉到的，因为它表现在一个人关于其他人的姿态上；一旦行动者接受了关于什么是某人的自我（和情境是什么）的界限标准，他或她就在此制约下去维护其标准的一致性。这些建构的接收者或受众也受到制约，在可感知的压力下去跟行动者提供的标准相一致，去依从所表现的精神，而忽略和原谅那些会威胁关于人是谁和他们共同确立的是什么的限定的侵害行为。就关注功能需要并去说明这些需要是如何满足的这一点来说，这是功能主义的分析。但因为戈夫曼是在微观具体层次上运用的，当时是无先例的，他为分析仪式遵从的压力是如何被感知的指明了道路，从而使我们可由他的微观功能主义转到团结和实在的微观生产机制方面。

戈夫曼对仪式是这样定义的：“我使用‘仪式’这个术语，因为这类活动，尽管是非正式和世俗的，代表了一种个体必须守卫和设计的其行动的符号意义的方式，同时直接呈现对其有特别价值的对象。”（Goffman 1956/1967，57）这与涂尔干在分析宗教仪式时所下的定义是一致的；在指出宗教的突出特征是把世界分为两个领域——世俗的和神圣的——之后，他提出，“仪式是行为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一个人在那些神圣的对象面前应该如何表现自己。”（Durkheim 1912/1965，56）这有功能主义者的论调：社会及其神圣对象存在着，而且这些制约着个体行动，要求服从规则，赋予这些对象以符号意义。但这些定义只是涂尔干和戈夫曼进行详细分析的起点；而且这些定义不仅使我们看到仪式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且是在什么条件下它们被制造出来的和有效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它们不能被制造出来或是失败的。涂尔干和戈夫曼的定义假定，神圣物已经被建构出来。在微观经验上，这意味着，它们的制造过程在前，因此这个事例就是以前发生的事的重复。这不是孤立的仪式，而是互动仪式链。把涂尔干的研究与戈夫曼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提醒我们，仪式不仅表现的是对神圣物的尊敬，而且也建构了跟神圣物一样的对象；而且如果仪式不及时举行，那么其神圣性将会消失。

让我们更进一步看一下戈夫曼所发现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仪式类型。有些是问候、道贺和刻板的口头交流，它们构成了礼貌性或友好的惯常的口头互动。有些在表面是无意义的。如“你好吗？”并不要求回答信息，而假如对话者想知道关于某人健康的细节，这样问就违背了回答的精神。“晚上好”、“你好”和“再见”似乎也根本不表达任何明确的内容。但显而易见，通过比较它们在哪里使用和在哪里不使用，我们就会明白这些表达的目的是什么，也明白如果它们没按照所期望的那样来使用，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情境是高度非个人性的，譬如在售票窗口简单的交易，它们因没有社会结果可以被省去。但如果它们在友好熟识的私人关系中被省去了，就会有社会怠慢的感觉；不向认识的人打招呼，或者对他们的离开不做礼节性的表示，造成的感觉就是私人关系淡漠了或下降了。（我将在第六章更多地讨论这个主题，谈论各种不同种类的亲吻。）

因而各种类型的较小会话惯例标志和体现了各种各样的私人关系。它们暗示了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即有不同程度的友谊（即团结）、亲密性或尊敬。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明白，它们在细微之处表现了，在完全的陌生人、暂时功利性联系的人、担当某些组织角色的人之间、彼此知道名字并相互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角色认识的人、对彼此的社交圈、伙计、知己、家庭成员、恋人等等非常关心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别。“你好，鲍勃”，跟“你好”，以及“你好，亲爱的”，或“你好，奈特先生”或“你好，阁下” 都有不同的意义。⁹不管是由第三方还是自己做介绍，都非常重大，因为他们的整个互动层次从一个制度范围转移到了另一个。从一种问候、聊天或告别仪式转变到另一种，是改变社会关系特征的最易察觉的方式。

运用这些口头仪式还有一个非常细微的时间意义。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生活发生在情境串之中，即当际遇者本人同时在场（或者要不就是关联到一个直接的关注焦点），那么为了使情境受到关注，通常需要以一项活动为开端，以明确提示这一情境的存在，而且限定了情境是属于何种类型。“你好”和“再见”及其类似的表达被用来开始和结束情境；当某一际遇开始和结束时，它们是转换仪式的标志。口头仪式的这一转换标志是与关系标志方面相协调的。友好地说“你好，鲍勃”（或任何其他的表示），意味着我们具有一种友好的超越制度角色的个人认可的关系，而且我们铭记和修复这种关系，把过去的情境与现在的情境相联系形成链条。（这是“互动仪式链”的一个具体含义。）最后说“再见”和其他类似表示是指：我们在一起分享了某一情境实在；现在该结束了；我们以友好的（或恭敬的，或亲密的，或疏远的，等等）方式表示离开。因而结束仪式为将来做了铺垫，标志着此关系仍然存在和会被修复（Goffman 1971，79）。父母亲吻孩子道晚安，此仪式特别是针对小孩子，是在于明确表示，虽然你一个人将要去睡觉了，但其他人仍然在这里，而且当孩子醒来时也还在这里。古老的给孩子睡觉时的祷告是“现在我躺下睡觉，我祈祷主让我的灵魂保持……”在宗教背景下做同样的事情，是唤起更大的共同现实，这跟晚安亲吻是为单纯的私人关系一样。

我已详尽阐述了戈夫曼的分析，目的在于把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相当浓缩的理论观点做尽可能大的引申。在他早期的重要文章“遵从和举止的性质”（1956/1967）和“论面子工作：对社会互动中仪式要素的分析”（1955/1967）中，戈夫曼提出了仪式要素的分类学。对他人的礼貌，包括刚讨论到的问候，是一种遵从的形式。这属于戈夫曼细分的所谓“表现仪式”（《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59］，先由后向前看他的这本书，然后再按顺序看），个体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对他人价值的关心。而“回避仪式”属于禁忌，行动者遵守它是为了不冒犯另一人。其中后者是尊重隐私，这里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日常生活的生态学，容许他人有后台，他们在那里可做不能有令人满意的印象的事情——从卫生间和卧室，到私人办公室和厨房，这里是为情境表现做准备的地方，如房屋后面的过道是堆积垃圾的地方一样。这里，戈夫曼所加工的资料后来变成了他第一本书中的前台/后台模型。戈夫曼显然把这两种日常仪式与涂尔干所区分的积极仪式和消极仪式做了关联（Goffman 1956/1967，73）。

遵从是指一个人按别人的要求去做；举止是另一面的互动，是社会自我的建构。在这里戈夫曼援引了符号互动论的“客我”或自我概念；但他宣称此概念过分简单地仅从他人的角色看看待自我。举止是一种行动形式，他称其为“面子工作”。它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行动，而且是相互的。行动者在每一特定情境中争得面子或社会自我，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参加者合作完成一项仪式，维持情境现实的定义和谁是它的参加者。遵从和举止之间具有相互性。¹⁰这情境化的自我典型地被理想化了，或者至少通过展现而给出一个特殊印象；如果人们想全面地了解他/她的生活的话，它肯定不会表现一个人的自我可能是什么的全景。这种理想化是不可避免的。对戈夫曼来说，没有特殊的现实存在于情境之外，但只有情境链和情境前的准备（和情境后果）除外。

戈夫曼早期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日常生活阴暗面的探讨。这给许多社会学家以及公众留下的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专业的曝光者；其分析工作的涂尔干理论基础几乎没有了。但戈夫曼分析性地选择他的材料，使他的研究旨在说明日常生活的常规仪式是如何被执行，首要的是通过把它们跟其受制约或被违犯的情境做对比来说明的。因此戈夫曼主要依据的是他匿名在一所精神病院精神分裂病房所做的实地研究工作（Goffman 1961；这项研究也被用作了他后来说明仪式和面子工作的经验依据，见Goffman 1955和1956），所提出的观点是，一个人之所以被贴上患精神病的标签，是因为此人总是违犯仪式礼节的不很重要的标准。他进一步指出了一种有讽刺意味的事，即精神病患者被剥夺了后台的隐私性、情境性自我表现的支持，以及大部分其他的人们在通常情况下被允许显示他们良好的自我和他们能够参与对他人表示仪式性遵从的互惠性的资源。戈夫曼的研究策略像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即不是过多地说明人们为什么自杀，而是去揭示维持社会团结和赋予生活意义的常规情况。

用同样的风格，戈夫曼在其整个研究生涯中主要关注的是有效地开展仪式的问题。冷场和出错、窘态、表现外观的文饰、框架的打破，他研究的所有这些方面在于证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现实性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由精心锤炼的互动工作建构的。正是由于此原因，戈夫曼关注的是老练的越轨者。他研究了有信心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是与情境的脆弱性相协调的专家，而且他们的技术强调了常态结构的细节，这样他们才有利于去欺骗其受害者。他还分析了间谍和反间谍机构，因为这些是制造密谋和看穿常态印象的专家；当一个人知道秘密机构因较小细节会暴露时，正常表现的细枝末节就简化了（Goffman 1969）。戈夫曼这里的主题似乎异乎寻常地有冒险性，但他的结论是关于保持正常表现的极大压力和策划它们的困难；间谍和反间谍经常失败，是由于在呈现他们虚假的外表，同时又保证不会暴露时，处理高层的反思警惕性或自我意识层面的困难，所有这些都要求有正常表现。这里我们又看到，极端的事例突出表明了产生常态的机制。生活服从于大部分的常规仪式，因为这最容易做到，而如果你想做其他事情则困难重重。

戈夫曼因关于生活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看法而闻名：个体表现虚伪的面孔，他们以此想掌握优势权。生活是一场戏，行动者运用他们的后台，目的在于密谋他们如何在前台欺骗和控制其他人。的确，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中，戈夫曼为产业和职业社会学以及下列情况提供了大量素材：那些为了得到更高额的利润而欺骗顾客的商人们；那些在他们的经理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而监工不在时又磨洋工的工人们；那些假装完全了解工人们在做什么的经理们，他们实际躲在卫生间和餐厅里并锁着门，目的在于不被他人偶然或在想不到的情况下碰见。这些材料使戈夫曼与关于社会生活的冲突理论相一致，因此我通过这种联系去说明戈夫曼如何为达伦多夫的发布命令者与服从命令者之间的阶级冲突提供了微观基础（Collins 1975）。

我们怎样才能使戈夫曼的明显的两面性——马基雅弗利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涂尔干派——相一致呢？对戈夫曼来说，仪式需求是根本的：任何冲突、任何个体对优势的操纵必定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自私自利的行动只有在服从于仪式的要求下才是可能的。操纵是可能的，正是因为普通生活是情境的不断延续，这通过行动而被定义为社会实在，它对参与维持现实性印象的行动者和受众都有制约作用。发生在工厂中的阶级冲突这种日常现实——管理者设法使工人努力工作，而工人只是当他们礼节性地面对经理时才表现得毕恭毕敬——是一种戏剧表现；双方一般都知道此情境中什么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两者都容忍它，只要能保持尊重性的表现。¹¹寻求合作是情境性的表现，由此相冲突的利益会得到心照不宣的处理。

戈夫曼在谈论对面子工作的大胆利用时对此有清晰说明。个体有可能设立主宰性的情境，欺辱他人，取笑贬低他们，甚而把他们排斥在情境和群体之外。但是情境声望是给予那些遵守互动仪式的正常规范的人。成功的侮辱只是发生在预想到的对话行动时，带有双重意义，故在一个层面上它是适当的。¹²贬低他人而抬高自己是可以做到的，即当把正常互动秩序打乱的责任归咎于对方时，他们因为或者未能维护平稳秩序和做适当的回应，或者以爆发的恼怒完全打破了框架而蒙羞。这是戈夫曼的冲突模型：个人优势来自于对团结、遵从和情境礼节的规范仪式的控制。而且个体即便是自私自利的，然而也会对只有在社会情境下才可能有的东西感兴趣；个人性和自私自利也取向于社会建构性目标。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模型可被当作是一个关于人的社会举止的自我中心性谋划：一个人表现的脸面，就像人的衣裳，目的在于留下某一印象；这是一个印象管理模型。他的整个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个解释展开的。但戈夫曼的要点是，举止是参与者互惠互利的一部分，他们都对情境现实有所贡献。一个人重视自己的衣裳和打扮的样式（也许在某些情形下是一时兴的便衣），不仅仅是在其他人眼里留下高雅的印象；它也是对一个人尊敬的标志，向此人展现自己，表明他或她认为自己是值得去显示最佳自我的；这也是对情境尊敬的标志。即使大众文化发生转变之后，这个逻辑事实上仍然存在，因此拒绝传统的行为举止变成了属于社会运动的一个标志，或者是青年人的一个象征，或者是每个人模仿的时尚；对公众聚集的情境表示尊重的程度是由举止仪式来表达的，不管群体要求具体形式是什么。因此在21世纪之交必然的情况是，要求一个男人参加聚会时要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戴领带，这是一种不恭。

戈夫曼的整体理论模型经常是难以认清的。他发表的每项成果都围绕一个理论问题组织，他由此汇集了他自己的，通常是相当有创新性的微观经验资料。经常是这些资料的实质内容如此引人注目，结果其理论问题离开了人们的视阈。另外，戈夫曼所用的术语从一项成果到另一项成果也有所不同，看不出他做了哪些积累提炼工作。他明确参考涂尔干的仪式理论是在他的早期的那些文章中，以后就没有了。戈夫曼看起来一直是一位关于仪式、生活是剧场、管制机构、日常生活的生态学、博弈与策略、人类性格学（ethology）、现实建构框架以及其他主题的分析者。然而，戈夫曼的涂尔干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精神；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与这个立场相一致的，并做深入阐述，而在其整个生涯中，他拒绝承认他跟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和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冲突理论有所谓的相似性。¹³下面让我概要总结戈夫曼为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互动仪式模型提供的资料，用黑体字分为不同的类别，我后面很快会用到这个模型：

1.仪式发生在情境上共同在场的条件下。戈夫曼在具体说明人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产生互相影响的各种不同方式方面，是一位先驱。即使当人们在他所称的非专注互动中（Goffman 1963），也存在着心照不宣的监督，以确保不会出现任何反常或威胁；当出现这类情况时，它会迅速引起注意。相反，即使当一个人是单独露面，每当他或她有突然的或意想不到的举动时，会感觉有责任避免引起其他人的反应。因此当一个人忘记了某件事而必须一步步追忆时，自言自语是一个默示的信号，即看起来古怪的行为有一个正常的意义（参见“回应啼喊声”，Goffman 1981）。对他人淡忘了会采取心照不宣的互动工作：如注意调整注视的眼神接触、调整行进的步调，力争一致，包括从“客气的不关心”，到友好的相认，到前去搭讪，再到主动控制公共空间。更加复杂的心照不宣的关系发生在处于彼此互动范围的小群体之间：例如，一对夫妇公开地发出的一些关系信号，包括从牵手到形影不离，表明了就他们的关系表现而言，别人是不可亲近的（Goffman 1971）。

2.身体的共同在场通过变为专注性互动，就转变成了全方位的际遇。现在它成为相互关注的焦点，在强度和责任上还有变化。一个相当高度的全神贯注可由相互关注来说明，会话中的参加者感到有责任维护：“谈话为参加者创造了一个世界和实在，其中还有其他的参加者。共同自发地参与是一种神秘的联合（unio mystico），一种社会化的定势。我们必须认识到，会话有它自己的生命而且也有代表自己的要求。它是一个小的社会系统，具有自己的界限维护倾向”（Goffman 1967，113）。参加者被限定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并从一个话题平稳地转变到另一个。他们在压力下认真对待会话，也就是说使它跟至少是暂时认为的现实状况相一致。这是真实的，即使话题明显地框定在一些不真实的东西——笑话被放在一个幽默框架中分析；一个人自己的苦难和他人的令人不快的故事，被当作是一种适当的同情心和帮派情绪；成就被当做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意向。存在着关于共同意见的情境压力，使他人表明立场也有压力，然而只要情境上保持一致，是容许有所不同的。

可以肯定地说，其戏剧模型只是一个比喻，如戈夫曼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的结束语中所指出的。他进一步说：“这个报告……所关注的是社会际遇的结构——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实体的结构，当人们彼此有直接的身体在场就形成了际遇。在这个结构中关键因素是持有一个单一的情境定义。”（1959，254）戈夫曼跟符号互动论的用语“情境定义”——如W. I. 托马斯鲜明地指出的，此定义对其参加者来说使共享的实在结果成为了真实的——有共鸣。戈夫曼通过把它转变为微观互动仪式的术语，所增加的内容是其发生的机制，并强调指出：一次只有一个单一的情境实在定义。而且此定义需要积极努力去维护，保护它免受敌对定义的破坏。首要的是单一的关注焦点，它是针眼，互动仪式的力量和亮点必须通过它来体现。

在戈夫曼后来的著作，特别是《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1974）和《谈话形式》（Forms of Talk，1981）中，他描述了相当复杂的情境实在：围绕框架的框架、排练、列举、盘问、假装、演说、传播是非、表演者自曝内幕。这些表明了形成正式和非正式关系差异的微妙之处，这些关系发生在前台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后台。虽然术语是不同的，但戈夫曼实际上为这一基本模型增加了复杂性：情境是寻求合作的仪式，从中保持短暂的关注焦点，从而既给那些适当参与的人以尊重，也给情境现实以尊重，因为某事值得去认真对待。戈夫曼除了继续早期关于情境建构的麻烦和脆弱性研究外，他后来更多地说明复杂的情境，它们有更复杂的要求和脆弱性。

根本地，所有这些框架都是集中关注焦点的方式。这让我们联系到了戏剧模型。在其早期更简单的版本中，只有前台和后台。实际上前台是集中注意力的情境，把关注的人结合成某些公众；后台是休整的地方，以便能有效地开展有吸引力的工作。前台是仪式的表现；而后台，戈夫曼提醒我们，通常是这样，因为仪式——至少是复杂的仪式——不会自己呈现出来，必须去做充分的准备。在他后来的著作，譬如《框架分析》中，戈夫曼指出，在舞台中还会有舞台。¹⁴每当戏中有戏时，就有机会转换姿态，这样演员和观众能相当迅速地撤回后台准备下一场，或反之亦然。

3.保持社会团结有压力。仪式是连带性的；它们对整合施加压力，从而突出一个人是社会的成员。例如，戈夫曼明确区分了各种各样的团结，其中他提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是由不同的遵从仪式表现的。这些在时间和持续性方面，从简要的当面约定，到相识多年的朋友，到由不同亲密程度产生的责任。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团结之间也是有界限的，人们参与仪式既是为了保持一种所期望的关系，也是为了避免出现更进一层的关系（Goffman 1963，151-190）。

4.仪式尊重那些具有社会价值的东西，即涂尔干所称的神圣物。戈夫曼指出，它们是易变的和情境性的。在现代社会，其中首要的是个体自我，把它当作好像是小神一样供着，并回避日常生活的仪式（Goffman 1956/1967，232）。

5.当仪式礼节被打破时，在场的人会感到道德上不安，包括从温和幽默的嘲弄，到憎恶，再到最极端的情况，即贴上精神病的标签。仪式平衡可通过道歉得到修复，这属于会话中遵从仪式流程的一部分（Scott and Lyman 1968；Goffman 1971）。这是涂尔干关于罪行惩罚分析的日常解释，这不但被用来有效地阻止或革新罪犯（其效果也可能是幻想），而且可作为恢复社会秩序感的仪式（Durkheim 1895/1982）。戈夫曼指出，我们可以以小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