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中团结符号的创造

个人成员身份纽带与陌生人群的非个人符号之间的对比，在一个事件中可以观察得十分清楚：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在2001年9月11日被攻击倒塌。这一实例也表明了符号的动态性与突发性、符号传播的更深远层次，以及一旦被创造出来即被应用的性质。我的分析以9·11事件的纪录片为基础，片中有事件过程中现场消防队员和街头人群的镜头（Naudet and Naudet 2002）。

运用IR理论，很显然，对于在双子塔中或其附近的陌生人群而言，不是被毁的大厦本身成为了群体团结的符号，而消防队员成为了他们的符号；而对消防队员来说，被毁的大厦则成为他们的符号。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录像显示了在第一架飞机撞击大厦的瞬间和大厦倒塌时街上行人的表现。原来没有关注焦点的人群变成为一组或几组有关注焦点的人群——不是特别稠密，但是由十人或二十人组成的一群群人同时出现在屏幕上。浓烟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盯着同一个方向，发出惊叫，更紧密地靠在一起。他们最初所表现的情绪是诧异、惊奇、逐渐增加的震惊感。除共同的焦点之外，街头人群并没有太多的互动或会话。从戈夫曼式纽带标志的缺失来看，似乎只是因共同的事件将一群相互陌生的人聚集到一起。最初，他们只是被动的旁观者。后来，随着残骸遍布空中和建筑物开始倒塌，他们四处逃跑；他们的行动在人群中进一步蔓延；我们看到各处的人们沿着街道飞奔。离大厦最近的，或从建筑物中出来的许多人，都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表情。

该录像的大部分内容，并未显示出强烈表现的和社会沟通性的情感。甚至没有更多的恐惧表情。录像中有其中一座大厦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场景，他们从楼梯上走下来，穿过通向出口的大厅；他们看上去平静而有序，没有恐慌、混乱或拥挤。似乎人群的井然秩序稳定了传染性的情绪，并降低了恐慌的出现。（这是根据威廉·詹姆斯的情感理论得出的：奔跑使人恐慌，而一群人奔跑会使其成员更加恐慌。）

录像影片中唯一的恐惧表情偶尔会浮现在街道行人的脸上。仔细观察这些例子我们发现，这些都是身体彼此分离的个体，并不是那些紧紧靠在一起、相互交谈的人，而是身体分散在人群的边缘或分布在街道上比较稀疏的某一部分人群中。

比较一下我们在不同场合所看到的消防队员，如以前在消防站的常规行动中、在去往大厦途中的消防车上、在大厦的大厅中，以及最后返回到消防站的他们。影片中的消防队员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恐惧表情。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作为特殊情感的“勇敢”的表情；这只是在事件之后对其行为所做的解释。消防队员依据正常的程序，从事自己的工作。这是使其摆脱恐惧的原因，因为这让他们有事可做，而无法逃跑；而且他们正集体从事这项工作。在这个例子中，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至少最初并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会有异乎寻常的危险；也就是说，其中一个特别的困难是，大楼的第70层发生火灾，电梯也停止了工作，所以他们不得不爬楼梯接近火灾现场。但是，接近大火并且扑灭它，只是他们的正常工作。现场指挥部（录像中大多数消防队员所处的地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人会想到大楼有倒塌的危险，因为大火只是发生在很高的上层。甚至在灯光熄灭、电流关闭、残骸开始坠落，指挥官命令消防队员撤离之后，指挥官仍然平静地看着退出，没有匆忙，也没有惊慌。

也许有人会提出，消防队员在从事这类工作方面——面对大楼的火灾——是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建筑物一定偶尔会有坍塌的危险，但这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也许通常会考虑到灼伤或窒息的危险，但这些都是正常的危险，而且世贸中心建筑庞大的体积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不同的主观体验。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训练有素”本身并不能保证人们在压力情境下的表现；大量的证据表明，警察与军队的训练并不能防止相当多的战士在战场上由于恐惧而畏缩不前，或防止警察疯狂地、不适当地射击（Keegan 1977；Collins即将出版的著作）。

图2-6 成为英雄符号的纽约市消防队员（2001年9月14日）。

图2-7 第一座大厦倒塌时从世贸中心区逃跑到街道上的人群（2001年9月11日）。

“训练”并不是简单的学习问题；它首先是建立起群体的身份，在群体中集体性地完成技巧。保持集体身份是一种持续的活动，是一种IR链；而且这正是我们从消防队员的录像中所看到的。“勇气”是局外人认为消防队员所具有的，它是钱布利斯（Chambliss 1989）所谓的“卓越的平凡性”的一种形式——它是指精英职业成员的一种意识，即其所处的情境，如果不是对于局外人而是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是很常规的情形，他们在其中通过全身心地发挥技能，不为其他任何事情分散注意力，而完成其他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在这个例子中，他们没有为恐惧而分心；他们集体的关注焦点与其工作惯例将恐惧排除于他们的主要体验之外。IR理论可更进一步，认为卓越的平凡性是以群体参与、集体的关注焦点与情感为基础的，使彼此保持平静，并专注于常规的任务。在压力之下集体从事工作是其结果，而且它会反馈于群体的身份与团结。

录像中的大量迹象表明，消防队员在袭击事件前后均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在去往世贸中心大厦之前，制片人拍摄了该群体为期一个月的日常活动。他们集中对新试用的消防队员加入群体的训导，消防队员经历了一些适度磨炼的仪式，例如在消防站做一些单调枯燥的工作，并且当他们期待着第一次真正参与大楼的救火工作时，受到富有经验的队员的鼓舞。录像也显示了每天工作结束时群体的团结，他们返回消防站，互相拥抱，热烈地庆祝彼此能够活着回来。从后续的镜头中我们看到，消防队员把消防站看做自己的家；救灾之后他们更乐意返回这里聚在一起，而不是回到各自的家中。

与街道的人群相比，消防队员是一个高度专注、高度团结的群体，在共同完成困难任务的过程中引发出情感力量——不是炫耀的热情，而是EE的一种平静形式；而此时缺少关注焦点、缺乏团结的人群则表现出震惊，以及在少量的人群中的恐惧。消防队员已经具有的团结，通过在灾难中共同的工作经历得以再循环和增强，这恰是街道人群所缺乏的，后者没有事先的身份，只有对所看到的着火而后坍塌的大楼的短暂关注。他们缺乏社会的强烈支持，也缺乏动力去做出任何带有集体意义的事情。

然而，人群仍具备许多自然互动仪式的要素：身体聚集、相互关注的焦点、共享的情感。为何人群中的个体无法将共有的震惊与恐惧转化为团结呢？仪式是情感的转化器，能将消极情感转化为积极情感。人群中的成员都关注着正在燃烧与坍塌的大厦；为何大厦没有成为成员身份的符号呢？大厦代表了非常消极的体验，但它本身并非成为群体符号的障碍。基督教的符号十字架，是一个极端消极事件的象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它是在遭受了磨难的献祭仪式之后更加强大、取得胜利的符号。事实上，许多类似的事情在9·11大灾难之后浮现出来，在随后的几天和数月中，国民团结空前高涨。大厦燃烧与坍塌的画面在时间上只是一个短暂的事件，但在随后的几小时与几天中，它在电视与新闻影片中被录制，并重复播放。这一画面可以用来转化为符号，但是它没有——至少对于目击人群，包括那些当时在附近，以及通过大众媒体看到这一画面的人们而言，它并未实现这一转化。

在结构上来说，街道人群没有办法重新集结，共同形成一个群体。除了那些亲眼目击了灾难的人们，他们没有群体身份。然而，它本身也是一个群体，有模糊的界限，它的构成包括大厦里面的人、在附近街道上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不同了解程度的人，以及进一步包括那些通过大众媒体观看或收听到该事件的人，或者在该事件披露之前通过道听途说而了解情况的人。这一群体从未明确为一种身份。所能确定的是双重身份，其一是“纽约人”——一种包括该城市中每一个人的成员身份，即使其中大多数人并不比该城市之外的人更关注这一灾难；其二是“美国人”，作为攻击目标的国家单位。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人们开始展示兼有这两种身份的符号：帽子、T恤衫、有关纽约的其他标志，以及美国的旗帜。最重要的，将这些符号联系在一起的，是该事件主要的新兴符号：作为团结与勇气象征的消防队员。

不过，录像显示，消防队员无法按照旁观人群，以及后来的敬慕者的方式看待自己。在消防队员的自我认识中，他们失败了：他们并没有接近大火，也没有扑灭它，更没有从大火中抢救出任何人员。当他们返回消防站时，经过互相致意恢复了团结，但并没有胜利的感觉。坍塌的大楼对他们而言，是强烈的关注焦点；一个使其撤退的负面符号。他们表现出强烈的重回废墟的愿望，开始挖掘碎石寻找幸存者，他们有一种完成某项任务的使命感。他们通过在灾难中的工作，以试图控制灾难的符号方式，确定了其群体的身份。

挖掘废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仪式性行动。在破坏范围之内，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人生还的可能性。尽管这是一种幻想，并且经历这些情绪波动，行动本身使希望延续。录像显示了他们在挖掘废墟喊出“安静”时，集体注意力在瞬间得以增强；从表面看来，这是为了听见可能的幸存者，但它起到了集中群体注意力，赋予其更多集体能量的作用。起初他们迅速地移走破碎物，但在后来的片段中他们渐渐放慢了速度。最初的情感渐渐消失了。尽管如此，七个半星期以后（《纽约时报》，2001年11月3日），当出于更现实与实用的考虑，市长办公室宣布坍塌废墟停止消防队员自发、自愿的活动，以便重型机械清理时，在消防队员与强制执行终止命令的警察之间发生了一场情感的斗争。消防队员将坍塌废墟视作属于自己的圣地，当他们被排除在外时，做出强烈的愤慨反应。

两种仪式性行动发生在9·11事件中，一种经过运转成为另一种的符号素材。消防队员已经具备仪式团结与群体身份；但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甚至或许是在职业尊严感上遭受了挫折；所以他们把被毁的大楼当作为确定其集体参与的象征地点。他们的仪式就是返回坍塌废墟，寻找遇难尸体；因为该废墟毫无疑问只属于他们——他们是唯一被允许留在此处的人员——这强烈地肯定了他们居于该事件核心与情感中心的独有身份。

被动的目击人群，或是附近的，或是距离较远的，没有强烈的确立身份的组织基础；但其注意力从最初的关注点——大厦，转移到了消防队员及其符号行为上来。在倒塌后的几小时与前几天中，当消防队员从挖掘现场返回时，受到在街道两旁挥舞着美国国旗的人群列队欢迎。这些画面被媒体剪辑出来广泛传播，成为全国范围的符号。在录像中，消防队员说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像英雄——因为他们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完成任何事情，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是失败的。从其内心而言，在其主观体验上，他们对自己来说不是符号；他们视作符号的是自己身外的某种东西，是坍塌的大厦。²⁹

另一层次的社会现实是旁观者的体验。在将消防队员理解为英雄的过程中，人群关注的是那些有突出的情感能量、信心和目标的人；他们把这些人作为自己面对灾难时的集体团结的象征；通过用欢呼声而参与了他们的行动。他们也将几个符号标志联系在一起：美国国旗、纽约市的标志物，³⁰以及消防队员。这些符号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被不断地放在一起，如在规模浩大的集会上展现：不仅在警察的集会上，也在运动会、音乐会上展现。在这一点上，符号在自我强化的IRs链中传播循环；充满情感的符号的存在，在记忆中历久弥新，激发并推动着创造新的仪式集会；人群在这些仪式中的关注焦点为符号再次补充了能量，从而恢复了情感，使其为下一回合的使用做了准备。

图2-8 纽约市的消防队员与警察关于是否有权进入世贸中心废墟的问题发生对抗。消防队员为产生符号效应而身着全副装备，虽然在以前的救援工作中他们身穿的是临时的工作服（2001年11月2日）。

这些纪录片以及后续的事件报道，共同证明了IRs短期与长期效应的连续层次性。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有利的视角观察到原初的体验，即目击人群和参与行动的消防队员各自的观点。接下来是这些体验转化成符号；不同的参与者选择其见证的不同方面，将其作为情感回忆与群体团结的象征。其中首先是短暂的、情境的主体间性；其次是体验在另一种层序上的延续与重新创造，作为符号具体化的主体间性。然而，时间更久远，而且在所涉及的社会网络中距离更遥远的，是用新创造的符号在那些淡忘了最初体验的人之间的第二层序的循环。随着时间的久远，符号的反思性应用变得更加有人为设计性，越来越被呈现仪式的实用性所掩盖，日益卷入自我展现的政治活动和派系较量中，作为新的符号沉积在一层正常社会惯例中的旧符号之上。在更大的应用背景中，符号开始时所具有的情感强度逐渐降低，它们的生命，像所有符号一样，取决于那些能重新唤起它们的集会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