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跨文化契合路径
王思斌先生的研究较早触及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契合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很多元素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并非是对立的，相反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有效对话，彼此取长补短，从而促成先进专业文化的生成。[22]一方面，社会工作的很多知识、理论与方法是普适性的，具有跨文化的指导与实用价值。从本质上说，社会工作将“助人自助”视为自己的专业价值追求及工具性目标。其助人的对象是所有有需要的困难群体，他们不分肤色、文化、贵贱与性别。因此，不同的地域与文化都可以从社会工作的理论、价值与方法中汲取养分，从而建构适合自己具体社会情境与文化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生成始终离不开与世界多种先进文明不断对话与融合。西方学者罗素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也就是说每一次文化交流都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如中国文化在与佛学的交流过程中获得了极大发展。自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不可抗拒的冲击之下，中国遭遇了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的优越感被广泛否定，一大批文化精英矫枉过正猛烈地抨击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试图从西方寻求救国与强国之路，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激进变革与革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形成了很大打击。这个过程，从深层次上讲，也是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植入西方先进文明的过程。因此，社会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包含了中国人的问题，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建构与实践本身就是对世界意义社会工作的重要贡献。具体地说，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跨文化契合的基本路径主要是以下几种。
一 积极回应当下中国亟需处理的具体社会问题
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是为了回应西方国家社会变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个人与社会需求，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在英国工业革命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城市贫民，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生活也相当困难。发端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的慈善组织会社就是依靠“友善访问员”向贫困家庭提供物质救济和各种涉及生计、子女教育、选择经济实惠住房等方面的支持。而睦邻组织运动则是通过社区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助人目标，由单一的物质支持拓展到对服务对象的精神关怀和对其所居住社区的环境改造。社会工作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导致服务对象出现困境的不单是他们自身，帮助的方式也不应只是简单的物质帮助。社会工作者将触角伸到了服务对象所处的制度及社区环境，也将针对服务对象精神方面的帮助纳入施助范围。
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已然列居世界第二位，古人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人理应在经济快速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情况下进入“知礼节”和“知荣辱”的文明时代，但是，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实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当前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物化弥漫的中国，道德滑坡及诚信缺失已然成为远比官员腐败更为危险的问题。近期南京的彭宇、天津的许云鹤救人反被诬告案中，蛮不讲理的司法逻辑对传统的助人道德给予了粗暴否定；三鹿奶粉、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毒血旺、苏丹红、假烟假酒甚至假药等系列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沉重地宣告整个社会诚信缺失；广东佛山2岁小悦悦在马路上被两辆车碾过，18位路人选择了冷漠和见死不救，这样的道德滑坡无疑是对经济发达地区核心价值的严重拷问。自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迅速植入市场经济机制，带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变革。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成为世界焦点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价值多元、结构断裂、道德失衡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与问题，熟人社会在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迅速转型为陌生人社会。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多元社会主体和恢复社会主体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治权力的退让和市场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发展，从整体性社会中产生出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体，它们不仅拥有了以决策权为核心的自主性，而且在相对稳定的成长过程中也不断累积着自我资本。[23]自我资本的不断增长与积累正好印证了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悖论：一方面，市场经济信奉的“丛林法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并且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豪夺利润，根本不会去考虑社会效应与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契约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就是抽象的人格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人格的抽象化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必然形成“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完全有赖于社会信任机制，二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同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的发达是紧密相连的。[24]在西方社会学家韦伯眼里，传统中国就是一个缺少信用体系的大国。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信任，即缺乏契约信任和社会共同组织之间的信任，而倚重人际关系信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普遍获得了明显改善。然而，中国在创造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的同时，也滋生和繁衍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与老龄化问题、环境生态问题、性别平等问题、婚姻与家庭问题、医疗问题、社会管理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安全问题、信任问题等。一小部分占据公权力和垄断大量生产资料、累积巨大财富的人群率先暴富，却没能带动广大的劳动者共同富裕，而且在事实上挤压其他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成为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或者说充满幸福感的严重障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蛋糕”越做越大，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是所有人群分享“蛋糕”的机会却并非均等。反之，弱势人群在强势人群的炫富与挤压下失去了最低的生存能力与人格尊严。重视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解决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最佳方法就是积极回应当下中国亟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社会工作的实践性特点决定了其作为一种专业服务可以介入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或空间，社会工作可以在人们遭遇困难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开展专业服务。当人们遭遇生活、成长及工作等各种比较复杂的问题时，社会工作就可以介入其中帮助解决。在医疗领域，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与理念可以帮助患者有效连接医疗资源，建构新型的“生理—心理—社会”医疗模式。治疗之前的预防环节，可以在社区中宣传公共卫生政策及保健知识；治疗之中，可以优化配置医疗资源，建构和谐的医患关系，缓解患者各方压力；治疗之后，可以在社区康复及慢性病治疗上帮助建立患者与社区的良好关系。在教育领域，社会工作可以以帮助学生正常学习和健康成长为目的开展专业服务。针对问题学生的失常心理与行为问题可以实施治疗型学校社会工作模式，针对学生无法适应社会及家庭的急剧变迁产生的问题可以实施变迁型学校社会工作模式，针对学生—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脱节产生的问题可以实施社区—学校型社会工作模式。在儿童与青少年服务领域，社会工作可以对弃婴、流浪儿童、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受虐儿童开展社会救助和成长服务，对叛逆期的青少年开展心理辅导和成长指导，对行为偏差青少年开展行为修正服务。在老年人服务领域，社会工作可以在老年人机构内照顾、社区居家养老及家庭养老中发挥重大作用，尤其可以在老年人社会救助及福利，老年人发展与社会参与等多个领域进行专业介入。在城乡社区发展领域，社会工作可以在社区居民现状及需求调查、社区发展项目选择与实施、社区组织培育与动员、社区教育实施与社区归属感建立、社区居民骨干培养与社区融合推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农村反贫困和新农村建设、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等方面大有作为。在矫治服务领域，社会工作可以利用专业理念与方法对罪犯或有犯罪危险的人员进行危机干预、思想教育、法制宣传、心理辅导、行为矫正、社会适应等介入。矫治社会工作尤其在社区青少年罪犯挽救方面可以发挥独特功能。社会工作回应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领域还有很多，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还有妇女社会工作、婚姻家庭辅导与治疗、企业社会工作、军队社会工作、就业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康复服务等。在中国具体的处境下可以拓展为灾害社会工作、民族社会工作、文化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社会机构、志愿者队伍建设与管理等。有一些领域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近几十年中已经有了较好的实施与发展，如老年人社会服务与青少年成长服务等；有一些领域是在近几年中国社会的具体发展中不断拓展的，如从汶川大地震发展出来的灾害社会工作，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发展出来的志愿者服务等。可以预见，当社会工作在回应中国具体社会问题中发挥出重大作用的时候，就是中国老百姓认同社会工作专业的表现，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工作已然实现真正本土化。
二 深度挖掘与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优质资源
深度挖掘与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优质资源是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点。我们经常说，一个民族的复兴应该是与其文化复兴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文化复兴并非是要全盘复古，而是要培育中国文化的根基，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增进中华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集体认同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般指以儒释道三种学说为主的思想体系，其中还包含地方民族区域文化资源等多元性的文化传统。从中国人的人格境界生成及追求或文化修养来说，儒释道一直是多元对话和相辅相成的，正如杜甫（儒）、李白（道）和王维（释）可以在唐诗中相得益彰一样。一方面，儒释道学说与地方区域的文化资源相互渗透，各种因素相互整合、圆融；另一方面它们彼此又保持自身独特的差异性代代相传。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信条一直以来被很多人捧为为人处世的至高箴言，是中国人人格塑造的重要信条。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深邃的积极的文化资源，只有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增进中华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集体认同感，才能实现文化复兴，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及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也只有深度挖掘这些关乎于“仁”“爱”“和谐”“责任”“面子”“人情”“大同”“互助”等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才能对接西方社会工作崇尚的“尊重”“权利”“平等”“接纳”“保密”“个别化”等价值理念。
三 主动调整自己，融合中国现有的社会管理与社会福利制度体系
中国是一个民族、地域、阶层都很复杂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政治文化和独特社会组织方式的国家。传统中国将儒家意识形态作为各种权威合法性来源的基础，缙绅自治将官僚机构的功能向民间延伸，通过“家国同构”的基本社会格局将宗法家族组织和国家组织衔接起来，形成了权力主导的大一统社会结构。这种政治传统及历史意识和19世纪中期以来的救国图强理想相结合，使得建立强大的国家成为一种共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致力于建立“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基本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市场经济模式及全球化背景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诸多变迁，相互包容与对话的政治观念不断增强，但由于长期特定历史背景和自上而下改革路径的影响，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根本意义上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在很多领域，中国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单位制度，允许和鼓励个体与行业竞争。但又保留了举全国之力办大事的体制，即传统中国政治和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国家动员体制来整合资源。强国家就意味着强责任，国家力量没有放弃对市场和社会强有力的掌控，进而自觉地承担起强责任，绝大部分民众坚持有问题找国家或政府的思路，认为政府如果将责任推给社会或市场就是失职，从而倒逼政府承担责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每一次的行政体制改革都是因应经济体制变革的需要进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在经济管理领域日趋成熟的同时，在社会管理方面严重滞后，间接造成了政府在市场管理领域的职能上的“越位”和社会管理领域职能上的“缺位”。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权力高度集中，很多本应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社会事务都由行政权力来管理。一方面是政府深陷繁杂的基层民间事务无暇进行宏观政策层面的设计、监管与研究，社会管理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却是很多问题由于政府的提前介入使得一些小矛盾容易演化成大冲突，创造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更重要的是在政府的过度强势背景下公民与社会长期丧失了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形中，中国政府已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在最近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中，社会工作应该主动调整自己，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专业空间及定位自己的专业角色。
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中之所以得到较好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社会的“强社会—弱政府”关系模式使得社会工作很容易在民间寻找到更多资源。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发育比较早，他们往往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服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社会组织的类型主要包括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行业组织和基金会等，它们具有非盈利、公益性、互助性、自律性、民间性、专业性等特征。中国的社会资源尽管大部分掌控在政府及垄断阶层手里，但社会工作本土化同样可以在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底层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立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5]在社会福利领域，社会工作可以在城乡低保、社会救助、医疗保障输送体系中发挥作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存在相当多的领域有社会工作介入的空间。在就业领域，社会工作可以在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培训、职业辅导、与劳动管理部门及用人单位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涉及城乡社会保障的对象基本需求评估、入户访谈及资料信息建立、帮助困难群体实现脱贫和自我发展、及时足额将社会保障基金发放到受益群体手中、社会政策运行评估与调整建议等方面都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支持。
四 建构适合中国具体社会情境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
一般说来，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是以助人实践为核心的。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吸收并融合了社会科学甚至于自然科学中的不同理论与知识，同时也在专业实践中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概念及理论模式。因为社会工作直接面对人的问题与需要，其专业本质目的就是通过助人来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26]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不仅包含基于科学和实证的概念与理论，同时还包括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经验与技巧。特别是后者，作为主观知识主要依靠人们的日常故事及生活经验提炼出来的具体工作理念与技巧，其必定长期经受在地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的浸淫。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已经固化了困难群体寻求帮助的方式与期待，作为助人者的一方也秉承着诸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助人意愿及方式。譬如西方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更多涉及权利、制度、法制、平等的范畴，而中国则偏重于熟人、道德、责任、面子的考量。因此，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要将中国人习惯考量的这些指标纳入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使中国人在社会工作的具体受助中感受到一种贴切，一种自然，一种温暖。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也会显得得心应手和顺乎自然。
（一）吸收中国人关乎人与社会关系的知识传统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充满着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与界定，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由“仁”推导出来的“天下”担当。中国的“天下”情结是最高的社会担责，“天下”概念不仅是中华民族在形成初期血缘宗法制度下“家”的空间经验和伦理思想反映，也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民族统一体发展过程中对“世界”空间的认识和对普适思想价值的认同。[27]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尤其在意世代联系，崇尚祖先，重视用多种手段养育出色的孩子；中国人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相信不同的东西可以凝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一体”；中国人推崇“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社会关系及行为准则；反对以力压人，倡导以德服人等。这些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知识传统并非是虚拟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凝练出来的精髓。社会工作应在这些知识传统中更加准确地评估服务对象的具体问题及成因，同时采用更适切的专业方法去介入服务对象的具体需要，理解服务对象行为的文化处境与惯性。
（二）吸收中国人关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知识传统
罗素曾经讲过：“笛卡尔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28]西方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认为主客二分的。中国《易经》的思想却是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不能分割，即“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意思是说，一旦产生了人，就要由人来体现“天”的道理，人就对“天”有个责任，你不能随便地破坏“天”。道家也认为人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要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要享受大自然鬼斧神工带给人类的恩赐。明白了中国人关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知识传统，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较清晰地认识受助对象的问题及成因，同时对他们的需要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估。
（三）吸收中国人关乎人与人关系的知识传统
传统中国文化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不乏有一些非常完美或者完全处于对立面的经验。如正面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助人为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还有负面的如：先君子，后小人；无毒不丈夫；为达目标，不择手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影响最大的当数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中庸》有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在《郭店竹简》也有这样的阐述：“爱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意思是你爱自己的亲人爱到极点，这也只是爱。真正的仁爱应要推广到爱别人。也就是推己及彼。同时，儒家还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知识传统的实施更多是依靠自身道德约束与社会规范来完成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实施助人过程中合理吸收这些元素来疏导受助者的情绪，同时引导他们放弃反面的知识系统，转向正面的知识传统。
（四）吸收中国人关乎人与自己关系的知识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与道家都谈到了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儒家认为要“身心合一”，要修身。《郭店竹简》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你听到合乎道理的话，你就要反省自己，你要问问你自己是不是这样，自己能不能去按照它做。道家更是强调人的精神超越，《庄子》说：“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格形态，但不论如何差异，个体生命都终将流向宇宙大生命，并在那里相互交会和融通。儒与道，基本上构成了中国人关乎自己的人格两岸，也是中国人与自己知识系统的天与地。以儒家为土地，中国人可以在那里实践和完成自我；以道家为天空，中国人得以在那里翱翔，甚至超越。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强调的也同样是物质施助与精神慰藉两个基本层面，借由儒家的修身与道家的“齐物”可以让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处境中找到重要基点，并完成专业方法的植入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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