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省辛亥革命失败与军阀新贵之酿成[1]
奉省辛亥革命之短暂，几乎被世人所遗忘。奉省辛亥革命失败之惨痛，几乎被历史的记忆所不屑。然而这短暂的革命毕竟推动了社会形态划时代的变革，这惨烈的教训毕竟有助于民主进程的探索。
1907年，盛京（沈阳）改称奉天，并设奉天省。虽然作为清政权陪都或称留京的地位没有变，作为近300年的所谓“龙兴之地”的特殊统治政策没有变，但面对日、俄列强的逼索，面对民风日渐开放的要求，清末“新政”在奉省首先试验。奉省已处于社会渐变和动荡的前夜。
一 奉省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历经甲午、庚子、甲辰三次列强发动的侵略之后，奉省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即使如此，俄、日等列强仍忙着在东北确立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工人、农民沦为奴隶。1906年起，清政府在东北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推行的假维新的骗局愈来愈招致社会各界的不满。民族资本要发展，城乡人民要生存，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都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美国提出要修建新民—法库和锦州到瑗珲的铁路计划。日本也在取代沙俄占据南满铁路的同时，又将许诺日俄战后即行拆除的安奉铁路由窄轨改为标准轨。特别是“满铁”附属地分布于大中东站和重要地点，在攫取大量土地的同时，又非法驻军、行政、司法、警察、教育，建立“国中之国”。1909年，日本经营的抚顺、烟台（辽阳北）两煤矿共死伤正式工人612名，占在籍职工总数的19.1%[2]。至于任意克扣工资、打骂工人等事，也频频发生在外国资本家开设的银行、矿山及企业中间。
在所谓“新政”的实施过程中，行省及府厅州县普遍建立，将军及旗民二重制、盛京五部等名义上虽则取消，但清政府的专制正在强化，专管皇产的盛京内务府等也一直拖到1925年才始行撤废。军事上虽有新军编制、驻防，但旧军的数量及规模仍在新军之上，并已是东三省总督“有效”的统治支撑。经济上虽有奉天、安东（丹东）、营口等地商务总会的成立，也吸引了大批山东、直隶等省的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但由于就业不充分，大批饥民、乞丐遍及奉省城乡。文化教育方面，虽然早在1902年就创立了盛京大学堂，但经过甲辰日、俄两军破坏后迟迟未得恢复。虽然在1907年奉天一省的留日学生就达200余人[3]，但相对于近一千万的全省总人口来说亦不足挂齿。“新政”的另一“实惠”就是苛捐杂税的增加。1908年，《民报》刊《辽东义勇军檄文》揭露，清政府新增加的粮食、牲畜、盐、木、参等各税多达20余种。即此，城乡普遍积聚的反帝反清情绪正在酝酿着不间断的反抗斗争。
1906～1911年，奉天、铁岭、营口等地的酿酒、榨油、造纸等行业的工人，安东鸭绿江采木公司的工人等不断以怠工和逃跑的方式反抗雇主的剥削[4]。1905年，营口商人为响应在国内掀起的抵制美国货运动，决定与各地商会加强联络，彼此互助，并决定“查明美国所出之货，静候二月之后，美约不改，一律停销”[5]。
同时，营口、海城、凤凰厅（今凤城）、辽阳、宁远州（今兴城）等地不堪忍受沉重的租税负担，掀起数次抗租、抗捐斗争，仅辽阳一地抗捐群众即达3万余人[6]。营口农民竟以自缚请命的方式开展减捐斗争长达半年。凤凰厅鲍化南等率众闯入官署，绑走清丈员，并且要求减警捐、学捐。宁远州的乡民还喊出“驱巡警、免学堂”的口号。1910年夏，安东四区赵氏沟300余乡民奋起抢米，把奸商用以倒把的200余石米一抢而光。宽甸、庄河等地也相继发生抢米风潮，迫使粮商将存粮“尽数分给贫民”[7]。
这些普遍高涨的反帝反清斗争虽然多属自发性的，但若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实现有效汇合，那么清政府视为后院的东北，特别是奉省即有条件展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日俄战争期间，丁开嶂来辽东建立抗俄铁血会，张榕在抚顺建立关东自卫军，朱锡麟来奉天建立东亚义勇队。这三位留日学生提前归国之义举是20世纪奉省反帝斗争之发端。
同盟会成立后，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东三省受北部支部管辖。为加强东北的革命活动，同盟会1906年即派人到奉天。后又有宋教仁、廖仲恺、徐匡一、吴昆、徐镜心、蒋大同、商震等同盟会的领导或骨干前来东北工作。
1907年春，由宋教仁、白逾桓、吴昆等发起，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同盟会支部。
至1910年，奉天省当时的革命派，以同盟会同干为中心聚集了一批代表人物，如张榕、刘乾一、田亚赟、朱霁青、祁耿寰、郭斗升、段文祥、齐叙堂、宁武、杨大实、肖树军、张献廷、韩果、钱公来等。
还有一些虽未参加同盟会，但态度明朗的革命分子，如顾人宜、刘雍、赵中鹄、邵兆中、赵志刚、刘景双、顾振邦、顾人敏、王宪章、朴贯三、鲍化南、王云峰、王东海等。
一些教育等界人士虽属维新改良派，但也对革命持同情态度，如吴景濂、肖禄恩、李兰坡、李少白、王秉谦、佟兆元、李友兰、邴克主、金毓绂、孟宪章、刘铁梅、范先渠、秦献廷、郑子林、白永贞、柴佐泉等。
其他还有陆军协统兰天蔚，陆军统制张绍曾，教育工作者陈干，文学家刘艺舟，军人留学生彭家珍、范暑愚，留学生张继、何秀齐、左雨农、刘涤尘，陆军学校出身的黄丹忱、程起陆、方刚、范德宣、安静山、汪北海、方怀远、钱拯、李培基、崔振华（女）、张贯元、张璧、杨子厚、柳大年等[8]。
以上，人仅数十，不可谓多，但聚于奉天，牵动全省，涉及学界、军界和商界，倘能同心戮力，何愁打倒一个东三省总督？以上诸君，多数曾为奉省革命出力流汗，竟至喋血者，实乃奉省辛亥时期有影响人士之代表。
革命诸君云集奉天，首先以促进地方文教事业宣传革命思想。1906年，在奉天文会书院、两级师范学堂等地，《民报》《汉帜》《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刊物已开始传播。同年，奉天广宁（北镇）人朱霁青集资创办《刍报》，成为革命秘密刊物。1907年，赵中鹄在奉天创办《东三省民报》，徐镜心来奉天担任日本人出版的《盛京时报》的主笔，沈肝若出任《大中公报》的主笔。1909年，奉天又出现了《醒时白话报》。所有这些报刊或直接宣传革命和民主思想，或抨击清政府之腐败无能。
《刍报》在发刊词中即以朝鲜将亡为借鉴，唤醒国人，呼吁革命。《刍报》发布宣言，反对东北当局出卖主权，谋求对日借款的行径。《民报》发表的《辽东义勇军檄文》在揭露清政府统治东北的13条罪状后，宣布要“诛其淫后昏君，推倒专政，创立民国”[9]。革命党人、戏曲艺术家汪笑侬（满族）先生曾在大连演出《哭祖庙》，赵中鹄创作《潘公投海》等都在号召广大民众团结救国，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同盟会辽东支部“发展对象首先是教育界”[10]。蒋大同、商震、陈干等先后创办辽阳陆军小学、奉天劝学公所、商业专门学校、官话字母总塾等学校，借办学执教之机传播革命思想，壮大革命力量。
其次，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徐镜心、张继秘密结识奉天“马贼”杨二虎。1907年4月，宋教仁曾致信东三省36个“马贼”首领，称其“马军”“马侠”，号召其联合起来，投身革命。当日，“马贼”首领李逢春邀请宋教仁到大孤山面谈，表示拥护同盟会的领导。李逢春、金寿山还加入了同盟会，在注意“马贼”力量的同时，革命党“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11]。为此，孙谏声进入营口标学堂，彭家珍出任讲武堂兵营前队队官。商震考入第20镇随营学堂学习。1910年，新军中组织起“锦州武学研究会”“新民武学研究会”。号称“士官三杰”的新军教练处总办吴禄贞、第20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兰天蔚都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辽东支部的领导工作。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都是新军中的革命人物。
有资料证明，革命党曾有过在东北建立革命基地的打算，孙中山也曾有过去北方筹划起义的打算。白逾桓在碱场堡招兵，拟行起义，朱霁青领导蒙边光复军在艾格碻发动起义等都是这些计划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张淑秋、杨淑先、段泵范三位女将“时常奔走关内外做革命工作”[12]。她们既是北洋女师和奉天女师杰出的毕业生，也是积极投身革命的巾帼英雄。
1911年，武昌首义，奉省革命党人也积极响应，拟成立“关外革命军政府”，并推举吴禄贞为关外讨虏大都督（后经吴提议，由兰天蔚担任此职），张榕出任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任民政长。兰天蔚部的参谋长徐子俊等在“满铁附属地”日本天和旅馆中“设置秘密革命机关部”[13]。11月6日，兰天蔚布置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下台，拟派第二混成协占领总督府、军械局，以便实现奉天独立。
1911年11月17日，由张榕、徐镜心、张根仁、柳大年等发起，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以对抗由赵尔巽、袁金铠、张作霖等地方实力派把持的“奉天国民保守公会”。急进会创办机关刊物——《国民报》，并确定斗争目标，即“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14]，要“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15]。急进会的斗争主旨非常鲜明、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即奉省辛亥革命不只在于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集团，而是要建立民族联合的共和政体。会长张榕即是汉军八旗。其好友宝琨又是满族官僚世家出身，他们都为革命而牺牲。在省城之外，急进会派出大批骨干分赴各地，在辽阳、开原、昌图、法库、锦西、北镇等地举行过数次武装起义。
1911年11月20日，由“联合会”首领顾人宜、顾人邦兄弟率领武装民团起义，攻打清军巡防队据点李家卧龙，打响了东北地区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起义者首领“迭起奉天，与革命磋商”[16]，取得起义的成功。此间，杨大实、张壁领导数千武装也发动起义。11月27日，在庄河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庄河军政分府，顾人宜出任关东革命军第一军司令，张壁任参谋长。
1911年11月25日，商震、程起陆、祁耿寰等组织警察、学生、清军捕盗营部分士兵200余人拟举行高丽门外郭家店起义。11月26日，徐景清率学生30余人起义占领刘二堡，后队伍壮大至200余人，拟与高丽门义军联合攻打辽阳城。
1911年11月中旬，赵中鹄集合学生数百人，以药王山为据发动海城起义。
1911年11月26日，刘纯一、宁武、何秀斋等与凤凰厅“联合会”首领鲍化南发动起义，其中一部分投奔庄河义军。
此外还有段右军领导的昌图、开原起义，孙泽夫领导的铁岭起义，柳大年领导的宁远州回山子农民起义，丁开山领导的锦州、营口、新民等处的起义，舒天民等领导的盖平县万庄镇农民起义，祁耿寰领导的辽西起义等。
武昌起义后旬月之间，奉省革命党组织的起义牵制清军的勤王之计划，显示了广大民众心向共和的决心。
二 奉省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浅析
奉省革命党人致力于共和事业已有数年，其间产生的杰出代表人物也成百近千，也曾举事起义计划奉省独立，然而最后还是失败了。作为失败的标志：革命领导人兰天蔚被迫出走，张榕竟至被杀害。虽然在临死前仍怒斥清军：“咄，鼠辈胡无信至此，吾竟以守约死矣”[17]，但以其牺牲之日的1912年1月23日为标志，奉省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其他如奉天联合急进会的副会长张根仁和柳大年已身陷囹圄被押于省城监狱。革命党被杀、被关和被迫逃散，已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反抗。
特别是，张榕等被害是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之后。而2月18日，袁世凯命令东三省“下旗改历”[18]，3月15日赵尔巽又被任命为东三省都督。这奉省革命党的革命对象，由清廷命官、封疆大吏而又摇身一变为民国都督，不啻历史的大笑话！
当清军在奉天省城内“每夜分投烧抢惨杀，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陈尸累累，惨不忍观”[19]，当革命党人和群众惨遭杀害者“不下四百余人”[20]时，谁还能说奉省辛亥革命胜利了呢？
究其原因，除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革命党人尚不成熟等普遍性的原因之外，奉省辛亥革命的失败还有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和掣肘、革命谋略不当和决策失误等特殊性的原因。
日俄战后即盘踞在奉省的日本侵略势力，面对辛亥革命波及奉省，表面上宣布“恪守中立”[21]“严防中立”[22]，但又多次表示，如果革命危及他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他们就会出面干涉，甚至立即出兵。对此，奉省革命党人有所顾虑。张榕曾表示过：“以东省与日本关系甚密，未敢轻举之故而已。若能将日本态度辩明，则遽尔勃发，迅雷亦不暇掩耳也。”[23]当然，日本对设在“附属地”的秘密革命机关佯装不知，也可以允许日本洋行出售少量军火给革命党，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讨好，一种政治上的双保险。当这种表示在日本主办的报纸上披露以后，只能是同时给日本和清廷东三省总督送了颗定心丸。
兰天蔚在大连曾以关外大都督的名义向帝国主义列强照会，宣布“所有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对于外交各邦，重敦睦谊”[24]。兰率北伐军在辽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前还照会日本关东都督福岛，表示对日本在南满的一切权利和日侨的生命财产“自必尽力，以全保护之责”，保证“革命军如派兵员在中立地带登陆时，必先征求日本同意，在未征得日本同意前，决不派兵登陆”[25]。结果，北伐军只能在尖山子登陆，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为清军南下大开绿灯，所谓中立的承诺变成了日清联合绞杀革命党。
日本列强的伪装和强横，革命党领导人的畏首畏尾并未换来些许同情，而且从一开始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一厢情愿地把敌人当朋友！
辛亥革命爆发，日俄帝国主义列强即格外关注奉省事态的发展，他们表面表示“中立”，实则窥伺时机，亟欲乘乱或造乱以便宰割分肥。
1911年11月15日，营口成立地方保安会，其章程第15条规定：“对于本官及本邦人均得为名誉赞助员或赞成员，且令将此旨转示于在留邦人一体周知等云云。”[26]显然这话的前半句在于对日本在营侨民的一种希望，也是一种保护性用语，似在讨好日本，说是对日本领导及侨民，保安会是表示欢迎和感谢的，但后半句表明即或如此，日本领事下日喜平也给锦新营口道发出了这不温不火略有不满的照会。结果在回复中，确实表示了理应趋赵听命，自必随从遵照的奴才嘴脸。营口道不是革命党的主宰，但由于对日本领事的表态表明了镇压革命党的意向。
1911年11月30日，日本外务部致电赵尔巽，表示兰天蔚“如在我管辖地为政治运动，政府万不能承认，万一果有此事，当严重取缔”[27]。
1911年12月13日，日本“关东都督府”应奉天交涉司之要求，将在大连从事革命活动的辽阳革命党人徐景清驱逐上海，并为此发了280号公文[28]。同时，商震、左雨农、王福奇等亦在调查搜寻之列。
1912年2月26日，开原民军攻打县城与清巡防兵度战，因为日本守备队大队长山田、陆军步兵大尉小峰俊雄、警务署部长简井喜六等率队入城帮助清军作战，“地方得以安全”[29]。为此交涉司向日本驻奉总领事致函感谢。
1912年6月16日，在北大营兵变失败后，赵尔巽曾致电日本“关东都督”福岛，表示：“驭兵无术，愧对知交”，“此次仰赖阁下稳健之处置，奉天暴动，得速镇定”[30]。6月28日，赵在回复沙俄陆军协都统多步隆拉洛夫的函稿中也表示：“此次北营之变，扰及闾阎，要皆第一统驭无方所致。”[31]对兵变给俄侨居官商造成的“扰”表示要亲谐台前聊致歉意。
奉省辛亥革命曾遭受许多挫折，其中清东北当局与日、俄列强的勾结实为第一大挫折。对此，革命党人之不查实乃悲剧之肇因也。
谋略不当是奉省辛亥革命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革命党在奉省的斗争目标是谋独立，但谋略选择却是不流血的革命。从一开始，奉省革命党大多数“都主张不流血革命”[32]，并且“幻想赵尔巽自动交出政权”[33]。即使是成立了奉天联合急进会，仍然宣布要“以人道主义政治革命进行为宗旨”[34]。为此，身为总督府军事参赞的张榕毅然在吴景濂的陪同下在总督府与赵尔巽“密谈了三日”[35]，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急进会成立后又和张根仁前往总督府与赵尔巽进行谈判，要求“速悬白旗，以靖民心”[36]。身为新军协统的兰天蔚在主持革命党“驱赵”会议时，也特别强调“对赵不要给以任何为难和伤害”[37]。只是在革命党人的和平努力数次被赵尔巽断然拒绝之后，革命党人才转而下决心准备武装起义。此时，省城内清军巡防军数量已增加一倍，新军内革命党人骨干名单已外泄，赵尔巽也已与日、俄等驻奉外交官达成镇压革命的默契，加之革命党武装起义发动得并不充分，这样，等待奉省革命党人的只能是悲壮的历史惨剧了。
奉省革命党人对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缺乏警惕，认为他毕竟是汉族官吏，在民族革命中或可争取。殊不知，赵是汉军世家，自恃为边疆大员，且累受“皇恩”，他曾多次表白要迎接清帝东归，或派师勤王，或与大清共存亡。同时奉省革命党人对当时政界、军界要员也抱有天真的幻想。对袁金铠，竟吸收进急进会，于是革命活动的许多计划都被他直接泄露给总督府。对张作霖，张榕“仍抱有拉拢的幻想”[38]。最后，张榕即是应邀出席袁金铠在德义楼的饭局，惨死在张作霖部下于文甲的乱枪之下！
导致奉省辛亥革命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即是决策失误。决策失误既是领导者的成熟度缺欠，也是在革命的依靠对象、活动方式、环节布设等许多方面的失误表现。
奉省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吴禄贞，是湖北早期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曾与孙中山有过直接接触[39]，回国后率新军第六镇驻扎奉省，然而奉调进关后被刺杀于石家庄。张绍曾所率第20镇也已受命到长城以南大约80公里的永平去参加秋操[40]。不久，张又被解除军权。这样只有兰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仍留在奉省。虽然吴禄贞生前曾与张、兰两位将领共同发出通电，要求清政府在年内制定宪法，允许建立责任内阁[41]，但此时变成一纸空文。而且也正是这一通电才导致清廷以南调的名义分割吴、张、兰，又采取手段暗杀吴，撤废张，孤立了兰。然而此时的兰天蔚与奉省革命党的其他负责人直至武昌起义后的11月6日才召开会议，起草逼走赵尔巽的计划。尽管是一个“温和”的独立计划也为赵所不容，兰天蔚反被赵所逼走，携洋3万，带骑兵随员20人乘“南满”列车夜走大连了。
奉省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革命的依靠力量选择失当。多年的革命主力只是少数新军领导和部分青年军官、青年学生和少量青年官吏。这些人多有留学的经历、高涨的革命热情。但在活动的早期多以“马贼”“联庄会”、清军巡防营、警察为依靠对象，成果是有的，但多是分散而不集中，参加者也多患得患失，从根本上说反而迟滞了革命。
对于奉省而言，工人罢工、农民抗租、市民抢粮的斗争曾多发于城乡各地，革命党对此给予组织、指导，若真的落实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思想去发动民众，形成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革命之火是大有希望的。少数人空忙，“上层人物”与人民相脱离，革命焉有不败之理？这正如毛泽东所言：“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42]
三 奉系军阀新贵之酿成
奉军的称谓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元年（1875年）稍后。其时，左宝贵受命整顿盛京军制，编练奉军，其含义多为奉天地方之军，即如湘军、淮军相近，乃为地域之军之分野。辛亥后又渐有奉军之称谓，不过是专指张作霖所统之军队。清时奉军主要为地方之官军，辛亥以后奉军则主要为张作霖私家军而已。私家军聚集相当武力，并以此为手段追逐政治、军事、经济等集团利益，即为军阀。奉省有军阀始于张作霖。张作霖能成为军阀实得益于镇压奉省革命。因此可认定，奉省辛亥革命的失败酿成了军阀新贵。
扩充军事实力是奉系军阀新贵的一贯做法。辛亥革命前的1909年，奉天省巡防营务处督办张锡蛮下令全省“建立前、后、左、右、中五路巡防队，约40营”[43]，当时张作霖为前路统领（旅长），驻防洮南；后路统领吴俊升，驻防辽源、通辽一带；左路统领冯德麟，驻防北镇、黑山；右路统领马龙潭，驻防凤城；中路统领金道坚，驻防奉天、铁岭[44]。不过，前此一年，张作霖以剿匪路遥和机动性需要，原辖5营中有3营为骑兵。随即又以剿匪任务过重为由，新编2营骑兵，总兵力已达7营，共3500余人。
1911年10月，张作霖得到张景惠、张作相等密报，得知省城处于新军控制之下，新上任的总督赵尔巽有调巡防营入省的想法。加之总督府秘书长袁金铠的私函，要求张抓紧时机入省保督。于是，张作霖先率500骑兵星夜驰来省城密扎大北关一带。在取得赵尔巽首肯，张作霖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其全路人马在参谋长依钦保的率领下已尽数入省。旋即撤换中路统领，由张作霖统管中、前两路，兵力达15营，共5000余人，成为最新最强的军事实力派。
挤进省政中枢是奉系军阀新贵扩大影响的着力点。1911年5月，赵尔巽取代锡良成为东三省总督。张作霖很想把老上司的回任作为自己由驻边剿匪改为进省参政的机会。他曾给赵有电报：“现在边防尚不吃紧，仰恳宪恩，随时檄调，或全路开拔进剿，祗候示遵。”[45]对此，赵认为张是想调离比较荒凉的辽北而且还夹着其他目的，因此加以拒绝。但赵也表示，以东省全局而论，洮南系最为重要之地，幸赖阁下坐镇，北顾无忧。还说：“他时遇有重任，再当奉烦。”[46]显然，张作霖这是碰了一次软钉子。
武昌赵义后，虽然新军第六镇和第20镇之一部已调离奉省，但第二混成协仍驻省城北大营。1911年11月上旬，兰天蔚等在协统部开会，拟定起义事宜。兰天蔚被公推为关外讨虏大都督兼总司令，又确定革命军南路协领为顾人宜、北路为祁耿寰、东路邵兆中、西路朱霁青、中路宁武。这种以省城为中心，四方大发动的计划被窃知后，赵尔巽惶恐不安。
赵尔巽下令戒严，密令广布侦探刺探情报防止起义，在听到第二混成协一营长李际春的告密之后，更感到无可靠重兵的紧迫。赵曾召集省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头子袁金铠及地方士绅开会，表示不得已要出走入关。不料，袁却跪向赵，声泪俱下地说：“我袁某在大帅面前敢以身家性命担保，要重用防营统领张作霖，其人机警，而且愿效忠大帅，请大帅当机立断，传见张统领。”[47]又说：“张作霖系土匪出身，头脑简单，公但待以优遇，勉以忠义，必能出力。”[48]赵不知这是策划好的表演，拉起袁说可先传令张统领入府一见，但驻地甚远恐远水解不了近渴。袁再次下跪，表示已先令张作霖候令门外。赵亦转忧为喜，并补办了调动张作霖部入省的军令。
入省后，张作霖以军事和政治两手打压革命党，并以镇压革命党换取清王朝的信任。在保皇有功的背景下，张作霖被擢为副将、关外练兵大臣和第24镇统制。
1911年11月12日下午，省咨议局召开各界自治团体代表大会，革命党拟借机驱赵。在赵尔巽尚未讲完话时，革命党人赵中鹄立即打断他的话，要求宣布东三省独立，要求响应武昌起义。赵尔巽不敢答应，又无法拒绝，神情狼狈，全场一片紧张。此时张作霖走上讲台，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拍：“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49]环顾四周，张之部下汤玉麟等均取出手枪，怒目而视。这种军事流氓行径吓得在场的革命党人不敢再说话了。赵尔巽反利用此机宣布“保安会”成立。张榕只在其中被象征性地安排为参谋部的副职。此后，奉省形势逆转。
1911年11月28日，赵尔巽发出派王永江到辽阳镇压革命党的札文[50]。此前于11月25日已派史纪常去辽阳镇压起义，后终由张作霖部下孙烈臣部将辽阳高丽门、刘二堡等义军剿灭。1912年3月，还是孙烈臣部受命于张作霖在瓦房店与顾人宜之民军接仗，并“击获毙匪6名，割取耳级，生擒会匪宋士礼、王永珍二名，造成民事死伤四五十名”[51]。其他如复州、海城、盖平、铁岭等地的义举或民军都由张作霖部派兵直接镇压。在抚顺、通化东边地区和新民、黑山、锦州辽西地区，张作霖也派部协助与马龙潭、潘矩楹等大杀革命党。
1912年1月23日晚，张作霖派于文甲带兵暗杀了张榕并抄没其家；派汤玉麟抄收宝琨家宅并将其乱刀砍死于楼下；派全寿山率兵枪杀了田玉赟……同时张根仁、柳大年等被捕下狱。6月16日，当北大营官兵之一部武装哗变试图攻占省城时，张作霖亲自上阵，率部在大北门、小北门坚守两昼夜，竟至冲出城门一路追杀变兵。
辛亥前，奉省尚无一支这样的军队，敢为一人之命狂悖于天下。辛亥后，巡防营的中前两路则唯张作霖之命是从，成为控制奉省的军事实力派。为此，赵尔巽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感到尾大不掉。但奉系军阀之新贵确是在此时酿成了。
奉省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天下事无中立也，不进则退”[52]。奉天党人幻想的不流血的革命竟至喋血，而且这鲜血染红了张作霖军阀新贵的红顶子。当然，奉省辛亥革命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仍不失为东北近代革命史上闪光的一页。最重要的是，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1] 原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收于文集。
[2] 佟东主编《中国东北史》第五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第444页。
[3]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19页。
[4]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第3页。
[5]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27页。
[6]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档·税务署档》。
[7]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三联书店，1957，第531～532页。
[8] 龚世萍：《爱国志士宁武》，辽宁人民版社，1944，第111～112页。
[9]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357～361页。
[10]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37页。
[11] 张本政等：《辛亥革命在东北》，《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12]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45页。
[13]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62页。
[14] 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143页。
[15]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6]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六日。
[17] 张志强：《沈阳城市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第148页。
[18] 徐凤晨：《中国同盟会在东北的三次活动略述》，《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19]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三联书店，1957，第397～398页。
[20] 孙克复：《“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辛亥革命在辽宁的失败》，《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21] 张恩博：《辛亥革命前后俄国的对华政策》，《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22] 高晶：《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对华政策》，载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1，第274页。
[23]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四日。
[24]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三联书店，1957，第396页。
[25] 张本政等：《辛亥革命在东北的几个问题》，载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1，第201页。
[26] 辽宁省档案馆：《营口县公署档》。
[27]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司档》。
[28]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司档》。
[29]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司档》。
[30]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
[31]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
[32]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46页。
[33]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99页。
[34]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99页。
[35]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98页。
[36] 张本政：《辛亥革命在东北》，《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37]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546页。
[38]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第603页。
[39] 皮明庥：《武昌首义——中部开花的“内爆型”革命》，《湖北日报》1981年10月16日。
[40] 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英文），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5，第311～312页。
[41] 王魁喜等：《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63，第211～212页。
[42]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16页。
[43] 〔日〕都筑七郎：《马贼列传》，第277页。
[44] 张德良等：《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第5页。
[45]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档》，第12179号。
[46] 常诚：《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第24页。
[47]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46页。
[48] 赵夏山：《我所知道的袁金铠》（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存稿）。
[49] 王铁汉：《张雨亭先生掌握东三省军政权的经过》，《传记文学》（台湾）第5卷第3期，第31～34页。
[50]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税务监督署档》。
[51]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
[52] 张丹、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