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教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术意义”

尽管前一节只是侧重梳理了近40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主要著作，未能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宗教哲学研究全貌，但此种主要成果展示已足以给人留下这样一点强烈印象：改革开放后，宗教哲学研究不但在中国学术界得以迅速重建、长足发展，而且其学术著作的数量之多、分量之重，视野之广、思维之活跃、理论之深入等，均使这一分支在中国宗教学界占有首要地位。

上述强烈印象并非笔者个人独有，正如海内外专业人士明显感受到的那样，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后，起初筹划宗教学重建工作的专家学者大多“出身哲学”，统领宗教研究领域的学术前辈大多“出身哲学”，迄今出版的那些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也大多出自“哲学型的宗教专家”之手。从改革开放后宗教学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创建情况来看，也可证实以上印象或感受。1982年，中国国立大学史上的第一个宗教学本科专业，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创办的；此后国内重点大学陆续开办的多个宗教学专业也都设在哲学院系，再往后数所国内重点高校相继创建的宗教学系还是依托于哲学院系。

关于上述学术背景和学科建制状况，似可满足于这样一种历史的解释：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学科分类目录里，宗教研究（后称宗教学）一直是作为二级学科而被列于哲学之下。近些年来虽然不断有专家学者提议，鉴于国际学术界已把宗教学看作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我国学术研究主管部门也应该尽快将其升格为一级学科，但此种建议只是部分地被采纳了，即在国家级和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评审工作中已把宗教学单列出来了，而仍未将其正式定为一级学科。同时鉴于宗教学具有显著的交叉性或跨学科性，不少海内外中青年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宗教学界不应偏重于哲学和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尚需大力加强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诸多宗教研究方向，像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等。持此看法的年轻学者，将这些研究方向统称为“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甚至认为此类“实证性的宗教研究”较之“思辨性的宗教哲学”更为可行、更为先进。

在笔者看来，上述“历史的解释”和“时兴的看法”自然都是不无道理的，但值得深思之处在于：前述“历史的解释”是否尚停留于“表面的史实”，而没能深刻说明中国宗教学界何以长期重视宗教哲学的历史原因呢？同样，前述“时兴的看法”是否也未曾沉思过这一历史原因呢？以上铺垫说明显得有些长了。归结起来，这一小节之所以题为“宗教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术意义’”，就是想和读者一起探讨：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背景下，宗教哲学研究到底具有何种“特殊的重要意义”？

按照笔者的切身体会，我国的宗教哲学研究之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显得非常活跃，十分重要，的确是有其更久远、更深刻、也更复杂的历史原因的，即可以溯因于中国文化、思想及其学术传统。让我们先从关于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一个总体性判断谈起。

如果我们说中国文化史上那些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历来就十分重视宗教哲学思考，即一向致力于对宗教现象做出哲学的反思和理性的解释，这个大体判断想必不会失之偏颇，因为远到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和荀子等，近至章炳麟、谭嗣同、孙中山、梁启超和康有为等，大多对宗教现象做过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沉思；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宗教研究里，像蔡元培、胡适、熊十力、汤用彤、梁漱溟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更是发挥了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者都无法取代的思想影响。由此来看，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伊始，宗教学界里一批“出身哲学”的前辈学者，像任继愈、黄心川、汤一介、卿希泰、吕大吉、方立天、楼宇烈、杜继文、金宜久、牟钟鉴等便倾力于宗教哲学研究，同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哲学院系相继创办了宗教学专业和宗教学系，可以说是继承发扬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深厚学统，证实了在中国文化、思想及其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宗教哲学研究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现实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中国历代思想家会十分重视宗教哲学思考呢？而承接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之深厚学统的宗教哲学研究，自改革开放后为什么又会形成中国大陆宗教学界的鲜明特色，并发挥引领性的重要作用呢？这里的问题要追究起来，显然说来话长，难以详细解答。所以，我们还是提纲挈领，接着“中国文化和思想史的深厚学统”这个关键话题，看看能否在研讨思路上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创建人之一冯友兰先生那里得到一些启发。

哲学在中国文明里所占据的地位，一向可跟宗教在其他诸多文明里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一向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所关注。从前，只要一个人接受教育，首先传授给他的就是哲学。儿童一入学，首先要教他们念《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书》曾是新儒家哲学的最重要的读本。有的时候，小孩子刚开始认字，就让他们来念一种教材，这就是有名的《三字经》……这本书实际上是个识字课本，它的头一句话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1]

这段引文是冯友兰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简史》的开场白。该书原为英文版，是依照冯先生1946—1947学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从时间上推断，该书可以说是中国学者首次应邀在西方大学系统地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记录。从此学术背景来阅读这部名著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一位中国学者初次向西方听众来讲解中国哲学史时，冯先生一开口想说的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源流的中国古典哲学，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教育和学术传统里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阐明中国哲学的重要地位时，是相比于“宗教”在其他文明里的重要地位而言的。

冯先生的上述见解，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特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创建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北大学派”，均有重要影响。张岱年先生所著《国学要义》里，专有一篇来探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而其第一个小标题就点明“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张先生就此解说如下：

文化的范围很广，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风俗等等。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等等莫不受哲学思想的引导和影响。^[2]

用时下通俗的说法，张先生的上述解释是“很中国化的”，即颇有中国特色地阐明了哲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及其根本影响。同样的理解与阐释也见于汤一介先生晚年的论著，但在下引这段较长的文字里，汤先生也让我们思考“中国哲学学科”的形成过程与发展问题：

文化有种种定义，但无论如何文化包含哲学，就一定意义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对一种文化的深层了解离不开去把握或揭示其哲学的内涵。我们要了解中华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哲学。但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都是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现在中外学者的大多数不会再说中国没有哲学，也大都认为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在两三百年前并非如此。从西方说，黑格尔曾提出中国甚至东方没有哲学的看法……但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在中国确实是没有“哲学”（philosophy）一词。“哲学”一词最早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1848—1905）将这一名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如果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可以说西方哲学传入之前，在中国还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史学”“文学”等等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而“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包含在“经学”“子学”等之中来进行的……在中国把哲学自觉地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大体上说是在20世纪初。研究20世纪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哲学相对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特点等等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3]

笔者作为北大出身的后学，对前述几位老师的立场与观点深表认同，即我们的学术研究确要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哲学”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传统中所具有的根基地位及其深层影响，而且我们今天仍应主要以“哲学的立场、理论与方法”来致力宗教研究，因为这一学术思路是合乎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传统的。

经过以上引证与点评，让我们再回到冯先生的英文名著《中国哲学简史》，接着来看他在该书第一小节——“哲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里所做的主要解释。鉴于“哲学”和“宗教”两个概念的多义性或歧义性，冯先生首先表明了他自己的看法。

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关于人生的系统性的、反思性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还没死，便处于人生。但是，能对人生加以反思性的思想的人并不多见，而其反思性的思想又具有系统性的人就更少见了。作为一个哲学家，是必须“哲学化的”，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加以反思性的思想，然后系统地表述他的思想。

宗教也与人生相关。各大宗教的核心内容里均有一种哲学。事实上，各大宗教不外是一种哲学加上某些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4]

正是按照上述看法，冯先生一再强调，儒家思想并非宗教，而是一种哲学。他指出，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了儒家思想，就以为儒家思想也是一种宗教；其实，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的确，《四书》曾是“中国人的圣经”，但《四书》里并没有创世纪，也没有提到天堂或地狱。^[5]而现在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了，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一向很少关心宗教。譬如，布德（Derk Bodde）教授就撰文指出，对中国人来说，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并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最吸引人的一部分；为中国文明奠定精神基础的并非宗教，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的伦理；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文明在根本上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主要文明，因为在那些文明里都是由教会寺庙和教士僧侣来扮演统治角色的。

为进一步论证上述观点，冯先生回应了下列一连串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竟会如此呢？假若“超越现世”（the craving for what is beyond the present actual world）并非人类的先天欲求之一，为什么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生活中竟会成为最重要、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呢？假若不否认“超越现世”是人类的先天欲求之一，为什么中国人竟会例外呢？如果说中国文明的精神基础在于伦理而非宗教，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没有意识到“那些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观念”呢？

对于上列问题，我愿回答如下：“超越现世”是人类的先天欲求之一，而就这一规则来说，中国人民并非例外。他们之所以一向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一直非常关心哲学。他们之所以不属于“宗教的”，是因为他们属于“哲学的”。他们靠哲学满足了自己超越于现世的欲求；他们也用哲学表达了自己所赏识的“超道德的价值”（the super-moral values），而且他们遵循哲学来生活，也体验到了这些“超道德的价值”。^[6]

尽管冯先生的上述言论发表于半个多世纪以前，或许其中的有些说法，尤其是关于宗教的简单定义，已不能为当今学者所认同，但总的来看，他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刻把握和精辟阐释，至今仍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传统的主旨要义不失理论导向意义，并可继续引导我们反省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学术传统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差异。

说到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学术传统的重大差异，我们可接着冯先生的前述思路来参照傅乐安先生的研究心得。傅乐安先生（1930—2002年）是我国著名的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专家，在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专著《托马斯·阿奎那传》里，他一下笔就发表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议论，不过跟冯先生的前述授课对象不一样，他是对中国读者来说的，是从西方的学术传统说起的：

在基督教世界的学术领域里，神学为学问之最，神学支配着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学问，哲学融合于神学，哲学与神学常常浑为一体。基督教的学者因而常常把神学与哲学合并为一个学科，简称为“神哲学”，借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特性。^[7]

如果将以上两位先生的说法相互参照，恰好能起到互补的启发作用。冯先生的精辟见解可把我们的思路引向“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特点”，特别是“学术传统的重中之重”，而傅先生的研究心得则可使我们由“西方传统学术之最”想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综合这两位先生给我们的启发，或许可以这么来看：正因为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史上从未出现过某种宗教及其神学“一统天下”或“登峰造极”的局面，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源流的中国传统哲学又在整个文化、思想和学术活动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哲学思维方式”才会成为中国学者认识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和宗教传统，并与它们进行比较与对话的一条“深层渠道”或“根本途径”；反之亦然，外来的文化或宗教要与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学术传统进行交流与对话，也非得深入哲学的层面，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入中国的历史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这一节的概要研讨表明，宗教哲学之于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背景确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在当今的国情下应当如何推进并深化宗教哲学研究呢？笔者以为，至少有这样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是不可忽视的：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哲学思想研究，批判借鉴国际宗教哲学界的先进学术成果，深入阐发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宗教文化传统的丰富思想资源；只有将这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立足中国国情，跨入国际学术前沿，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哲学体系。下面，笔者略陈己见，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