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军工复合体研究文献来源
在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数据范畴，这些数据表明国防承包商在联邦政策允许下的各种活动和税收情况，包括政府关系和基本公司数据、联邦和地方相关政策等，具体如下：
公司国防合同的范围，特别是研发方面；主要国防生产和工作地区；承包商使用政府所有的厂房和设备情况；公司的分包商及其工作地区；公司和主要联邦机构人员流动情况；公司对国会候选人的选举捐献情况；公司在贸易协会和顾问委员会中的参与情况；公司为政府高官建设的娱乐设施情况；广告和草根动员情况；有问题的销售。
建立起一个合理全面的信息数据有助于甄别政府关系，本书主要从各种公共资源中搜集数据：媒体报道的公司活动、公司年度报告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披露的信息、从国会图书馆到国防部等各种联邦机构提供的数据。
公司的财务信息来自股东的年度报告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政府合同的信息来自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了对比一个地区的产品，有时不得不合并公司、国防部和媒体的数据。这些信息来源渠道都非常正规，比如商业资源、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专著等，这些信息渠道包括会计、法律顾问、广告机构、银行等。从以上渠道搜集一个公司合同的历史，再加上媒体和出版社的档案使军工企业数据更加准确、翔实。公司使用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厂房设备数据来自各个军种保留的年度文件。合同研发和开支数据依靠的是美国国防部合同信息。
公司委员会信息来自一些公司的自传、公司代理声明和经过详细调查的公司历史。公司拥有的国防部合同信息来自国防部。人员流动信息依靠政府严格的年度审查报告，这些人从国防部或国家航空航天局流动到国防承包商，反之亦然。国防部在年度报告中提到一小部分，国家航空航天局有时候也愿意用邮件把报告全文发给研究者。政治行动委员会信息的收集来自华盛顿的联邦竞选委员会（FEC）。国会关键成员和公司工厂所在选区候选人的数据来自《国会明录》（The Congressional Directory）和《美国政治年鉴》（The 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
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信息来源多元。每个季度的《国会记录》（The Congressional Record）和《国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会提供一系列的说客档案材料，包括顾客的名字、收入与开支。媒体有时候也讨论国防承包商在华盛顿的活动。华盛顿代表也提供进一步的信息。顾问委员会的数据来自三个方面：小组委员会准备的三个连续年度成员资格数据报告，参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Senate 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1979年中止）的财务与管理报告，美国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关于顾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委员会年度报告。
娱乐活动的数据主要来自媒体报道、报告和国防生产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Defense Production）的听证会。有问题的海外报酬信息主要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披露和新闻报道。随着国防合同跨地域的扩展，草根网络对这些公司的政府关系战略至关重要，但这些数据很难获得。国防承包商没有系统地公布，国防部的数据也少得可怜。但可以从有关于草根运动的新闻报道以及后来他人研究成果中获得一些，还有众议院商业、消费和货币事务小组委员会（House Subcommittee on Commerce,Consumer and Monetary Affairs）会披露的一些公司信息。
依据各部分内容不同，本书各部分选取冷战时期不同阶段及不同公司的内容加以论证，有时书中不同部分内容和数据会不同，但都来自冷战期间前100名国防承包商及其公司业务和活动。比如，在政治部分本书选出了8个国防部依赖的和主要合同来自政府的公司。外交部分选取16个公司论证国防承包商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关系。这些公司与国防部的关系是共生的（symbiotic）：不仅国防部在重要国防合同中依赖这些承包商，而且这些承包商在公司大批业务上也依赖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等。
将各种数据信息分解成各种合适的类型：合同数据、合同历史、研发、董事、人员流动、政治行动委员会、贸易协会和顾问委员会、娱乐设施和有问题的报酬。每个系列数据代表一个问题领域。
二 军工复合体研究现状
（一）国外文献综述
美国对军工复合体的关注和研究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笔者找到专门研究军工复合体的著作有五十余部，论文数千篇。作者涉及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记者、小说家，甚至还有物理学家。内容涉及军工复合体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外交等各个层面。这些研究既有理论研究也有现实研究，既有体系层次研究，也有次体系的问题领域研究。理论研究多从利益集团、国家理论和多元主义等角度分析其弊端，现实研究多是从各个问题领域寻找军工复合体对美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就提出了不当军事影响的范围。在一个参议院调查军需工业的前夕，罗斯福总统很直白地讲，军备竞赛是“一个巨大威胁……除了全国人民共识行动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约束那些企业家的活动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商人们”。[2]与此同时，国会成立以杰拉德·P.奈为首的委员会开始调查“一战”以来的军工关系。
杰拉德·P.奈委员会反对的范围包括“一战”的经济动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采购计划和工业动员计划，揭露了正在兴起的“军工复合体”的动力。例如，1917年美国驻英国大使告诉威尔逊总统，“维护我国优越的贸易地位和摆脱恐慌的唯一道路就是对德宣战”[3]。杰拉德·P.奈委员会清楚地指出，工业化战争为国家创造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了赢得现代化战争，甚至准备一场现代化战争，这会侵蚀公与私和民用与军事机构间的界限，[4]以军事采购为轴心形成了一个社会各界参与的完整利益链条。此外，杰拉德·P.奈委员会还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人事网络。杰拉德·P.奈委员会指出，“一战”经济动员带来巨大浪费，造成战后通货膨胀、债务和经济权力的集中。经过杰拉德·P.奈委员会的调查后，全国都对这个战争政治经济复合体有了更多的了解。
除了政治层面关注外，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许多学术著作研究此问题。其中非常受欢迎的有达文波特（Davenport）的《扎哈罗夫，战争的高级牧师》[5]，恩格尔布雷希特（Engelbrecht）、哈尼根（Haneghen）的《商人之死》[6]和塞尔（Selde）的《铁、血和利润》。[7]这三本书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的军工关系，不过主要着眼点集中在军事部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引起人们强烈关注和展开全面研究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此之前，虽然担忧没有消除，但冷战的紧张局势没有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从1945年以后一直持续了至少10年，而此时保守分子正在用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对总统的长期疑虑制度化，左派关于国内“战争贩子”的不安论调此时主要集中在武装力量身上。哈罗德·拉斯韦尔的概念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其正式称谓是“军事监狱国家”（garrison-prison state）和“军事警察国家”（garrison-police state）。[8]类似的称谓和担忧充斥于大量的评论和文章中，他们悲叹国防权势集团逐渐上升的威望，拥有公众和国会以及高层决策中的影响力。“军队正在长出他们的牙齿”,1947年汉森·鲍德温坚称，“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他们的目标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绝对的战备，这个目标使国家走向军事化，最终破产和毁灭。”[9]5年后，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认为对民主最大的威胁在于“那些慢慢渗透进政府并扩大其权力的军事集团”。[10]
20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后美国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急剧上升的军费再次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批评。马修·约瑟夫森在《民族》（Na tion）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即是这种变化的反应，引领了对这种利益结合的谴责。随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成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权威。米尔斯断言，“二战”后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军事领导已经渗透到企业和政治小集团的上层，这些小集团一直主导着美国社会。“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很大部分是军事资本主义。”[11]
自1956年以后，尤其是1961年艾森豪威尔发出著名的警告后，关注这个问题和认为这种利益结合对和平构成威胁的出版物稳定增长。当然，艾森豪威尔的论述与米尔斯不同，艾森豪威尔忽视了复合体的政府层面，很大程度上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但很多人都是直接依据米尔斯的说法，包括弗雷德·G.库克的《战争国家》，欧文·苏奥的《美国超级促进器：极右和军工复合体》、维克托·珀洛（Victor Perlo）的《军国主义与工业：核时代的军队暴利》[12]、马库斯·拉斯金的《国家安全国家》[13]、胡安·博施的《五角大楼主义》（Pentagonism）[14]、理查德·J.巴尼特的《死亡经济》[15]、默里·韦登鲍姆的《防务空间复合体》[16]。这些著作认为美国的政治、军事和工业利益正在共谋长久制造危机，其主体是“复合体”，这是冷战情境下的产物。相关描述反映了人们对这三方结合的恐惧。
相比这些著作表现出的精英主义和激进，其他著作更加平和一些，然而同样受困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合作”：朱丽叶斯·杜沙的《武器、金钱和政治》、H.L.尼布格的《科学的名义》、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家》《如何控制军事》和拉尔夫·拉普的《武器文化》。[17]尼布格写道：“近三十年来军事需求支配了国家资源，在军事优先下政治和经济权力得到强化。最初紧急情况下的制度通过既得利益的阴谋被常规化……所谓的军工复合体不仅是个阴谋，而且还是这种历史趋势的高潮。这是现代公共生活的事实，它正在吞噬我们社会的核心，减少真正的经济和社会成长潜力，削弱民主多元主义的根基。”[18]
多元主义者也已经认识到军工复合体的危险，但认为它主要来源于社会的一个部分。例如，阿瑟·施莱辛格在其《信心危机：美国的理想、权力和暴力》中明显攻击的是“武士阶级”（warrior class）。[19]还有很多学者接受战争国家的描述，但他们认为这只是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个或另一个领导集团。比如杰克·雷蒙德在《五角大楼的权力》中就担忧华盛顿的“民间军国主义者”,[20]而约翰·斯沃姆利在《军事权势集团》中更怀疑军事自身，[21]特里斯特姆·科芬在《武装社会：现代美国的军国主义》中和G.威廉·多姆霍夫（G.William Domhoff）在《谁统治美国？》中认为将军们已经增补（co-opted）为企业财团（corporate rich）。[22]
此外，有些批评同意军工复合体仅仅在“学术”或“科学”或“劳工”因素内得到了扩展，[23]这是弥补艾森豪威尔告别警告中缺失的部分，并推动其向反美国社会方向前进。这在诸如马克·皮里萨克和托马斯·海登的文章《存在保卫和平的军工复合体吗？》和佚名的《来自铁山的报告：和平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中给予了详细的阐述。[24]同时还有几位乐观的自由人士，例如肯尼斯·博尔丁，这位经济学家认为裁军能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战争工业的私人部门以任何方式主导了国防决定”。[25]而那些数量颇多的保守主义者们承认军工联系存在，但否认它们联姻，并认为这些关系是“国家生存的基本要素”。[26]甚至还有作者认为，在冷战与苏联的对抗中军工复合体是国际进步的表现。[27]
总体来看，从冷战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末，军工复合体成为人们警觉和批判的对象，人们从各个问题领域对其进行攻击。研究的主要着眼点集中在概念的界定、军工复合体的起源与演化、军工复合体理论和事实的澄清。换句话说，焦点集中在军工复合体的问题领域。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人们认为军工复合体将美国带入战争的边缘。同时人们在寻求解决之道，有人提倡用多元主义，有人认为用其他利益集团进行平衡，等等。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越战带来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军工复合体更加重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有些著作也更加理性，并且研究更多侧重于对政治及经济体系层面的影响，同时更加重视对细节的研究，比如军工复合体的运行网络、“军工研”的结合等，不过总的基调还是以批判为主。这期间有三本比较详细的论文集。
亚当·亚蒙林斯克的《权势集团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论述了军事权势集团的崛起及其范围和规模，军事权势集团在联邦行政部门、国会以及军工产业的影响，军事权势集团在国内的公众关系网络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军事权势集团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种族、技术研发和社会价值观等诸多层面的作用和影响。亚蒙林斯克认为军事权势集团是与美国政府相结合的美国社会最大的制度性复合体，其他政府机构与它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存在得更持久，其影响几乎渗透进美国的每个社区。这个复合体影响来自其庞大的规模及与其他重要公共部门的关系网络。最后作者认为，“如果美国想要避免变成一个军事化社会，公众及其代表们就必须在反革命和叛乱、战争与和平这些核心政治议题上拥有最终决定权”。[28]
卡罗尔·W.珀塞尔主编的《军工复合体》论文集侧重军工复合体的理论和事实、起源和演化。以军工复合体是否存在及理由为出发点，阐述了军工复合体产生的根源及其演化历程，进而揭示军工复合体的网络关系及其对安全和种族的影响，最后评估军工复合体，寻求控制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办法。珀塞尔认为军工复合体仅仅是自由企业国家的一个特殊侧面，其根源追溯到进步时代的改革和新政。“国内的福利和国外的冷战两大政策相互交织是其产生的温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问题必须得到研究并希望得到解决。”[29]
第三本是萨姆·C.萨克森主编的《军工复合体：再评估》，这本论文集主要集中在概念的澄清和实证研究上。除了军工间的联系外，这本论文集还探讨了在可选择战略和军控领域军事的潜在作用。其作者对军工复合体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也不同意军事权势集团对美国社会影响的判断，他们认为很难获得确切的数据来理解军工之间的联系及其在国内外的各种活动。不过这些作者还是批评了军工复合体。最后作者认为，“总之，复合体及其对美国的渗透不仅需要来自具体事物层面的批评，更要有来自政治体系属性的批评”。[30]
此外，还有一本关于军工复合体文件汇编性质的集子，即赫伯特·I.席勒和约瑟夫·D.菲利普斯主编的《超国家：解读军工复合体》。[31]书中汇编了有关军工复合体的国会记录和总统演讲及关键书籍的片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本杰明·弗兰克林·库林在其主编的《战争、商业与美国社会：军工复合体的历史视角》中从历史发展的不同角度分析和解读了军工复合体。[32]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军工复合体政治关系研究的经典著作是戈登·亚当斯的《国防合同的政治：铁三角》。这本书是目前研究军工复合体“铁三角”关系的权威著作，书中详细揭示了军工复合体国会议员、行政机构安全部门官员与军工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作者还对军工复合体对美国联邦政治和地方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最后作者认为，“经过数十年，国防‘铁三角’已经演变成一个紧密而又近亲繁殖的团体，垄断了有关国家安全及其所需武器系统的争论”。[33]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易斯丁内在《军工复合体：一种历史观点》中认为要从美国历史中去理解军工复合体理论。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战时动员的结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阶段、前工业阶段到工业阶段的过渡和工业阶段。作者认为“二战”促使军工复合体成熟，并经多年发展形成了“在社会中追求一个正式的、公认的、稳定的行为习惯制度”，同时军工复合体又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军队、商业和政府的互动为国家提供了战争的原动力。[34]怀斯和罗斯著的《无形政府》以中央情报局（CIA）为例挑战了多元主义的民主秩序无权力中心的命题，作者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实践与美国政策目标矛盾；中央情报局倾向于支持保守和反对改革的政府；中央情报局具有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的危险倾向，1960年中央情报局运用U-2侦察机干预美苏首脑会谈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作者最终认为这个无形政府相对有形政府来说还构不成实质性威胁，“还在国会和行政机构的掌握控制下”。[35]
1974年查理·奥尔雷德·坎农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政治中的军工复合体》认为军工复合体概念涵盖五个部分：分别是拥有公共利益的松散集团；官僚结构；一群权力精英；统治阶级的工具；现代美国社会拥有共同价值、信仰和制度特色的一体模式。[36]论文分析了军工复合体与国会、公众、政府和反破坏力量的关系。理查德·K.贝茨的《士兵、政治家和冷战危机》分析了冷战期间使用武力决策军事建议及其影响。[37]马克思·L.斯塔克豪斯的《墓地的伦理：军工复合体随笔和对公正和平的探索》[38]分析了军工复合体各种概念的得失，随后进一步指出军工复合体不仅是对政党政治的回应，更是对大政府的恐惧。不过作者只注重逻辑分析不注重研究，提出很多问题但都没有给出答案，而且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倾向。
此外，斯蒂芬·罗森主编的《测试军工复合体理论》[39]、西德尼·伦斯的《军工复合体》[40]、鲍姆加特纳和约翰·斯坦利（John Stanley）的《孤独的武士：军工复合体案例》[41]、詹姆斯·L.克罗特费尔特的《美国政治中的军事》[42]、约翰·C.多诺万（John C.Donovan）的《冷战卫士：决策精英》（the Cold Warriors: A Policy-Making Elite）[43]等对军事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给予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表现出对美国政治体系挑战的担忧。而与军工复合体政治相关的论文浩如烟海，本书不一一介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军工复合体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非常多，几乎涵盖经济各个方面，研究得也比较透彻。持消极态度的主要有：福克斯·J.罗纳德（Fox J.Ronald）的《武装中的美国：美国如何买武器》，本书以武器买卖的全过程为线索勾勒出了美国军工复合体利益链条上的各个角色和关系以及对美国的影响，结论是这个武器购买体系是“管理无效，生产浪费”的，“需要重构这个体系”[44]。安·马库森和乔尔·尤德金在《剖析冷战经济》中分析了冷战导致了以美国军工复合体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它们在航天、通信和电子等特定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重塑了美国经济版图，为地方和国家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军事大规模开支难以为继。当遇到军事开支缩减时，与国防有关的承包商、国会选区议员、国防工厂所在地区的工人等都会受到影响并诉诸国会或行政部门要求停止或减缓这种削减。这个过程的循环将造成“潜在的毁灭”[45]。国防得关键经济部门并不适合经济竞争，只有通过削减国防预算和重新规划国家资源才能解决，这又是政治家忌讳的地方，其结果就是美国的相对优势日益集中在武器系统及其高科技衍生品上。最后作者建议，在21世纪，美国必须对基本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进行大胆的革新，为此联邦政府必须起到领导作用，与各种利益集团密切合作，动员必要的各种资源。
詹姆斯·L.克莱顿在《冷战的经济影响：资料和解读》中认为军工复合体是冷战的遗产。在作者看来，冷战创造了一个有赖于意识形态冲突产生恐惧而形成的庞大世界工业。“军工权势集团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并且迅速改变了我们经济的基本结构……毫无疑问军工复合体的崛起把经济推向了一个新高峰，但是利益分配却不均衡……政治、工业和大学等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断推高国防开支，而更多的无权无势者只是付出辛勤的劳作。”[46]罗伯特·W.德格拉斯的《军事扩张，经济衰落：美国经济成就中的军事开支影响》指出军事过度扩张会影响美国经济正常运行。作者认为里根政府的军备重建严重损害了美国应对挑战的能力，失去了国外市场，削弱了世界上的技术领先地位。“美国肯定能承受为自己的安全付出任何代价，但同时像许多国家一样，美国必须对军事和非军事消费加以限制。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保证在未来经济中我们拥有充足的剩余力量来投资。”[47]
持积极看法的有安·马库森（Ann Markusen）和彼得·霍尔（Peter Hall）合著的《武器带的崛起：军事重塑了美国工业版图》对战后美国经济版图变迁中的军事工业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叙述。作者认为冷战期间美国经济版图的重塑和变迁与美国军事工业的变迁紧密相关。“二战和冷战期间，军事开支已经成为经济繁荣与衰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所有新兴工业和一系列依赖国防的公司都与新的主管军事部门——国防部紧密相关。”[48]格雷戈里·麦克尔·胡克斯在《塑造中的军工复合体：二战的波托马克战斗》一书中挑战了传统以社会为中心解释军工复合体的理论，这种传统理论认为，国防工业只是一个消费性行业，不是一个产出行业。胡克斯认为，航天和电子工业案例证据表明，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国家与企业关系。“冷战军事霸权推动着美国政府在与私人企业关系上超越了‘盈亏平衡点’（tipping point）。战后美国发展部门的规划不仅关注战略政策，还关注科技发展、就业和贸易平衡。”[49]国防部门的积极规划没有削弱民用产业中垄断部门的自治权和利益，冷战中国防部成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调控工具。
默顿·J.佩克和弗雷德里克·M.谢勒合著的《武器采购过程：一种经济分析》中也同样运用经济学方法通过武器采购过程分析武器采购链条上各种经济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书中作者分析了武器采购过程的非市场特色、工业结构、经济标准和相互关系等方面。最后作者认为由于武器采购过程中技术的独特性和战略环境因素，其参与者必然被迫创造出新的机构和实践，结果形成新的政府与商业关系。“这就是社会学家一直诟病的制度滞后，然而这种调整和创新过程仍然是一个重要部分。如果经济需要技术快速更新换代，那么武器采购过程可能是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理念的源泉。”[50]托马斯·凯利在《通向军工复合体之路：国防与联邦高速公路》中揭示了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国防高速公路产生的巨大影响。为了冷战需要，军事大大影响了美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石油、橡胶等行业的发展，这都成为军工复合体发展的组成部分。[51]
此外，肯尼思·R.迈耶（Kenneth R.Mayer）在《国防合同的政治经济学》中分析了武器采购过程中国会的影响和作用。作者认为国会在武器采购过程中的政治战略大同小异，这种政治战略包括战略性合同的分配，拥有政治行动委员会充足资金支持的地区和谨慎及时的合同奖励。这种政治战略是获得联邦机构注意力的有效手段，但若缺少公众支持，这种手段也会打折扣。[52]还有约翰·弗朗西斯·戈戈尔的《军工公司：实际理论和模式》等有关军工复合体对经济影响和作用的著作和论文，从各个问题领域对其进行了论述。
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科技的影响一般都归结到对经济影响里面，在上述很多著作里面都体现了对科技的影响，但也有几本专门论述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科技影响的著作。斯图尔特·W.莱斯莉在《冷战与美国科技：在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军工研复合体》中以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为例，对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科技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列举了声波、核、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进行实证分析。作者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两所学校与国防的关系对比中得出结论，认为国防资金促进了与国防相关领域科技的巨大发展，但同时也干扰和主导了美国的学术自由。[53]梅里特·罗·史密斯主编的《军事企业与技术变迁：美国经验的视角》以美国为例分析了战争与技术之间的演化关系。认为战争和技术两者在历史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又有所不同。[54]此外，还有大卫·迪克森的《科学的新政治》[55]等。
有关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外交影响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斯蒂芬·阿奇博尔德·科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军工复合体与外交政策》。科布运用数学模式分析了国防开支在参众两院的投票记录得出结论，认为两者有一定的关系。[56]此外，亚当·亚蒙林斯克的《权势集团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部分章节对军工复合体对外交的影响有过阐述和分析。
除了以上著作外，与军工复合体相关的著作和论文有数千篇之多。其中有戈登·亚当斯的《消除军事次政府》[57]、伊茨哈科·加努尔的《政府秘密：交易、仲裁者和中间人》[58]、马克·皮里萨克和托马斯·海登的《妨碍和平的军工复合体存在吗？多元体系下的共识和权力抵消》[59]等对军工复合体进了行分析和介绍。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军工复合体的研究不是太多。研究对象基本都集中在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影响上，也有关注与国防经济的关系。在研究层次上，目前国内还没有有关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专著，有几篇硕士学位论文和一些学者的学术论文。具体来说，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刘恩东在《军工复合体与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分析了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机制和动因。作者认为集团利益是军工复合体影响外交的根本动机，其影响途径为“旋转门”。军工复合体成为美国推行其地缘战略的有效工具，也是巩固美国国防基础、保持技术优势的有效载体。[60]同样研究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的还有吉林大学硕士李春梅，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军工复合体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分析了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影响的动因和方式。[61]其他学术性论文有《美国军工—思想库复合体与小布什对外政策》[62]等。
复旦大学硕士章节根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美国军工复合体与美国的军控政策》中分析了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作者指出，利益驱动是军工复合体积极参与和影响军控政策的主要原因。[63]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桑红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当代美国军事经济与军事霸权的关系：兼论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中指出了军事经济与军事霸权间的关系，并对军工复合体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军工利益集团对美国军事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影响，论述了美国军事霸权与军事经济形成的机制和利益基础。[64]厦门大学硕士韩宇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冷战时期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科学发展的影响》中分析了军工复合体形成、发展及其运行方式，指出美苏争霸是军工复合体影响科学发展的推动原因，并指出军工复合体影响科学发展的三个部门：联邦政府、工业和大学。[65]
国内还有学者关注过美国国防工业转轨对军工复合体影响和新经济发展中军工产业的作用等，如章嘉琳的《变化中的美国经济》[66]和佟福全的《新经济：美国经济长久不衰之奥秘》[67]等。
文章有《美国军工产业发展与加工业转移的主要做法及启示》[68]。还有文章集中在介绍军工复合体历史或现状，分析其影响和在美国霸权中的作用等。如《美国军工集团与中美关系》分析了军工复合体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69]《美国霸权战略与军工、石油垄断财团利益》分析指出小布什政府的21世纪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不是反恐产物，而是军工和石油集团追求经济利益推动美国战略变化的产物。[70]类似的还有《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工业的重组、发展及其影响》[71]《军工产业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7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中的军工“铁三角”》[73]《美国军工综合体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74]等，都对军工复合体作了不同程度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