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口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人的一切活动都会对社会生产产生影响。不同的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变动和就业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经济活动必须适应人口变动规律，促进二者协调变动。根据中国—东盟10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基本状况，进一步考察人口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提出二者不相适应、不相协调之处，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促进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 人口自然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落后国家社会总需求增加
中国与东盟10国人口增长率虽不断下降，但人口规模仍不断扩大，尤其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近几年人口增长率仍超过1.2%，高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人口净增长量相对较大。在既定的社会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下，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会稀释人均财富，影响生活水平提高，尤其对发展较为滞后的国家影响更为明显，如2017年，老挝人口规模与新加坡相当，但人均GNI仅是新加坡的4.16%，柬埔寨人口总量是新加坡的3倍，但人均GNI却仅占新加坡的2.26%，菲律宾人口总量1.033亿，但人均GNI仅占新加坡的6.71%。由此看来，人口增加并不直接带来经济增长，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过大人口规模会带来人口压力，造成社会总需求增加，若不及时、合理地解决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就会造成资源紧缺、环境破坏，阻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二）少儿人口不断减少，“少子化”问题初现
从世界发展经验看，“少子化”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导致一系列严重社会后果。中国与东盟10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均不断下降，尤其中国、新加坡和泰国，2017年该值已降至20%以下，比世界平均值分别低了8.264、10.959和8.622个百分点。预计到2050年，上述三国该值将分别跌至13.98%、10.98% 和12.99%，届时文莱也将降至15.67%，四国“少子化”问题将更加严重。“少子化”直接影响教育、医疗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学校生源急剧减少、相关产业被迫转型，引起一系列社会连锁效应。从长远看，“少子化”必然带来人口结构失衡、规模缩减，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短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完善，国家适龄兵役减少，老年人口赡养义务转移至社会和国家，造成代际传递断裂，必须统筹多方资源逐渐消减“少子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三）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1.老年人口数量庞大
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分别于1999年、2002年、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三国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12.922%、11.373%和10.641%。到21世纪中叶，三国老年人口比重分别达33.59%、28.99%和26.30%，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共计3.8亿，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老年人口总量的78.77%，老年人口数量十分庞大。其余大部分国家虽进入老龄化时间较晚，但无一例外将在2040年前全部进入。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储蓄与消费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最直接的就是养老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劳动力资源短缺问题，在“少子化”“老龄化”共同作用下，老龄化国家需不断调整社会经济制度、引进人才，以此消减人口老龄化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和泰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差距甚远，人均GNI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每单位人口仅以不足新加坡五分之一的收入来应对同时期养老、医疗问题，若不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很可能跌入“未富先老”困境，将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2.人口抚养负担不断加重
不同年龄结构类型决定了人口抚养侧重点不同。一方面，中国、新加坡和泰国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人口老龄化影响将日益严重，老年人口抚养压力主要集中于养老、医疗，迫切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同时，老年人口增多，会改变本国消费与储蓄结构，进而影响社会投资。另一方面，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2017年该值超过55%，由于老年人口较少，被抚养人群主要集中于少年儿童，本国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和婚姻等方面压力较大，且年轻人社会需求更为多元化，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更为强烈，同时到21世纪三四十年代，上述三国进入老龄化后，较高的社会抚养负担将面临总抚养比压力过大难题，而且该趋势不可逆转。
（四）人口红利未得到充分开发
1.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但人口效率偏低
目前，东盟大部分国家处于成年型人口类型，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和文莱，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持续增长至2020—2030年左右，然后开始下降，逐渐减小，届时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继消减。但老挝和菲律宾在205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优势仍继续保持。2017年，以上各国老年人口比重仍低于6%，人口抚养负担不断下降，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的优势一并构成人口红利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落后国家人口效率偏低，劳动年龄人口经济产出较低。除马来西亚和文莱每单位劳动力创造的GDP分别是世界平均的1.6倍和2.5倍左右外，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每单位劳动力创造的GDP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7.95%、27.75%、32.57%、18.2%和50.55%，尤其柬埔寨，单位劳动力仅创造6254美元产出，劳动力资源优势不凸显，造成人口红利极大浪费。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会在一定时期后消退，若以上各国未有效提高劳动人口生产效率，待进入老龄化阶段，经济与人口的双重压力将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2.人口素质偏低，影响人口红利实现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甚至延续至2050年左右。但老挝、缅甸和柬埔寨高等教育入学率均低于20%，分别比入学率最高的泰国低了31.95、35.33和35.77个百分点，差距十分明显。同时，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三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5.2年、4.7年和4.7年，比新加坡分别少6.4年、6.9年、6.9年，这三国均是东盟区域内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虽然正处于人口红利期，但高素质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有限，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同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人口素质普遍偏低，不仅严重阻碍了人口效率提高，而且极大影响了科学技术革新和生产效率提高，是对人口红利期的浪费和闲置，若不及时调整和改革，势必造成人口压力，影响社会经济和人口长远发展。
二 人口社会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人口效率低
中国与东盟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虽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但部分国家就业人口效率却不容乐观，新加坡1单位劳动力创造的GDP，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则分别需要25单位、23单位和15单位才能完成。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次产业结构虽不断调整，但产业布局仍不合理，仅工业增加值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28.2%、19.5%、26.7%和18.1%，比世界平均值分别高出24.4、15.7、22.9和14.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42.3%、48%、41.6%和45.5%，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26.8、21.1、27.5和23.6个百分点。可见，以上国家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高，第二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服务业发展十分滞后，对GDP贡献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每单位就业人口创造社会财富低于1万美元，就业人口劳动效率低下。由于本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大量囤积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总额有限，致使国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根本改善。
（二）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分布不合理，农业人口亟待转移
当前，中国与东盟各国农业就业人员逐渐减少，工业就业人口变化相对较小，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显著增加，总体变化趋势与世界平均水平一致。其中，中国、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和菲律宾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仍在进行，就业人口结构与世界平均水平一致，呈现“三、一、二”模式，农业就业人员不断转移向工业和服务业。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就业人口结构则属于“一、三、二”模式，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分别是79%、43.2%和42.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9.9、14.1和13.7个百分点，农业增加值较低，仍有大量就业人口囤积于农业，尤其老挝，近80%的农业就业人口仅创造了不到20%的社会总产值。因此，如不及时实现第一产业内部升级，释放和转移富余劳动力，势必影响工业现代化、服务业高级化进程。
（三）部分国家进出口贸易发展相对滞后
中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进出口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比重远落后于东盟其他国家，对经济发展贡献较低，缺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限制了贸易长远发展。2017年，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贸易额占GDP比重分别低了284.63、282.89和274.48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比重分别低了153.39、152.98和153.39个百分点，差距悬殊。说明中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贸易发展空间还相对较大，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基础上，必须相应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进一步消除贸易壁垒，实现产品出口尤其是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出口，增加国际、区域间贸易往来。
（四）女性劳动力社会参与率有待提高
受传统文化、社会制度以及经济类型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女性劳动力社会参与率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女性劳动力社会参与率比同期男性低了近30个百分点，大量女性劳动力未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劳动力资源闲置和浪费。同时，老挝两性劳动力社会参与率基本持平，均保持在77%左右，主要因为该国79%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对劳动力资源性别要求较低，也从侧面印证了老挝人口就业结构不合理，大量劳动力资源囿于第一产业发展的现状。
三 人口迁移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区域内人口迁移率低，缺乏劳动力资源共享机制
一方面，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人口净迁移率越低。2015年，老挝、缅甸、菲律宾和越南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 -3.6%、-1.8%、-1.4%和-0.4%，仍以人口输出为主，但迁出比重相对较低，与区域内高收入国家人员互动不频繁，缺乏劳动力资源互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国家对国际迁移人口需求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人口迁移发生率较高，2015年，三国该值分别为14.9%、3.1%和1%，且吸纳国际迁移者多以技术型高端人才为主，对东盟区域内的廉价低端劳动力需求较少。区域内劳动力资源供需不对称，无法带动区域内国家共同发展，缺乏劳动力资源共享机制。
（二）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
城市化水平越低，代表该国经济发展越落后，人口在空间、职业和地区分布上不优化。除新加坡外，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城市化水平整体不高，且国家间差距较大。城市化率超过50%的国家有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文莱，其他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柬埔寨、越南、缅甸、老挝和菲律宾城市化发展水平低，尚有大量人口囤积在农村，收入水平较低。尤其柬埔寨，城市化率仅20.9%，农村人口众多，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和就业等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东盟大部分国家100万以上大城市发展相对较少，如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大城市人口集中度较低，大城市对人口吸纳有限，缺乏充足就业机会，无法有效发挥大城市的集散效应和区域经济带动效应。
四 人口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一）区域内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处于拮抗时期，两者相互促进作用较弱
根据实证结果，中国与东盟10国的人口经济耦合度均在0.4—0.5之间，尚处在拮抗时期。该时期人口与经济的相互促进作用逐渐显现，但作用力较弱。在研究中，通过对各指标进行处理，得到人口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按照人口子系统综合得分的高低排序为：新加坡、泰国、中国、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按照经济子系统综合得分的高低排序为：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中国、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可以看到，除新加坡外，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速度不一致，人口变动不一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一定能带动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提升。
以越南为例，2015年的人口经济耦合度为0.499992，即将步入磨合期，但其对应的人口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得分在区域内属于中等偏低水平，2015年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仅达到56%，比中国低15个百分点，比新加坡低44个百分点左右，而城市化水平与缅甸相当，仅达到34%左右，就业人口人均GDP为9400美元，分别占中国、新加坡和文莱就业人口人均GDP的38.6%、6.65%和6.06%。由此可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相对落后国家人口经济耦合度高于新加坡等相对发达国家，只是人口与经济的低水平耦合，其实质是人口与经济在相对较低层面上的相互掣肘，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相互促进作用还未显现，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跌入低水平耦合。
（二）域内多数国家人口与经济处于衰退失调型，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人口经济协调度差距较大，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人口经济协调度也相对较高。新加坡作为区域内的高收入国家，2015年人均GDP为54940.86美元，分别是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三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5.74倍、6.81倍和9.40倍，非农产业比重达到99.96%，人口与经济产出效率高，新加坡也是区域内唯一达到人口经济勉强协调的国家。中国与东盟其他国家均处在衰退失调时期，人口与经济的失衡和负作用明显，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尚存在较大矛盾。文莱的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新加坡，2015年就业人口人均GDP甚至比新加坡高9.8%，但文莱城市化发展水平低于新加坡23个百分点，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仅占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左右，进出口贸易主要依赖石油、天然气等出口，人口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文莱人口经济协调度仅0.272501，与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基本持平。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在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人口与经济发展作用力不均衡，在某些方面存在错位，中国快速的老龄化、调整中的城市化发展与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口效率等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人口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不显著。而柬埔寨和缅甸较高的人口抚养比、落后的非农产业和滞后的城市化发展，导致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调整与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口效率相作用，加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尚不足1%，使得柬埔寨和缅甸的人口经济协调度仅为0.16左右，这种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高度失调必然阻碍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区域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
[1]《2017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 2018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Mofcom.gov.cn）。
[2]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东盟使团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东盟》，北京，2017年。
[5]这里的就业率是指世界银行数据库中15岁（含）以上总就业人口比率（百分比）（模拟劳工组织估计）。
[7]这里的人均GDP是指按图表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现价美元），后同。
[8]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其本身就完全城市化，而老挝发展水平较低，目前为止仍没有人口超100万的城市，文莱人口总量尚不足百万，故不存在比较的可能。因此，不将这三国纳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