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的原动力

总体而言，传统时期中国制度创新的力量来自中国内部。帝制时期的改革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共同点：改革者往往以想象中的西周制度为依托，托古改制。究其原因，一则古人相信夏、商、周三代是黄金时代，而周集三代之大成，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二则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传统时期，在中国人所认识的文明世界当中，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确都相对发达。因此，传统中国长期享有强烈的制度自信。正是这种自信，赋予了传统中国开放的心态，可以放心吸收周边制度，为我所用。比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大破突厥，擒颉利可汗，西北诸番为唐太宗共上尊号曰“天可汗”。从此之后，在唐王朝给西北诸番的命令文书当中，唐太宗的头衔是大唐皇帝与天可汗并列的。这两个名号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统，皇帝是中国的主宰，可汗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首领，唐朝的皇帝也可以是北方草原的首领。再比如，北朝隋唐的官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号——

萨保。单看这两个字，很难想出它的含义，因为这是个音译的外来语，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对商队首领的称呼，后来发展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中国接纳了粟特商人，并将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用胡人首领来管理胡人。

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元朝和清朝更是以北族建立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帝国。那么，该怎样评估这些北族政权对中国制度的影响？大体上说，他们带来了新的元素，但没有改变中国制度的总体和核心。比如沿用至今的大行政区——省的设置，就始于元朝。另外，一些落后的东西也随着北族成为统治者而进入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体系，这一点，我将在“历史文化”篇中进行专文辨析。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从制度上看，中国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制度的变化分为渐变和改革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必须有效回应时代变迁，并顺应制度发展的内在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