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时间

所有历史都是有关时间的故事。历史中的时间，可以是客观存在，可以是主观塑造，还可以是制度规定。关于时间，我要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司马迁统一时间”；第二个是传统中国的计时方式，它所追求的仍然是“统一”。

我读《史记》，印象最深刻的是司马迁为统一时间所做的努力。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长城以南农业经济区的空间统一已经完成，这就是汉帝国的版图。在这个广大的空间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地理的、经济的，更是历史文化的，各个地区都有属于本地、本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这种差异不会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自然消除，相反，当统一由暴力达成，就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制造仇恨，加剧分裂。秦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忽略了它与东方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汉帝国在开国之初实行分封制，给诸王以相对独立的治理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照顾这种差异。到汉武帝时期，帝制已经压倒分封，大一统逐渐巩固，但它还需要一个说法，一个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历史记忆的大整合。司马迁的《史记》所做的，就是这项文化整合工作。

在《史记》中，司马迁给生活在当时华夏大地上各个地区的人民构建了同一套祖先谱系。这个祖先谱系是从五帝开始的，第一是轩辕黄帝，第二是帝颛顼高阳，第三是帝喾高辛，第四是帝尧，第五是帝舜。五帝下来就是夏、商、周三代了。司马迁说，从黄帝一直到尧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都是同姓的，只是国号不同，“以章明德”，国号是为了标明他们的德属不同。同姓也就是同族，五帝同姓，天下一家。五帝的子孙散落到各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发展成为各个族群。比如大禹的苗裔，夏后帝少康的庶子被分封到会稽，去祀奉看守大禹的祭庙，他的后代就成为越的王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通过祖先谱系的编制，司马迁把汉帝国疆域内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改造”成了一个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的华夏大家族，从而创造性地统一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的统一将成为汉帝国大一统大厦的文化混凝土。这是一项伟大的创造，至今仍然发挥着凝聚华夏的作用。

以上便是“司马迁统一时间”的故事，这里所说的“时间”指的是“过去”。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传统中国的计时方式与时间观念，看看古人是如何处理“现在”的。传统的计时方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政治，一部分属于社会。

属于社会的计时方式，是干支计时法，也就是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两两组合，构成六十个数位，干支的一个循环叫六十甲子。它可以用来纪年，也可以用来纪日。甲子纪年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举例来说一下甲子纪日：1199年，有一个叫孙应时的人，担任常熟知县即将届满，他非常担心自己不能安全通过离任审计，顺利提级。在距离任期届满还有六十天的时候，孙应时给他的老师写了一封信诉说忧虑，这位老师就是朱熹。孙应时在信里说，从现在开始算，我还有一个甲子的时间就要卸任了，要是能踏踏实实地离开，那往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孙应时所说的“一个甲子”就是六十天。

在一日之内，则用地支划分十二时辰，每个时辰两小时。古代照明设施差，所以要充分利用白天时间。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宫城的大门也是天蒙蒙亮就打开，此时，皇帝已经穿戴整齐，准备接见百官了。

皇帝和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首都中高级官员得几点起床呢？冬天四点之前，夏天大概两点半之前。在没有暖气的冬夜，朝臣得爬出温暖的被窝，穿衣上马，投身寒冷的街道。李商隐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夫婿能佩戴金龟，级别够高了，只可惜要上朝，起得太早，醒来都不见个人影儿。当然，做了地方官就没这个麻烦了，尤其是一把手，完全可以睡到自然醒。所以，欧阳修回到首都当了大官，每逢雨天路滑，还不得不早起上朝的日子，总是会一边听着十里长街的鼓点，一边怀念滁州知州任上的美好时光。

属于政治的计时方式，是皇帝的年号和“颁历授时”。

用君主在位的年头来标记时间，起源很早。司马迁记西周历史，表示时间的方式就是君主的名号加上年份顺序。比如周厉王（君主）三十七年（厉王在位的第三十七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西周发生国人暴动，周厉王逃跑，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号称“共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可以推知确切年份的历史事件。当然，周厉王这个“厉”字是谥号，王死了以后才出现，所以，周厉王三十七年是后人的说法。当时人的说法应该是：当今的周王在位的第三十七个年头。这种用君主在位年头来标记时间的方式，在帝制时期继承下来。

到汉武帝的时候，又有了一项新发明——年号。给时间取一个新名字，不喜欢还可以换，就像今天的人换QQ签名、微信昵称一样。武则天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换年号的皇帝。她在位二十一年，一共使用过十七个年号，光宅（一年）、垂拱（四年）、永昌（一年）、天授（二年）、长寿（二年）、延载（一年）、天册万岁（一年）、万岁通天（一年）、神功（一年）、圣历（二年）、久视（一年）、长安（四年），此外还有五个为时更短的年号，且每个都是一等一的好名字，可惜用的时间都不长。

皇帝取年号，最怕跟前人重了。武则天的年号这么多，个个吉利又响亮，而且没跟人重过。宋太祖就不一样。他有个年号叫乾德。乾德三年（965年），宋灭后蜀，把四川纳入版图，后蜀的后宫佳丽也成为战利品，进了开封宫城。一日，宋太祖闲来无事，拿起一把后蜀美人的镜子把玩，先对镜理髭须，又翻过来看后边的花纹，看着看着忽然傻眼了。这面铜镜是精品，所以上面有确切的铸造年份——乾德四年。当时是哪一年呢？才乾德三年！怎么可能出现乾德四年铸造的镜子？是时空错乱了，还是有什么不祥之兆？宋太祖越想越紧张，第二天上朝见到宰相，赶紧问，为什么乾德三年会出现乾德四年的镜子？几个宰相大眼瞪小眼，谁也说不上来，只好请来翰林学士陶谷与窦仪。陶谷学问也不行，窦仪倒还有点真才实学。他判断，这肯定是蜀国来的镜子，前蜀后主王衍用过这个年号，这镜子应当是在王衍的乾德四年（922年）铸的。这样一来，就比宋太祖的乾德三年早了四十三年。

闻听此言，宋太祖松了一口气，同时也觉得不读书真可怕，说了一句让后来的历史学者视若珍宝的名言：“宰相须用读书人。”

此图俗称《四美图》，明代唐寅作，绢本设色，124.7厘米×63.6厘米。画面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后宫里的故事。画中四位宫妓头戴金莲凤鸟花冠，身着云纹装点的道衣，端庄而不失娇媚。身着蓝色衣裙的宫妓，正给左边穿褐色衣裙的宫妓劝酒，右边身着绿色长裙的宫妓，身体略微前倾在斟酒，中间背对我们的这位，左手托盘里盛放着酒壶和点心。从画面看出，左边这位宫妓已然不胜酒力，似在挥手婉拒不能再喝了，而蓝衣女子依旧在不住地劝她更尽一杯。四人相向而立，通过婀娜的姿态和推让的手臂，画面的生动感与丰富性跃然而出。唐寅以“三白法”在宫妓的额、鼻、颌三处涂上白粉，恰似如今的高光妆容，使得人物面部更加饱满立体。

有意思的是，宋太祖的乾德年号并没有立即停用，一直用到了乾德五年，直至乾德六年才把年号改成开宝。宋太祖的不信邪，由此可见一斑。

通常情况下，新皇帝即位的当年是不改元的，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正式启用新年号，以示对先帝的尊重。“不逾年改元”者，若非改朝换代，则难免落人口实。比如，公元220年曾出现了三个年号——建安、延康和黄初。这一年本来是汉献帝的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死，曹丕嗣魏王，二月，改年号为延康（献帝年号）；十月，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改年号为黄初。又比如，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太祖暴崩，其弟即位，是为太宗。太祖自有子，且已成年，兄终弟及，“斧声烛影”，固已启人疑窦。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复下令改元，太平兴国元年只得八日。“不逾年改元”，八日都不肯等，吃相未免难看，更令人疑其皇位来路不正。

同一个皇帝换年号，有的是为了向上天祈福，比如武则天，有的是要宣誓政治路线。最喜欢在年号上标榜政治路线的，是宋朝。比如，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导致官僚集团分裂，新旧两党对立。神宗用过两个年号——熙宁、元丰。神宗之子赵煦（后来的哲宗）幼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摄政，一反神宗之政。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重返神宗路线，遂用绍圣做年号，“绍”者继承，“圣”者神宗，“绍圣”的意思就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神宗的另一个儿子赵佶，即徽宗，用过一个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熙宁，宣誓重回熙宁政治路线。崇宁是宋徽宗的第二个年号，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意思是采用中间路线，调和新旧两党，以期重建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是十九岁的宋徽宗刚上台时的政治诉求——这个绝顶聪明的年轻人看问题很准，知道国家的麻烦在于官僚集团的分裂，只可惜有心无力，好大喜功，最终还是倒向了新党一边，“崇宁”去也。

明清两代，画风大变，皇帝不再拿年号玩文字游戏了，基本上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用到寿终。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帝是可以用年号来称呼的，比如“洪武爷”“朱洪武”，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康熙、雍正、乾隆，这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三位皇帝。

与年号等政治时间相关联的行为，有颁历授时。“颁”是颁发之意，“授”是授予之意，“历”就是历书，是有关年、月、日、节日、节气等的时间表。

颁历授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上往下，统治者有义务制定历书，给时间划分段落，来指导生产和生活。另一个是从下往上，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接受谁颁发的日历，用谁的年号，按照谁的时间表来安排生活，庆祝哪个皇帝、皇太后的生日，避讳哪个皇帝的忌日，其实是一个政治选择——接纳谁的时间，就等于接受谁的统治。因此，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理想就是，取缔一切民间私自制定的历书，由官方制定历书，并颁发到全国各地，让全国各级政府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安排工作，让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时间表来安排生产生活。换句话说，历书所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时间秩序。

传统史书把颁历授时的传统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圣王尧的时代，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用一本历书统一全国其实是很困难的。各地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历书就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可见当时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终归有限，在很多地方，老百姓还在用民间学者制定的私历。到了唐代，中央政府的颁历能力大大提高，即使是远在新疆的吐鲁番，也能严格按照唐中央颁布的历书行事。按照现在的道路里程，新疆吐鲁番距离唐代长安是两千多千米，唐代的路况跟今天是没法比的，所以会更慢。长安十一月颁历，次年的二月，这份新颁的历书才能抵达吐鲁番。可是，按照唐代的制度，地方政府的粮料是按月发放的，每月按天数计算，大月小月差一天。在接到中央政府的历书之前，吐鲁番地方政府有两个月无历可依，那么，这两个月应当怎样发放粮料呢？一概按小月发放，待日历到时再做更正。倘若这两个月都是大月，那么就把那两天的口粮补回来。唐朝律令制政府行政的严谨性，以及唐中央无远弗届的行政覆盖能力，令人惊叹。

干支计时与颁历授时这两种传统的时间标记方式所展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时间观念？意义的产生需要外物的参照，我们的参照物是西方的公元纪年法。

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的年份为界线，把时间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两部分。不管“公元前”还是“公元后”，时间都是连续的，这是西式的时间。相比之下，中国的时间，不管是干支，还是皇帝的年号，都处在不断的“重启”当中。六十一甲子是不断更新、重启的，每一个甲子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朝代的建立、每个皇帝的即位，甚至每个年号的开端，也都是一次重启。相较之下，中国的时间其实比较缺乏连贯性。正因如此，那些通史的写作者，比如司马迁、司马光才显得尤其伟大，因为他们让“我们的时间”连续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