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贸易摩擦的全面升级（80年代初至90年代前半期）

进入80年代，随着日本企业竞争力的确立，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迅速扩大（见图1）。根据1984年的《世界经济白皮书》的分析，80年代初美国对日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美日景气动向变化的短期因素、美日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变化的结构性因素，以及美国的高利率和美元升值。而随着对日逆差前所未有地扩大，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全面升级，从传统的贸易管制，扩大到市场开放、金融改革、汇率干预、经济结构改革等深层次领域。

市场开放方面，1985年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与了日美首脑会谈，与美方展开了“市场导向型个别领域”（Market-Oriented Sector-Selective，Moss）谈判，简化了通信机器、电子设备、木材、药品和医疗器械等领域的进口手续。同年4月，中曾根甚至在电视上呼吁日本民众“每人购买100美元的外国产品”。^[32]10月，中曾根设立了“为了国际合作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该研究会于次年4月发布了著名的“前川报告”，确定了扩大内需的基本方针。事实上，日本早在1971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就提出了要开放市场：“至今为止，我国为了获得购买国外资源的外汇，在振兴出口和培育近代产业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随着我国对外责任的增大和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日本经济必须通过扩大进口机会、进行对外援助等方式，进行积极的、多方面的国际角色转换。”

金融改革方面，1983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访日，要求日本采取措施纠正“扭曲”的日元对美元汇率，同时要求开放金融市场。同年11月，两国财务部长共同设立了“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并在1984年2～5月的短短三个月间进行了六次谈判，并最终发布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大幅推动了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33]金融自由化增加了金融投机的可能性，其后随着广场协议后日本银行实行宽松的金融政策，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推动了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

汇率干预方面，1985年9月，美国政府在纽约的广场酒店召集了G5（美、英、法、联邦德国、日）各国的财政部长，达成了通过共同干预汇率消除贸易不平衡的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之后，短短的两个月内，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升值了20%。不过，美日的贸易收支并没有马上逆转，反而继续扩大。此外，日本央行担心日元升值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实行了宽松的金融政策，从1986年1月30日开始连续四次调低再贴现率，从原来的5.0%调整到1987年2月23日的2.5%。过度的金融宽松导致的资金泛滥也成了催生资产泡沫的原因。

经济结构改革方面，美国于1988年颁布了《全面贸易竞争力强化法案》（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并在1989年6月根据该法案的“超级301条款”，将日本指定为不公平贸易的优先国之一，开始对超级计算机、人造卫星、木材产品等领域进行调查。根据该条款，开始调查后如果与指定国进行谈判持续一年以上没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将自动对指定国发动经济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向日本提出日美“结构问题协议”（Structure Impediments Initiative），并于1989年9月至1990年6月开展了5次会谈，指出日本在储蓄投资平衡、土地利用、流通、排他性商业习惯等方面存在结构性问题，在第五次谈判的最终报告上明确规定了日方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的措施。^[34]这一法案是基于美方对日本的社会经济体系具有特殊性的认识，认为要改变日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必须将改革深入经济结构和微观主体行为层面。

至此，美日贸易摩擦的内容从贸易本身扩展到金融、汇率、商业习惯、市场结构等方方面面。此后，日本经济在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之后进入长期停滞，日本经济体系似乎辉煌不再。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经济的长期停滞，是日本输掉这场贸易战的结果呢？深尾京司认为，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是自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结构性储蓄过剩，以及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过剩储蓄无法被经常收支顺差、民间投资以及政府财政赤字的任何一种或多种需求完全消化。其中，贸易摩擦和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升值也是阻碍过剩储蓄转化为经常收支顺差的因素。^[35]如果上述解释为真，那么可以认为：贸易摩擦与日元升值或许成功限制了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却并非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直接原因。日本经济的衰落，或许也可以从日本的经济体系无法适应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角度进行解释。关于这一点，由于资料和篇幅有限，还有待今后进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