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初期国家社会组织结构的讨论

以上周边各地区城郭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对多个城郭遗址以及它们与郑州、偃师商城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首先是这些地方性城郭遗址与郑州和偃师商城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都城，周边诸地区的多个城郭遗址是商王朝的方国、都邑或者是军事性据点城郭，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商前期王朝因为某种需要在不同地域有目的地建筑的地方性城郭。还有一些学者强调自然资源与多座城郭营建的关系，认为攫取铜锌等制作青铜器所需的资源是这些城郭得以营建的主要原因，其根据之一是多座城址所在地都是盛产铜锌等资源的地区，而中国青铜容器的制造恰恰开始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对五座城址分别研究，认为垣曲商城西墙的二重构造，显示当时对西北部少数民族攻击的防御功能，因而垣曲商城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城址，也有人认为它是以郑州政权为中心的商王朝前期的方国。① 而东下冯遗址的宫殿基坛和像圆形仓库的建筑物，是因为城墙东侧为中条山铜矿，这些仓库建筑就是为储备青铜器铸造原料而建的②，因而东下冯城郭是商王朝为了获取铜资源而建立的地方城郭。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些圆形仓库应该与运城盐池有关系，是商王朝储藏盐硝的仓库。③ 盘龙城商城由于发现了大量用青铜器随葬的大墓，并且日常生活用陶器也和中原地区相似，所以显示着较强的军事性殖民性质④，也与这一地区盛产铜资源有关。位于黄河北岸、沁河流域的府城商城和其他的城郭相比规模稍小，营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期前段之间，较同时期的偃师商城略早，而且其宫殿基址的布局与偃师商城8号宫殿近似，因而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⑤，至少它在二里岗文化成立之初显示着不同于其他城址的重要的作用。而望京楼商城的新发现将改变目前的一些研究学说。

除方国说、军事据点和殖民地都市说等观点以外，还有一种就是邑制说。根据文献记载，殷墟王都叫作“大邑商”，与此相对，王都下面所属地方都市叫作“族邑”。如果从早期国家论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话，邑制应在国家成立以前就存在。林沄认为国家是由众多的邑组成的邑群发展而来的，中心邑在后来发展成为国家的首都。① 而且，国家的结构是在中心邑周围存在着多个农业共同体的中心集落，这些中心聚落被称作“郊”。“郊”的周围又有农业以外的分业区，这就是“野”。也就是说，夏商时代的国家结构应该是像这样的集落重层组织状态。佟柱臣也阐释过关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文明概念，他将这一时代的国家状况区分为王国文明和方国文明，认为以中心地区的二里头、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大型遗址是王国文明，中心地区以外的城郭遗址是方国文明。②谢维扬则从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的多角度进行分析，他将这一时期称作早期国家，意在理解和论述欧美关于国家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综合考虑。他认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期，以二里岗文化和以殷墟期为代表的商代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变化期。③ 以上这些观点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论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区别以及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期文化的区别，没有注意到考古资料所显示的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发生的转变，以及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期文化在生产制品和流通趋势上的转化，也没有详细讨论社会变化的具体状态，而是拘泥于从文献记载上看到的古代王朝概念的交替。

日本学术界对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的研究始于东洋史学界而不是考古学界，这与日本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理念有关，他们一贯认为考古学家就应该专注于出土遗物的分析与研究，至少在对发掘出土遗物的基础研究没有完成之前，一般不奢谈应该在下一阶段涉及的族属、国家结构等理论性或是需要文献考证的问题。因此与殷代、西周时代的国家体制有关的几种观点，大多是东洋史学家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所做的研究。宫崎市定通过与希腊罗马都市国家的比较，他认为中国从殷末到春秋时代是都市国家，战国时代是领土国家，秦汉时代是大帝国阶段，而中国的都市国家时代与希腊罗马都市国家在结构上有很多相似点。④ 贝塚茂树则认为殷周国家虽然是领土国家性质，但是和希腊罗马都市国家的特质相比较，在大局上应该还是都市国家，与宫崎市定有着相同的论述。① 松丸道雄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考证，认为殷周国家的基本结构是大邑（商周王室）-族邑-属邑这样的叠层关系，其表现形式是以氏族制的共同体为核心，众多小邑从属以族邑为单位的邑制国家。它们的相互关系体现在一方面独立存在，另一方面又从属于大邑。② 与以上观点不同，冈村秀典较为关注最新发掘的考古资料，特别是殷墟以前二里岗文化的城郭遗址，他认为邑制国家论用多数独立国家并存的学说来否定都市国家论，其实这些地方城郭都市是商王朝为了支配地方而设置的殖民都市，或者说是从当地农业共同体中脱离出来的，以某种形式从属于商王朝，是统治阶层为了进行地区管理而建立的政治都市。这些地方性城郭遗址并不是独立的地域国家，这一点与古代希腊罗马都市国家的性质不同。③

总结以上90年来关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历史，可以说考古学资料和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促进了本课题研究的发展，使得仅仅限于传说历史的夏王朝的存在也已经由考古发掘资料逐步得到证实。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充足的考古学资料的基础分析，在考古学文化时代的认定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就出现以仰韶和龙山文化的出土物来比定夏王朝的情况，这与拘泥于用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地理位置来与考古学文化相对照的研究方法相关。文献史料和考古发掘出土的考古学资料究竟怎样结合才能有效地促进本课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还应该是针对不同研究素材在研究分工和方法、课题的研究步骤、研究过程与研究目的的整体性上应有的理念问题。文献资料的成书背景需要考虑，而考古学资料的不完整性更不能忽视。如果一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面貌不明晰，基础资料的分析不充分，要想用相应的文献记载来佐证其所代表的族属，就存在很多问题，能取得的成果也很少。因此作为考古学家，我们没有必要急于给每一个考古学文化和类型寻找它可能代表的族属，而应该潜下心来认真分析辛辛苦苦发掘出土的遗物，在此基础资料研究的平台之上进而探索其他更为宏观的课题。非常幸运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关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也为能进一步详细具体地分析考古资料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经过多年的积累，考古发掘资料日渐丰富，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日渐清晰。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夏商考古的发掘和研究都较20世纪3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基础资料的分析，比如考古学文化的类型与年代界定、地域分布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若在田野发掘资料不断丰富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拘泥于文献上记载的部族的地理范围，将考古学上界定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和文献记载上的部族相比照的话，其研究成果也将很难突破30年代的研究框架，仅仅局限于比30年代更为准确的族属界定。因此也就有了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漳河类型文化（或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二里岗文化为商代前期文化，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斗鸡台文化为淮夷文化这样的一些学术观点，同时还存在着岳石文化或者东下冯文化是先商文化，以王城岗遗址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后期和二里头文化前期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后期和二里岗文化是商代前期这些不同的观点，并且各自也都有一定的支持者。① 如此看来，关于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记载的部族相比照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方面，也显示着我们的研究仍然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使得夏商考古学文化这一课题得到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并使得它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更为明确。

另外，关于考古学文化、类型的认定是一个根据考古学的程序加以确定的结果，它与具体的文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陶器型式的不同可以确定特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而根据各考古学文化内部小的差异，可以进而细分各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这种现行的考古学研究在设定新的文化或类型时所具有的意义，是重视不同考古学文化与类型的差异，而并不等于这些文化之间没有相同的因素。这样设定的考古学文化和类型通常都有明确的分布范围，一些学者还在地图上用线条画出它与邻接的文化和类型范围相互之间的界线，以表示它们没有重复的部分。比如像前面所述那样，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河南北部漳河地区的漳河型文化、卫河上游地区的辉卫文化、山西省西南部的东下冯文化、山东省的岳石文化都有明确的范围区分。① 但是考古学资料的现状并不是这样，二里头文化时期，很多遗址出土的陶器群都包含着多个不同的陶器系统，显示它们之间相互有着非常频繁的交流，因而根据陶器型式划分的考古学文化的范围，就不可能有非常明确的界限。而文化范围与线条的界定显示了文化类型的设定者只重视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得到重视。陶器样式变化的背景是地域间的相互交流，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一点，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对从遗址中出土的全部陶器进行明确而系统的器种、系统分类分析，再根据这样的器种、系统分析构成来理解一个遗址的陶器组合样式，最后进行遗址之间和地域之间的比较，进而分析它们之间有怎样的相互影响及其发展关系。

对一个遗址出土的陶器群进行系统或谱系分类的方法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首次提出这一方法论的李伯谦以“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为题，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授课，并指导学生应用这一方法在田野实习中对各遗址出土的陶器资料进行基础分析的实践。② 事实上许多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的论文都用这一方法对不同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相关的基础研究，其中一些还对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河南省北部、东部③，湖北省北部④，安徽省西部和山西、陕西省等地的遗址进行了地域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建立在扎实而翔实的分析之上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通过陶器群之间的互动来研究地域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平台，而不仅仅是依赖文献的记载与看似静态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简单的比附。因为根据陶器分析而确定的考古学文化和类型以及分布范围，并不能完全体现不同文化间复杂的交流状况，但是这种陶器分析却可以显示陶器的型式系统、分类组合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过程。关于陶器群变化所体现的地域间交流关系，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它们之间有交流的结果上，还要对其变化的具体过程进行关注，使得不同地域间的互动关系在具体的分析中得到体现。而以这样的视点对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的研究还很缺乏。只有在此分析基础之上，对于中国初期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才有坚实的第一步。中国初期国家的形成期、确立期是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地域间交流的具体状况，特别是陶器动态的研究，可以尝试解决中国初期国家形成期的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域间交流活动非常活跃，伴随着这一集团性的人的迁徙移动，以新的人群结合而形成的地域集团最终形成新的地缘社会，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初期国家。本书将本着这种新的研究视点，通过对考古学资料的实证分析来寻找可靠的证据。

近年来，欧美考古学界关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步增加，他们的研究与以上综述的中日考古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较大的差异。从社会制度、技术过程与手工业体系、地域间贸易与流通、经济考古学概念下的都市文明形成出发，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跨文化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比较普遍。而这些研究方法正是我们需要借鉴与引进的理论思路，也是本研究今后需要补充的课题。

①日本一般将“商”称作“殷”，但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多自称“商”，因此将“商”作为时代和王朝的名称。本书中商王朝是从定都郑州到迁都安阳的这一时期，以后的时期称作“殷”，以示与商王朝时期的区别。

②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90页。

①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文物》1979年第3期。

②徐旭生：《1959年豫西调査“夏墟”的初步报告》, 《考古》1959年第11期。

③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第4期。

④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载《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3期。

⑤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载《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7年版，第48—67页，转引自《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8—117页。

⑥范文澜：《夏朝遗迹》，载《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转引自《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页。

①韩维周等：《河南省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迹概况》,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1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迹试掘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1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迹试掘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④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 《考古》1962年第9期。

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迹发掘简报》, 《考古》1965年第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迹发掘简报》, 《考古》1974年第4期。

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迹发掘简报》, 《考古》1965年第5期。

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迹发掘简报》, 《考古》1974年第4期。

⑧安金槐、李京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 《文物》1983年第3期；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①安金槐：《豫西夏文化初探》，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转引自《安金槐考古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7页；殷伟璋：《二里头文化探讨》, 《考古》1978年第1期。

②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文物》1979年第3期；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文物》1978年第2期。

③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 《考古》1980年第6期；田昌伍：《夏文化探索》，载《文物》1981年第5期，转引自《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386页。

④高伟、杨锡璋、王巍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 《考古》1998年第10期；袁广阔：《试论夏商文化的分界》, 《考古》1998年第10期。

⑤杜金鹏、王学荣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壹—伍），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①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 《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②李伯谦：《再谈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赵海涛、侯卫东、袁广阔论文读后》, 《黄河·黄土·黄种人》2017年第4期。

③赵春青、顾万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新砦遗址与新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9页；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51页。

⑤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⑥易华：《齐家华夏说》，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①Sarah Allan, “Erlitou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Toward a New Paradig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6, No.2,2007, pp.461-496.

②Hsiu-ping Lee（李修平）, “Erlitou and Its Neighbors:Contextualizing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Central Yellow River Region in Ancient China”, UCLA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2018, p. 548.

③飯島武次：『夏殷文伦の考古学研究』，山川出版社，1985年。

④浅原達郎：「夏文伦探索の道」, 『古史春秋』第1号，1984年，18—28頁。

①大貫静夫：「『中国文物地図集—河南分冊』を読む—嵩山をめぐる遺跡群の動態」, 『住の考古学』，同成社，1997年，139—154頁。

②小澤正人、谷豊信、西江清高：『世界の考古学⑦—中国の考古学』，同成社，1999年。

③小川誠：『中国古代王朝成立期の考古学的研究』，鹿島出版社，2000年。

①赵海涛、侯卫东、常怀颖：《美美与共 百舸争流——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②西江清高：《二里头文化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8页。

③许宏：《“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第32—37页。

④饭岛武次：《中国夏王朝考古学研究》，同成社2012年版。

⑤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吴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①陈星灿、刘莉、李润权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 《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②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 《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③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线装书局2013年版。

④栾丰实：《二里头文化中的东方因素》, 《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2008年第5期。

②顾万发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大师姑》，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④顾万发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上中下），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⑤杜金鹏、许宏编著：《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壹—伍），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①鲁晓珂、李伟东、罗杰宏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研究》, 《考古》2012年第10期。

②李宝平、刘莉、陈星灿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产地的初步探讨及锶同位素分析的重要意义》，载罗宏杰、郑欣淼主编：《200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5—70页。

③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白陶初论》, 《考古》2010年第4期。

④刘绪：《试论怀卫地区的夏商文化》，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3）》，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201页。

⑤邹衡：《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5—182页。

①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293页。

②刘绪：《试论怀卫地区的夏商文化》，载《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3）》，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201页。

③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 《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④王立新、朱永刚：《下七垣文化探源》, 《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

⑤张立东：《辉卫文化研究》，载《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7年版。

⑥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流地带浅谈》, 《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

⑦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 《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①张立东：《先商文化的探索历程》，载《三代文明研究——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7页。

②袁广阔：《关于先商文化洛达庙类型形成与发展的几点认识》，载《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409页。

③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周岁论文集》（下）,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版。

④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载《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 《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8—102页。

⑤邹衡：《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5—182页。

⑥段宏振、张翠莲：《豫东考古学文化初论》, 《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裴相明：《论豫东岳石文化》，载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225页；魏兴涛：《试论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 《考古》1999年第5期；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136页。

⑦商丘地区文管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县坞墙遗址试掘简报》, 《考古》1983年第2期。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管会：《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学集刊》（第4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3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战国墓》, 《考古》1962年第10期。

②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 《文物》1981年第6期。

③王迅：《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④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 《文物》1989年第9期。

⑤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136页。

⑥宋豫秦：《试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48页。

①段宏振、张翠莲：《豫东考古学文化初论》, 《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魏兴涛：《试论下七垣文化鹿台岗类型》, 《考古》1999年第5期。

②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 《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发掘简报》，载《郑州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227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8年宫殿基址发掘简报》, 《考古》2000年第2期。

④宋豫秦：《试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48页。

⑤赵俊杰：《豫东地区夏商时代文化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编著，赵新平主编：《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⑦赵新平：《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的葬俗葬制》, 《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⑧久保田慎二：「劉荘遺跡からみた下七垣文伦の社会構造」, 『東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紀要』第30号，2016年，33—67頁。

⑨刘兴唐：《南阳的史前遗迹》, 《东方杂志》42卷12号，1946年7月。

①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固始侯古堆1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发掘简报》, 《文物》1981年第1期；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地区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 《考古》1984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高崇文：《从夏商时期江汉两大文化因素的源流谈楚文化起源》，载《楚文化研究论集》（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5页。

③李维明：《试论豫南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④王迅：《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⑤宫希成：《夏商时期安徽江淮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⑥王文建：《商时期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的序列与文化因素分析》，载《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42页。

①何驽：《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载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100页。

②王力之：《试论商洛地区的夏商文化》，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③彭小军：《丹江流域二里头时代遗存试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513页。

④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考古》2011年第10期。

⑤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晋南二里头文化遗迹的调查与试掘》, 《考古》1980年第3期。

②“东下冯类型”是1977年在河南省登封县召开的“夏文化座谈会”上由东下冯考古队开始命名的，见于书面的是东下冯考古队：《东下冯遗迹东区、中区发掘简报》, 《考古》1980年第2期。

③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 《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④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①陕西省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 《文物》1989年第3期；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忻州考古队编著：《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许伟：《山西省晋中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 《文物》1989年第4期。

③宋建忠：《山西晋中夏时期考古遗存研究》，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2），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8页；侯毅：《太原东太堡类型》，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2），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102页。

④和島诚一：「山西省河東平野及び太原盆地北半部に於ける先史學的調查の概要」, 『人类学杂志』第58巻第4号，1943年4月，1—18頁。

⑤秋山进午：「山西省太原西郊王门溝出土の卵形三足甕」, 『考古学研究』第33巻第3号，1986年，107—122頁。

①宋建忠：《山西晋中夏时期考古遗存研究》，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2），第91—98页；侯毅：《太原东太堡类型》，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第100—102页。

②常怀颖：《夏时期太行山西麓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6—504页。

③张渭莲：《夏代时期的太行山东麓地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7—455页。

④戴向明：《陶器生产、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垣曲盆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①李济编集：《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朋友书店1979年版。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迹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书第1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26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书第1号》，第19—26页。

③安志敏：《郑州市人民公园附近的殷代遗存》,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

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1队：《郑州白家庄遗迹发掘简报》, 《文物参考数据》1956年第4期。

⑤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迹的发掘》, 《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①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迹》，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

②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载《安金槐考古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9页。

③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1队：《郑州商代遗迹的发掘》, 《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代遗迹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47页；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城内发现商代版筑基坛和奴隶头骨》, 《文物》1974年第9期。

⑤廖永民：《郑州市发现的一处商代住居与铸造青铜器遗迹介绍》,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郑州市铭功路西侧发现商代制陶工房、住居等遗迹》, 《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铸造基址》，载《考古学集刊》（第6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22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商代制陶遗迹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

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新出土的商代前期大鼎》, 《文物》1975年第6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博物館：《郑州新发现商代储藏青铜器穴》, 《文物》1983年第3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1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郑州市文物工作组：《郑州市人民公园第25号商代墓葬清理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于晓兴、陈立信：《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 《考古》1965年第10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年第3期。

①《陕西芦山峁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 将延安筑城史至少前推2300年》, 《西安晚报》2017年12月29日第6版。

②刘宏岐：《周公庙遗址发现周代砖瓦以及相关问题——试论古公迁岐的最初居所》, 《宝鸡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 《考古》1984年第6期。

④赵之荃、徐殿魁：《河南偃师商城西亳说》，载胡厚宣主编：《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编辑部1985年版，第403—410页；赵之荃：《试谈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并兼论夏文化的上限》，载《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96页；杜金鹏：《偃师商城始建年代与性质的初步推论》，载《华夏文明》（第3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6页；邹衡：《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郑杰祥：《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 《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张文军、张玉石、方燕明：《关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考古学年代及相关问题》，载《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93页。

⑤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110页。

⑥邹衡：《郑州商城即汤亳都说》, 《文物》1978年第2期；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前后的迁徙》，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218页；陈旭：《商代隞都探寻》，载《夏商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4页。

⑦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 《文物》1961年第4、5期；安金槐：《试论商代汤亳都与仲丁都隞》，载《安金槐考古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63页。

①邹衡：《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邹衡：《西亳与桐宫考辨》，载《记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49页。

②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 《文物》2000年第12期。

③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314页；高伟、杨锡璋、王巍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 《考古》1998年第10期；岡村秀典：「中国古代都市研究の現状」，岡村秀典編：『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科研研究成果報告書，2000年，101—102頁；宮本一夫：「商代都の方位と都の配布」，岡村秀曲編：『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科研研究成果報告書，2000年，101—102頁。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一卷上下），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卡纯卡·莱因哈特：《祭祀饮食：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偃师商城的食性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夏商都邑与文化》（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232页；卡纯卡·莱因哈特：《偃师商城的仪式宴飨与权力获得》（上）, 《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卡纯卡·莱因哈特：《偃师商城的仪式宴飨与权力获得》（下）, 《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峰：《郑州大师姑城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①顾万发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上中下），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 《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③袁广阔、秦小丽：《早商城市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④Kyle Steinke, Dora C.Y.Ching, eds., Ar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Erligang Civi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①湖北省博物馆：《196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迹的发掘》, 《文物》1976年第1期；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 《文物》1976年第2期；陈贤一：《盘龙城商代二里岗墓葬陶器初探》，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6页；陈贤一：《江汉地区的商文化》，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171页。

②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迹东区、中区发掘简报》, 《考古》1980年第2期。

③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①秦小丽：《焦作市府城遗址的陶器》，载岡村秀典編：『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科研研究成果報告書， 2000年，第54—65页；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省焦作市府城遗迹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②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10页；李建西、李延祥、田建文：《东下冯遗址冶铸遗存研究》, 《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1期。

③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增订本。

④盘龙城遗址博物馆、武汉大学青铜文明研究中心编：《盘龙城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①陈昌远：《商族起源的地望发微——兼论山西垣曲商城发现的意义》, 《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的概念》，载《中国青铜器時代》（第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14页；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5年版，第95—129页。

③陈星灿、刘莉、赵春燕：《解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载《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64页。

④岡村秀典：「農耕社会と文明の形成」, 『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3：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岩波書店， 1998年，77—102頁。

⑤岡村秀典：「中国古代都市研究の現状」，岡村秀曲編：『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科研研究成果報告書， 2000年，77—82頁。

①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②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 《考古》1991年第11期。

③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首长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宮崎市定：「中国上代の都市国家とその墓地—商邑はどこにあつたか」, 『宮崎市定アジア史論考』（中巻），朝日新聞社，1976年，31—53頁。

①貝塚茂树：『中国の古代国家』，中央公論社，1984年。

②松丸道雄：「殷周国家の構造」, 『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古代4：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岩波書店， 1970年，49—100頁。

③岡村秀典：「農耕社会と文明の形成」, 『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3：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岩波書店， 1998年，77—102頁。

① 黄石林：《关于探索夏文化问题》, 《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安金槐：《试论河南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关系》，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安金槐考古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孙明：《先商文明与商丘的起源》, 《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 《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①张立东：《先商文化的探索历程》，载《三代文明研究——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7页。

②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载《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299页。

③宋豫秦：《试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48页。

④何驽：《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载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78—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