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治理议题设置与中国的贡献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和国家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全球问题，诸如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难民问题等，这些问题超越了某个国家或某个国际组织的能力范围，全球层面的合作早已不可避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全球治理主体针对某项全球问题设置相关议程，通过某种形式的对话平台，将其他国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议题中进行讨论和协商，对该问题达成某种共识或提出具体对策，最终达到解决全球问题的目的。这一议题设置的过程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合作正是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实现的。对于议题设置主体来说，议题设置能力体现了一国或国际组织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思考，还展现了议题设置主体的国际威望和软实力。
在全球问题频发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无疑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后起之秀”。中国恢复或加入重要的国际组织时间较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担任的角色无足轻重，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为世界瞩目，但是却经常被指责为“搭便车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不再以默默无闻的参与者身份出现在全球治理平台中，而是以更积极的姿态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在全球治理议题设置过程中，中国也开始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中国通过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引导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治理重要议题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到传统政治家如何决定议程设置，基本上取决于国际形势均势的变化或者国家感受到的军事威胁。在当前复合相互依赖的形势之下，议程设置并非仅是传统政治家所关注的军事问题，某些非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堪比军事问题。全球治理的议题范围从均势时期的战争与和平延伸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金融和贸易、能源、粮食、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大型国际会议主办国的议题设置能力受到直接考验。
近些年来，中国举办了亚太合作组织（APEC）峰会、亚信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会议，2016年举办的G20峰会也成为中国主场外交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国际会议上，中国通过议题设置一方面展现了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另一方面还将中国自身解决国际问题的经验转化为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第一，中国将全球治理热点问题纳入议事平台。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疲软，贸易投资低迷，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如何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依然是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作为金融危机后最重要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平台，G20一直倡导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中国于2016年举办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议题设置上，中国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重点讨论“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议题。中国在G20峰会上设置的议题得到了多方认可，国外学者认为，2016年G20峰会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行动计划，中国发挥的引领作用非常重要。
第二，中国将自身治理问题或经验转化为议题引导讨论。当前，全球治理面对的是各种全球规模的问题，诸如核扩散问题、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等，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依靠几乎所有国家的参与和合作。中国也面临着全球性问题的困扰，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机会就某些全球性问题设置议题，引导与会者进行讨论，为逐步解决问题添砖加瓦。例如，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进程飞速发展，全球面临着互联网治理的难题，中国通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就互联网治理问题发起全球倡议，在2015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设置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互联网与可持续发展、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等议题，一方面分享中国在治理互联网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凝聚国际合力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等全球互联网难题。
（二）中国通过议题设置推动政策出台，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的目的是通过协商讨论达成国际共识，出台相关政策，最终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中国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贡献。
在促进亚太区域合作方面，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区域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在经济贸易领域，各个国家都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协定（FTA），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更是囊括亚太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多个重要国家。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更显重要。2014年，北京举办了APEC第二十二次峰会，此次会议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并提出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大议题。中国在APEC峰会上设置的议题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繁荣发展，推动了APEC的新发展，也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智慧和担当。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主张，这些主张和倡议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和支持，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并体现在了会议成果之中。会议批准的“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和“APEC互联互通蓝图”等重要成果，为开创亚太区域融合、推动共同发展开辟了新篇章。中国在会上设置的议题最终转化为实际政策，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维护区域和全球安全方面，中国也通过议题设置推动了反恐合作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组成的“上海五国”，该机制旨在推动成员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早在“上海五国”时期，中国就提出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6月，“上海五国”吸纳乌兹别克斯坦为第六位成员国，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六国还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这成为六国联合反恐的法律起点。中国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方面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随后的机制建设、资金投入中也承担了很多责任和义务，为中亚地区反恐合作贡献了力量。
中国对全球治理议题设置做出的贡献对中国自身以及全球治理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来说，议题设置能力是国家硬实力基础之上的一种强大的软实力，中国加强在全球治理中的议题设置能力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这种能力表现在中国设置的议题受到全球的关注、引发国际社会的讨论，还体现在设置的议题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后达成了共识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解决全球性问题做出贡献。
除此之外，中国对全球治理进行议题设置还有利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改革和完善，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在新兴国家崛起之前，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的大权长期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主导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和投票份额都不尽如人意，国际组织的重要岗位也由来自发达国家的官员占领，国际关系并非平等。中国在全球治理平台上的发声代表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对全球治理议题设置能力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