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招屈亭中灵均形：秦末《楚辞》图像

据现存文献，较早的《楚辞》图像当为屈原像，其大约出现在秦末楚黔中郡的“招屈亭”中，以作招魂之用。

晋人常林《义陵记》曰：“项羽弑义帝，武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曰‘义陵’。今郡东南亭舍是也。”(2)据此可知，秦末武陵即有“招屈亭”。

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后世所谓之“武陵”，乃楚之黔中郡。据《战国策·楚策》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取楚巫、黔及江南地置黔中郡。高祖二年（前205），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领）县十三：索、孱陵、临沅、沅陵、镡成、无阳、迁陵、辰阳、酉阳、义陵、佷山、零阳、充。”(3)这一地区是屈原在作品中所屡屡言及的流放之地，如《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入溆浦余儃佪兮……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怀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惜往日》“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4)，等等。有鉴于此，不少学者认为，屈原曾在这一地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留下诸多行迹，并创作出大量作品(5)。今且不论此说在某些具体细节上是否可靠，但楚黔中郡人当对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人生际遇有所了解，因之“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6)，产生敬慕叹惋之情，则是可以确定的。而在屈原自沉汨罗、为国事而死之后，素来“信巫鬼、重淫祀”的郡人，为了表达悼唁之情，遂欲招屈原亡去之魂魄(7)，行“招魂”礼，“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祠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8)，“因作此亭以招之”(9)，故遂有此“招屈亭”之出现(10)。

如前所叙，黔中人作“招屈亭”之目的乃在于招屈原亡去之魂魄，而楚人行“招魂”礼时，自有其固定程式。据《楚辞·招魂》载：行招魂之礼前，当先由巫师筮卜，以确认亡魂的去向，即所谓“必筮予之”；确定招魂方位后，就要唱念“招辞”，即所谓“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招引魂魄归来；继而，从城外招来的离魂，需要经过引导以进入城门，即所谓“魂兮归来，入修门些”；而且，在离魂归来时，需有巫师的助手“工祝”，背对离魂所当归之方向，引导其回归，即所谓“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所招来之魂魄，要反归于故居，即所谓“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等等(11)。

在此过程中，除了运用一些招魂器具，如“篝”“缕”等，用来盛放被招者的衣物，或者作为离魂回归后“绵络”之用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设其形像于室”(12)，亦即创制被招魂之人的形像，作为行此仪式的重要对象(13)，此即《楚辞·招魂》所谓“像设君室，静闲安些”者也。而在中国文化史上，较早的《楚辞》图像即由此而生成，其当是以绢帛等织物为载体而绘制的屈原像之形态而存在的。只是由于时代久远，它没有能够遗存下来。不过，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倒是能给今人遥想秦末黔中郡人所绘制的屈原画像的相关情况提供一些借鉴：

《人物御龙图》战国楚墓帛画37.5厘米×28厘米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正中绘有一男子，头戴高冠，身着长袍，腰佩宝剑，侧身而立，有似《九章·涉江》篇中所言及“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形状；其手执缰绳，御一巨龙；龙身平伏，首高昂，尾上翘，呈舟形，似在冲风扬波；龙尾上立有一鹤，圆目长喙，昂首仰天；上方为一舆盖，有飘带正随风拂动；左下角绘一鲤鱼，似在为龙舟导夫先路。

对于此图中所出现的高冠者驾驭巨龙、遨游飞翔等内容，学界多有将其与《楚辞》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者(14)；至于其所表现的主题，学界一般多认为是招魂、安魂，或引魂升天；而这，正与黔中郡人兴建“招屈亭”以为屈原招魂之用意相类似。是故，可以推测，黔中郡人为屈原招魂时所绘制之屈原像，有可能与战国楚帛画“人物御龙”中的男主人形象相似。

黔中郡人于战国末建置“招屈亭”后，历代多有修葺；而文士儒生，也因受屈原精神之影响，遂以“招屈亭”为题材，创作出诸多诗文，以寄衷肠。

唐人刘禹锡谪居朗州时，曾在“招屈亭”旁居住过，这从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诗中“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橘树鹧鸪声”之语即可推知。其《机汲记》载：“予谪居之明年，主人授馆于百雉之内，江水沄沄，周墉间之。一旦，有工爰来，思以技自贾。且曰：‘观今之室庐及江之涯，间不容亩，顾积块峙焉而前尔……’”(15)，可知其时刘梦得住所与沅江仅一墙之隔。据《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载：“武陵，汉临沅县地，属武陵郡。秦属黔中郡地。梁分武陵郡于县，置武州。陈改武州为沅陵郡。隋平陈，复为嵩州，寻又改为朗州。焬帝为武陵郡。武德复为朗州，皆治于武陵县。”(16)则刘禹锡此时所见之“招屈亭”，即战国末楚黔中郡人所置之遗迹也，其在武陵城东，沅水之滨。又据《古今碑刻记》载：“《招屈亭碑》，刘禹锡撰，在湖广常德府城东南”(17)，则此一时期，他曾为“招屈亭”撰写过碑文，惜乎今已不存(18)。

“拔身卑污，奋誉文苑”(19)的唐人汪遵，亦曾撰有《招屈亭》诗，其辞曰：“三闾溺处杀怀王，感得荆人尽缟裳。招屈亭边两重恨，远天秋色暮苍苍。”(20)在借鉴历来关于“招屈亭”得名由来之论述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将项羽杀义帝的地点放到屈原自沉处，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同为楚人，屈原具有兴国存君的美政理想与深沉执著的爱国情怀，一心为国，全然不在意自身祸福，“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而项羽则恃权夺位，为一己私欲，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义帝于江中，以至于诸侯背叛，天下纷争，最终身死东城，为天下笑。通过对比，既见出屈原矢志为国的忠贞精神，更通过怀王的悲剧结局，宣告屈原为之“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兴国存君”理想彻底破灭，国家与个人的“两重恨”，让后人面对“招屈亭”时，不由衔泪含悲，念想屈原。

明末清初的赵士麟有《招屈亭》诗，其辞曰：“武陵名义动乾坤，招屈亭前遗庙存。目断微波悲帝子，情深芳草忆王孙。舳舻箫鼓中流竞，涕泪山川故国繁。自古有才多不遇，临风酾酒暗销魂。”(21)赵士麟（1629—1699），字麟伯，号玉峰，河阳（今云南澄江县）人，清康熙甲辰年（1664）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据此诗可知，至麟伯之时，“招屈亭”前犹有庙祠遗址。他伫立“招屈亭”旁，思想屈原过往；举目眺望沅水，念及《九歌》中“湘君”与“湘夫人”彼此“期而不至”之情境，不由心生悲情，感怀“自古有才多不遇”，遂“临风酾酒”，抒泄不遇之悲。

清人叶名澧也作有《招屈亭》诗，辞曰：“逐臣千古怨怀沙，犹有孤亭沅水涯。短笛数声芦苇外，秋风何处问渔家。”(22)叶名澧（1811—1860），字润臣，号翰源，汉阳（今湖北武汉市）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文渊阁侍读等。从诗中可以看出，叶润臣题咏沅水之涯的“招屈亭”时，所关注的已不是“不遇”之悲，而是“逐臣”之“怨”：屈原“怀沙”自沉的行为中，寄予有对君王昏庸不明、“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谗而齌怒”的怨愤之情，展示出清人理解屈原思想的另一面。

概言之，秦末楚黔中郡建置“招屈亭”，其中存在有屈原像，可以认为是早期《楚辞》图像的代表；其图像虽早已不存，然作为承载创作主体情感的重要物象，“招屈亭”却一直出现于历代文士的题咏之作中，展示着“屈原精神”的延续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