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帝死了”: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
大致从1884年起,哲人尼采开始讲他著名的“查拉图斯特拉故事”。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中,尼采告诉我们:查拉图斯特拉在山上修炼十载,终得正果,于是下山,跟人说“上帝死了”,但没人睬他。1889年1月初,尼采在意大利都灵街头疯掉了;1900年8月25日,这位落寞的疯子尼采终于死于德国魏玛。我们大约到现在才能真正反应过来,原来尼采所谓“上帝之死”就是“人之死”,即自然人类的颓败和没落。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只不过是——主要是——欧洲基督宗教和伦理的失势和沦丧,是基督教价值体系和基督教文化的崩溃。这当然是真的,而且已经在20世纪的欧洲—西方的生活世界中充分表现出来了。不过,仅仅停留于这样的看法上显然还是不够的,还不免肤浅。首先是因为,尼采的“上帝死了”不只是针对基督教和神学来说的,而且也是针对哲学(存在学/本体论)来说的。后期尼采自称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并且进一步界说了虚无主义者要做的“双重否定”,即:
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2
尼采此说直截了当,而且极为精准,但个中意义不容易理解。什么叫“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什么叫“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此类表述译成中文后几成难以索解的鬼话。我们这里只好简而言之,尼采所谓“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指向“本质”或“存在事实”,其实就是哲学——存在学/本体论——构造出来的“本质世界”或者“观念领域”;而所谓“如其应当是地存在的世界”指向“应当”或“理想”,其实就是宗教——基督教神学——构造出来的“神性世界”或者“理想世界”。所以,尼采这个断言的前半句否定了希腊哲学传统,后半句否定了希伯来—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从而全盘否定了欧洲传统形而上学,于是有“虚无主义”。
然而在我看来,更为要紧的事情是要认识到,传统哲学和宗教——尼采一概称之为“柏拉图主义”——乃是自然人类的精神状态的主要构成方式和表达方式。尼采肯定已经看到了——预感到了——这一点。通过哲学和宗教,传统的“自然人类”变成了“理论人”和“宗教人”。在早期的《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尼采就已经告诉我们:自哲学产生之日起,特别是苏格拉底这个希腊“丑八怪”出现之后,伟大的悲剧艺术猝然死去,“理论文化”成了欧洲的主流文化,欧洲人就成为“理论人”了。尼采进而批判基督教文化,认为耶稣把当时已经存在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系统化了,从而生成了基督教的教义和教条,欧洲人终于也成了“宗教人”。
无论是“理论人”还是“宗教人”,在尼采看来都是以“超感性世界”(“另一个世界”)为追求目标的“颓废人”,都是去自然化(去身体化)的病弱者。全面清算“理论人”和“宗教人”,可以说是尼采毕生思想的基本任务,尤其是后期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概念和忠实于大地的“超人”理想,传达了他要挽救“感性世界”和提振自然人类生命力的隐含意旨。尼采生得太早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说自己的读者在100年后——不过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低估了自己的思想力量。事实上,尼采死后不久,就成了“哲学明星”和哲学讨论的持久热点。
现在我们看到,以“上帝死了”的预言,尼采英明地预见了自然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终结,即传统哲学—宗教—艺术的终结,或者我愿意说: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系统的崩溃。诚然,跟马克思一样,尼采身处大机器工业生产时代,大概还只能算是技术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他甚至连飞机都没见过,更未能亲历现代技术的加速进展和现代技术统治地位的快速确立。但他与马克思一样具有“未来之眼”,洞见到了一个文明大变局的到来。
尼采死后,欧洲哲学和科学开始强劲反弹,1900年产生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正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约30年间,有一批哲学家追随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形成了一股“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e)复兴运动,他们纷纷标榜自己的哲学是“存在学/本体论”,堪称一时奇观,甚至被称为欧洲哲学史上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高峰。他们的意图在于重振欧洲知识理想,或者为欧洲的知识理想奠定一个新的基础。然而,相继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却残忍地粉碎了欧洲知识人的最后梦想,这一场主要以“现象学”和“存在学/本体论”为标识的最后的哲学盛宴终于破灭,而这同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破灭。
海德格尔参与和经历了上述历史变故,他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就是所谓“存在学/本体论”复兴运动的顶峰之作。然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中,海德格尔跟上了尼采的节奏,开始从整体上彻底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终于悟及存在历史之“天命”乃是现代技术。命已定,不可抗。把形而上学批判坐实于技术批判,这是海德格尔超出尼采的地方,而这一步是他在30年代中期的《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3中完成的,同时也形成了他对自己的前期哲学的自我批判和修正。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被认为是最深的也最难的,说最深,是因为他把现代技术问题形而上学化了,更准确地说是把它“存在历史”化了;说最难,主要是因为他所做的关于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规定,即他讲的“集置”(Ge-stell,一译“座架”),后者被说成20世纪最晦涩难懂的哲学词语。其实我认为,我们大可不必把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弄得过于复杂。在大的格局上看,海德格尔无非是想说,现代技术—工业—资本(商业)体系起源于现代(近代)科学,而现代(近代)科学脱胎于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形式科学)。他这个想法有无道理呢?当然有,今天占领和席卷全球的技术网络和大数据,难道不就是以一门形式科学为基础的吗?今天这个算法时代难道不是脱胎于古希腊的形式科学吗?若然,今天全球人类就都处于希腊哲学和科学的规定之中,现时代就是希腊的。
诚然,海德格尔试图把现代技术(Technik)与古希腊的“技术/艺术”(techne)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与我们上面的判断并不冲突。作为“精通/知道”的techne[技、艺]依然具有手工性,体现着希腊人与自然(physis)的“模仿”(mimesis)关系。现代技术则是以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而且实现了形式性与实验性的神奇结合——“普遍数理”的形式科学是如何可能被实验化,或者说被转化为实验科学的?迄今为止,这似乎还是一个未解的课题。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现代技术把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主—客对象性关系展开为一种人与自然的暴力关系,技术成为人类控制自然,最后也返回来控制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就做了一个预言:人类马上要开始通过技术来加工自己了,而当时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尚未真正起步。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用“集置”(Ge-stell)一词来规定现代技术的本质。我愿意重复强调的是,我为此提供了一个完全字面的汉语翻译,即“集置”,因为面对这个充满歧义的外来哲学词语,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字面翻译是最安全的,或许也是最可靠的,留下了更多的意义联系和更大的解释空间。德语Ge-stell的前缀Ge-就是“集”,而词根stell就是“置”和“设”。以我的理解,海德格尔是以“集置”来描述现代技术以多样的方式对事物的“处置”,对事物的“置”和“设”。4
海德格尔的“集置”(Ge-stell)也表明了现代技术统治地位的确立。但所谓“技术统治地位”却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才为人们所认知。1945年8月6日早上8点16分,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相当于两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在600米上空爆炸,6000多摄氏度的高温把一切化为灰烬,冲击波使所有建筑摧毁殆尽,强烈的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许多人的眼睛变成了两个窟窿,近20万人丧生。以前冷兵器时代的自然人类哪里能想象这样一种极端的大规模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震惊了全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此宣告结束。作为原子弹研发的推动者,爱因斯坦当日就知道了日本原子弹爆炸,震惊之余深感后悔:“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5此后几年里,爱因斯坦积极投身于和平事业。在1948年7月致“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的信中,爱因斯坦写道:“作为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身负着历史重任,我们今天走到了一起,……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光靠理性还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问题。深入的研究和专心致志的科学工作常常给人类带来悲剧性的后果。”6
几年以后,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的夫君安德斯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随着原子弹的爆炸,一个新时代到来了:“1945年8月6日人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一天起人类具有了彻底灭绝自己的能力。”7这个新时代,安德斯把它称为“绝对的虚无主义”的时代,并且认为,原子弹标志着世界、人类和时间的终结。哲学家安德斯从此不再哲学,就像奥斯维辛之后不可写诗。
广岛原子弹的爆炸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宣告了技术统治时代的来临,一个由现代技术决定的所谓“绝对的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以我的说法,技术统治已经压倒了政治统治。政治统治是自然人类约2500年“文明社会”的基本统治方式,它通过商谈来实现,无论是古代的专制政制,还是现代的民主制度,虽然程度不等,但都是通过商谈来完成的政治统治和治理方式。特别就欧洲而言,政治统治的核心的组织力量是哲学和宗教——哲学通过本质主义(普遍主义)方式为集体组织提供论证和辩护,而宗教通过信仰主义方式为个体心性提供慰藉和救赎。所以,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即传统哲学和宗教衰落时,他已经预见了传统“政治统治”时代的终结。
海德格尔也总算先知,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真相:战争和政治只是表层和表象,而作为“集置”(Ge-stell)的现代技术才是根本。而一旦确认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无论思想立场还是生活姿态,都得有一个根本性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