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旧中国精神卫生机构建立的几个样板

一、第一家精神病院的诞生——广州市惠爱医院

广州市惠爱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宁玉萍

走在这所具有121年历史的全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的院道上，目光所及处，尽是郁郁葱葱的百年老树，耳听珠江水在白鹅潭岸边拍打的浪潮，清风呢喃，鸟声雀跃……我的思绪回到了147年前的旧中国。

关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的记忆，国人多以《申报》创办和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作为重要标记。但对于精神卫生界从业人员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就在这一年的中国医务传道会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在我国建立疯人院的专题报道，写这份报告的人正是后来创建我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的嘉约翰传教医生。

嘉约翰医生在中国的史书上所述不多，但他对于我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1824年11月30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邓肯维尔，1847年毕业于费城杰斐逊医学院，1853年来华行医传教，1901年8月10日在广州逝世。他不仅创建了我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还承美国医学宣教伯驾“眼科医局”之基，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具备一定规模的西医综合性医院——博济医院；成立了我国第一所西医学校——博济医校（孙中山曾师从于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医务从业者协会——中国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前身）；创编了我国第一份医学期刊《西医新报》和报纸《博医会报》（《中华医学杂志》前身）。

对于我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的创立，嘉约翰医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或者说没有嘉约翰，我国现代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可能要推后几十年。从嘉约翰第一次呼吁建立疯人院到1898年惠爱医院的建立，这段时期长达26年。在这26年里，一位尚未知天命的医生熬成了古稀之人，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念——为中华大地的精神病患者建立一个能够遮风挡雨，能够包容、接纳和提供科学治疗的专业机构。

清晚期，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碎了清王朝的天朝上国美梦，也唤醒了一部分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热潮。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也大量输入中国，现代医学也从涓涓之流逐渐汇成了不可逆转的滔滔浪潮。西医的实用性让中华民族见识到现代科学的神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愿意以西医来治疗外科等各种疾病，但在精神病领域的治疗及知识的普及却举步维艰。嘉约翰要在中华大地创建精神病医院，困难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精神病观念的转变。在惠爱医院建立之前，我国没有专门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医疗服务机构。在我国古代，精神病的概念多以“癫狂”这种形式存在。据《黄帝内经·宪枢》卷五之《癫狂》所述，癫狂的表现是失眠，食欲不振、夸大妄想、自尊心强，且吵闹不休，甚至“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桓上屋。”古代的郎中们普遍把疯癫的许多形式理解为机体性失调，他们用于解释“癫”“狂”的语言与解释其他疾病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这种“癫狂”是邪气、冤孽所致，患者家属多以求神拜佛、符咒、巫术来驱邪消灾。二是对精神病患者处置方式的转变。旧中国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方式，要么是通过宗族关系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看管，要么是投入监狱如同罪犯一般对待。家境较好的患者，家里会建起一座比较坚固的房子，将其囚禁在里面，严加看管，不准外出。贫苦人家，则只能给患者戴上重重的锁链禁锢在石柱上，经受日晒雨淋，或是全年都被关闭在黑暗、潮湿的房子里，或是牲口棚中，得不到什么关心和照顾。在旧中国，精神病患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他们也常常成为被虐待或嘲弄的对象。

嘉约翰创建疯人院之路异常艰难，他不仅要转变深受五千年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的观念，还要说服医务传道会和教会支持建院。不幸的是，他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当时外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笃信儒家思想，长期的恬淡个性和中庸之道造就了中国人随遇而安、不事争斗的性格，因此中国人很少精神错乱。而嘉约翰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精神病患者问题没有凸显是因为精神病患者大部分被铁链锁捆在家中，宗亲对于名誉的维持关系让他们很少为外人所知，而且精神病患者很容易自杀或为他人所杀。加上中国人口基数大，精神病患者的绝对数量不可估算，非常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医疗机构救治这些患者。

得不到教会的支持，嘉约翰转向了靠自身努力筹建精神病院的艰辛路程。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组织了一个临时筹委会，发出建院的公告，多方筹措资金，同时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关于精神病治疗的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精神病。他的多方奔走呼吁，有过挫折，也得到过支持和鼓励。历尽艰辛，嘉约翰把募捐得来的善款和个人所有积蓄，在1892年出资购买了位于芳村白鹅潭码头旁17市亩的土地用于建设疯人院。随后数年，嘉约翰一边继续募捐，一边筹划具体建设事宜。1897年，嘉约翰用2 091.53美元在芳村建起第一栋楼房。

1898年2月28日，嘉约翰和他太太玛莎诺伊斯带着两名精神病患者，乘坐着小舢板从珠江北岸驶向南岸，从芳村码头的杂草丛中走向新落成的一栋带有波斯风格的两层小楼。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一路蹒跚脚步踏出的竟是我国现代精神卫生事业康庄大道的起点，当嘉约翰打开了这一栋小楼的门，从此就开启了我国现代精神卫生事业。医院草创，嘉约翰为之取名“惠爱医院”，寓意惠民仁爱。

建院第一年，医院共收治了11名患者，第二年增加至30名。头六年共入院287人，出院224人，1904年底仍在住院的有63人。随后，医院规模越来越大，到1908年住院患者增加到150名，1914年增加到441人。到1927年3月，民国政府接管医院时，在院患者已达686人。从1898年到1927年，29年来总计入院6 599人（男4 428人，女2 171人），出院5 913人（男4 100人，女1 813人）。患者的年龄下至13岁，上至87岁，以20~40岁为主。患者主要来自广东省内，还有广西、云南和湖南，甚至部分来自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患者的职业有船民、苦力、商店店员、经商者、大商人、官员、学者、中医、裁缝、海关职员和学生等，以苦力和渔民居多。建院头几年的患者都是患者家属送至医院救治，或是有心人从街头领送过来的，医院的运作主要靠募捐及患者家属交纳的一点费用，举步维艰。医院从1903年开始接收广州府送来的精神病患者，并接受政府资助，缓解了医院的部分经济压力。1909年，医院收容的194名患者中，有99名是被官方送来的，其中一半来自中国香港。当时中国香港出现精神病患者，港英政府便会把他们送上火车直驶至广州芳村石围塘火车站附近，之后转至惠爱医院。

建院之初，只有嘉约翰和他太太两人照顾患者，后来陆续招募了恂嘉理（即肖顿G.C.Selden）、罗斯（R.M.ROSS）和哈维（J.I.Harrey）三位美国医生协助开展医疗工作。后期随着医疗业务的逐渐增加，医护人员队伍也随之壮大，至1922年左右，医疗队伍开始出现华人医生。据1922—1923年惠爱医院的征信录记载，医生名册中出现了何永辉医生和刘维钧医生两个名字，这是目前所知的国内最早的华人精神病专科医生。

惠爱医院的建立，开启了我国现代精神卫生事业之路，使我国医学界开始关注精神病的研究和治疗，推动了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它的出现，让中华民族惊喜地发现，还可以有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方式治疗精神病患者。各界群众看到精神病患者能够康复出院并回归社会，由衷地认为“在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事业中，这一项工作是最好的！”《环球时报》曾在2006年评选出对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名外国人，嘉约翰与达尔文、爱因斯坦、马克思等名列其中。

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局动荡，惠爱医院发展日渐式微，最终难以为继。1927年3月1日，当时的国民党广州市政府派人接管医院，改名为“市立第二神经病院”。1935年12月，医院与市立第一神经病院重组合并，改称市立精神病疗养院，留医名额定为800名，全院医、护、职、工、警、夫编制共86人。占地面积四十余市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占地面积基本相同，此时为新中国成立前精神病院最兴旺的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市政府创建“模范城市”，市立精神病疗养院成为教会团体和市政团体经常组织参观的一个景点，这里体现了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广州“模范城市”的亮点之一。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国民党广州市政府在匆忙撤退前，将精神病疗养院临时委托广州天主教教会代管。由于社会动荡，经费困难，条件恶劣，患者死亡率很高，住院患者从沦陷前的800多人，一直降至抗战胜利时的60余人，全院职工仅余23人。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同年11月中旬，复原后的广州市政府卫生局派人初步接管医院，1946年2月1日正式接管。此后，患者及职工数量有所增加，至1948年患者增至380余人，职工增至60余人。1949年12月7日，由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精神病医院。

新中国成立后，医院先后易名为“广州市精神病院”“广州市第十人民医院”。1973年4月改为“广州市精神病医院”，2014年医院复名为“广州市惠爱医院”。期间增挂“广州市医学院”“广州市脑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精神卫生中心”牌子。政府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和扩大医院的收治能力，先后设立过珠玑路门诊部、中山四路门诊部、荔湾路门诊部及芳村疗养所、太和疗养所和江村疗养所。如今医院已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有编制床位数1 920张，业务管理科室或部门19个。

121年前，白鹅潭畔还是杂草丛生，蛙声一片。如今，一家现代化的集医、教、研、防于一体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矗立在此，成为我国精神医学领域一颗璀璨明珠。惠爱医院在美丽的白鹅潭畔闪闪发光，不断为我国的精神卫生事业添砖加瓦，历经百年沧桑洗礼并继续向前迈出了国际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梁碧莹.美国人在广州（1784—1912）.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嘉惠霖，琼斯.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二、第一家国立神经精神病院——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脑科医院　张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仅有广州、北京、苏州、上海等几家由国外传教士举办的精神病收容所或“疯人院”，当时的专科医生也只有五六十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由国人、政府主办的精神病院。抗战胜利后不久，1946年，时任华西协和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这三所大学的联合医院神经精神专业教授、科主任程玉麐多次向国民政府卫生署建议，在南京建一所精神病院。当时的卫生署金宝善署长于1947年1月30日写信告知：“敬请吾兄（程玉麐）莅京（南京），主持一切，不胜欣盼”，同时答复“来京时在中央医学院教课”。1947年3月5日，金署长下达训令“聘程玉麐为南京精神病防治院院长”。当时程玉麐一边在中央医学院任职，一边积极筹备医院，并邀请当时在上海国防医学院任职的伍正谊医师前来协助筹备工作。从3月起先行成立，借用中央医学总办公室临时办公，借其门诊部诊室开设专科门诊，借其活动板房创立了14病区，设50张病床收治精神科患者，同时在中央医院综合楼病房内设神经科病床10张。中央医院大门口挂“南京精神病防治院”院牌。程玉麐为首任院长。当时在成都的程玉麐院长的弟子们，除刘昌永一人外（他当时担任成都市精神病疗养院院长，需留下负责医院工作），陈学诗、谭诚、唐培根、洪士元、陶国泰等一批神经精神科医师全都汇聚南京程玉麐处。1947年5月19日，当时的卫生署升格为卫生部，周诒春部长再次下达训令，“经行政院卅六年五月六日字（17102）号指令核准，卫生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直隶属卫生部，掌理精神病与神经病之诊疗研究及医务与其他有关人员之实地训练等项……”自此，由国人主办的第一所国立部属神经精神病院载入了我国神经精神病学史册。它开启了中国精神病学科辉煌灿烂的一页，在我国现代精神病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底，全院职工有75名，其中技术人员35名，行政勤杂人员40名。医院不仅云集了占全国1/3强的神经精神专业医生人才，还云集了以丁瓒为代表的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和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研究室的心理专家和心理工作者，云集了以汤铭新为代表的金陵女子学院社会学系的专家和社会工作者。护士主要是来自原中央医院及原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的张文秀等人。

三、第一个精神病学教研室——北京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

北京协和医学院　魏镜

2017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创办100周年！

我此时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名师终身荣誉。表彰和颁奖仪式是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最有历史和故事的、现已是文物保护建筑的东单三条礼堂举行。这促使我开启思维穿越的旅程，寻觅来时的路。

我开始肩扛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精神病学教学大旗是在我入职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工作的第五个年头。那年春天的某一周内，从美国进修访问3年回国的、后来被誉为神经和精神学界“两栖动物”的神经内科李舜伟教授郑重、严肃地把每年秋季要用连续两周时间、集聚北京精神病学界各方精英教学人员和资源完成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精神病学教学工作的要求和详细内容一股脑儿地给我做了介绍。

李舜伟教授那时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精神病学教学的负责人。由此我知道了北京协和医院有延绵未断的精神科临床和教学工作。以下内容有掌故、有历史资料、有对李舜伟教授的多次采访，再以时间和人物顺序整理而成。

1919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安德鲁·伍兹等人筹建北京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学科。于1921年正式建立神经精神科，当时还是属于内科的一个学组。安德鲁·伍兹首任神经精神科的负责人。他曾经评价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里很理想——具备临床和科研工作的所有条件。”1922年，伍兹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了神经精神病学教学课程。自这一刻起，中国有了现代精神病学的医学院教育。中国最早的精神病学的教学大纲与教材便是那时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精神科临床和教学工作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如今，在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中，仍可以找到早期的《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教学大纲》。其中精神病学部分包括总论、各论及精神病的治疗和预防。总论主要讲述了心理学说发展的概况，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的主要论点，心理各主要部分的概念和精神病的一般症状及其病理生理，发生精神疾病时躯体方面的变化，精神病的病理解剖，精神病的病因学，精神病病理学，精神病的分类，精神病患者的病史和检查。各论中详述了感染性精神病、梅毒性精神病与血管疾病及老年期精神病的鉴别诊断，还有外伤性精神病、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及神经官能症。更为弥足珍贵的是，针对精神疾病护理的教材也在这个极早的教学体系时期逐渐形成。同样，我们在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中找到了《神经精神病学及护理》。其中详尽地讲述了兴奋型患者及抑郁型和木僵性患者的护理。

以安德鲁·伍兹教授为代表的早期精神病学教育者们教学极端认真，除课程教学和门诊示教，在课堂上和病房里向中国医学生讲授神经科和精神科的内容外，还带领医学生到北京市疯人收容所进行临床实习。在此期间，他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同事们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研究论著，包括对一种基底节变性疾病、脊髓肿瘤的神经病理学研究等。安德鲁·伍兹非常重视对年轻医生的培养，分别于1930年和1931年将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的魏毓麟、程玉麐推荐到美国、德国留学深造。1928年，安德鲁·伍兹离开协和医学院，受聘于美国艾奥瓦大学精神科，在那里担任主任一直到1941年。

1930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中国医学界首创，将神经精神科作为独立的学科而不再作为内科一个学组进行建设和发展。接任安德鲁·伍兹的是雷曼教授，他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主任。当时在科内工作的还有厄恩斯特·德弗利斯、希尔等医生。雷曼担任学科主任期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和学习过的有粟宗华（上海）、凌敏猷（湖南）、许英魁（北京）、张沅昌（上海）、黄友岐（湖南）等医生。雷曼教授后来将他们推荐到美、英、德等国深造，他们回国后均成为知名的神经精神科专家，分别在所在地创建并发展了神经精神专业，取得显著成绩。

雷曼医生是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他非常重视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与当时北京疯人收容所的临床医教研关系。魏毓麟医生1931年从美国宾州大学费城总医院留学返回北京协和医院任神经精神科副教授，于1933年兼任了当时北京疯人收容所所长。上任的头件大事便是将北京疯人收容所从甚为破落的高公庵民房中搬迁至北京地坛公园内，修建房屋，改善患者住院条件。1933年，北京疯人收容所改组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设置病床200张，正式作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学科的教学医院。1934年，程玉麐从德国、美国留学返回北京协和医院任神经精神科副教授，时常协助魏毓麟院长指导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的医疗、教学等业务工作，直至1936年离开北京先后去南京、成都、美国继续发展。1934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许英魁和1936年毕业的冯应琨留校加入了神经精神科。他们在雷曼的带领下，发表了不少教学和科研论著。1937年雷曼也离开北京协和医学院回美国任杜克大学精神科主任，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的职位由希尔继续接任。

1938年许英魁得到雷曼推荐，先后前往德国和美国深造，主要研究神经病理学。1939年10月许英魁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林学院回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任副教授。当时国家形势紧迫，华北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但他为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不懈努力，在做好临床、教学的同时完成十多篇高质量的科研论文，已在国际国内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当中国人民经历战争灾难时，中国的精神病学发展和教育事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摧毁性的打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的威胁下外籍教授大部分撤离，协和医学院被迫停办。1942年，希尔回到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辛辛那提大学任精神科主任。同年8月，许英魁教授被聘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科主任、教授（并兼任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医务主任）。1943年，他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正式开设神经精神科课程，年末利用万福麟旧宅小楼改成北京医学院精神科病房。许英魁将精神病学临床和教学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外传播开来。194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复办，聘请许英魁任神经精神科主任。1950年北京协和医院复院，许英魁又回到北京协和医院脑系科任教授、科主任直到1966年。他长期坚持每周去北医精神科（后搬至西安门大街，改称为北医精神病院，设床位60张）以及北京精神病院（原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与魏毓麟一起查房、接诊、治疗患者和开展疑难病例讨论。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们引进了当时在国际上较先进的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治疗。为使精神病学的临床教学更为持续化、体系化、优质化、实用化，他们还在时为北京精神病院内专门设立了北京医学院精神病教学病房，探索打破机构和单位的管理壁垒来发展精神学科和专业。这个实践为促进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疗和教学水平共同提高、为中国培养大量高水平年轻医务人员、为中国精神科持续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四、第一家由政府创办的精神专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安定医院院史写作组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交相缠织，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局势动荡不安、贫困日益恶化。1908年8月，清政府为预防民间作乱，以免危及国家平治、社会安宁，拨款在内城建贫民教养院一座，并在其一隅附设疯人院，专收“疯疾之人”。这是中国第一所由政府设立的疯人救助机构。

从贫民教养院剥离，成为独立精神卫生机构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民国政府内务部改革警制，将当时的内外巡警总厅改为京师警察厅，直属内务部。作为北京全城的管理机构，京师警察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治安机关，而是一个综合的城市管理机构，在相当程度上执行着市政府的职能。

进入民国以后，北京的慈善事业几乎全部由政府接管。从1914年开始，京师警察厅几乎统管了社会各个领域，当时制订修改诸多的法规和章程，包括医药卫生法规、矫正收容法规等。在矫正收容法规里包含着《贫民教养院附设疯人院简章》。1914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接管“疯人院”，将“疯人院”从贫民教养院分离出来，改称“疯人收容所”。这是北京安定医院乃至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初始。

1928年，疯人收容所在专业上归属北平市卫生局和协和医学院共管，成为协和医学院教学医院。

1914—1949年的35年间，医院从水车胡同、高公庵、那王府到位于地坛的北郊医院院址，数次迁徙，经费不足，物质匮乏，从疯人院、疯人收容所到北平精神病疗养院、北平市立精神病防治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精神病防治院，一路走来道路坎坷，但是依旧从看管模式向着生理—心理—社会精神医学模式转变。建院初期，主要以看管为主。

改组收容所为精神病疗养院并任命首任院长

1933年，北平市社会局发局令第202号，“本局所属疯人收容所改组为精神病疗养院，公布之此令。”而后，市政府平字第1518号指令“将疯人收容所改组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请颁发钤记，以昭信守由，即时下发”。同日，北平市社会局发委任令第51号，“令魏毓麟：此委任该员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院长。”这是3个在北京安定医院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文件，开启了精神疾病治疗时代。

魏毓麟，男，1922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930年，他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曾任协和医学院教授，主攻神经精神病学。1933年，他奉政府之令，担当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院长之职。魏毓麟院长执掌新印上任伊始，针对疗养院恶劣的生活环境，首先提出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生活条件和治疗环境，解决精神病患者的吃、穿、清洁和居住问题；继而建立了包括社会服务、工作治疗、心理治疗在内的精神病专业治疗体系，将患者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或重性精神病；第二类：局部或轻性精神病；第三部分：因机体受伤或疾病而生之精神错乱病。开展了综合治疗，建立了工业治疗部、社会服务部、心理治疗部，完成了从旧式疯人院向现代化精神病院的转变。在艰苦的环境下，魏毓麟院长大力开展教学培训，训练专业人员；开设教学门诊，亲自为医学生和护士生进行精神病示范教学。他还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医院规章制度，如《精神病疗养院组织规则》《精神病疗养院助理护士训练班简章》等，确保了医院工作规范有序。但是战争与时局的动荡让医院的发展举步维艰，1937年，北平被日军占领后，医院艰难维持。但是，作为长江以北第一家初具规模的精神病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座与医学院合作建立的精神病教学医院，依然彰显着她的重要作用。民国廿九年（1940年），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发布关于精神病疗养院迁址的训令，训令如下：“为训令事案准卫生局公函内开查本局所属精神病疗养院原址地安门外高公庵，因房主已将此房出售，经呈准将安定门外地坛北郊医院扩充移交精神病疗养院使用，北郊医院另觅安定门外关厢新址。于本年初全部转移完竣即时新址办公。”这时的医院已经从初创时期简单的看管患者向寻求科学有效的治疗转变。在魏毓麟院长的带领下，各种治疗逐渐开展，学术研究和教学、培训工作也在发展中。

新的院址给了魏毓麟院长新的希望，他带领院内全体同仁日夜奋战，人和物按时到位（当时，北京地区东西南北都有医院，故称：北郊医院、南郊医院、西郊医院和东郊医院）。今天当我们走访医院老人时，大家还时常提到建于地坛的精神病院，迁址后医院增加了床位，改善了住院精神病患者的住院环境。

1944年，魏毓麟院长结束在精神病疗养院11年的任职，在院长交接的清单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长达9页的药物清单；但是在物品上，也看到了精神病疗养院的清贫，在区区可数的物品交接单上记载着烟筒几节、洋炉几个、铁锅几口、铁管几丈以及玉米面896斤、黑豆170斤等，精神病院的日子非常拮据。

北京安定医院老专家田祖恩年轻时曾得到过魏毓麟院长的指导和教诲，田老说：“魏院长很和气，除了赠给我几本珍贵的专业书籍，还有休息日饭菜的款待。”他说，“我们的老院长魏毓麟教授，是当时第一个进入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当大夫的中国人，他一直认为人是一个精神生物整体，精神疾病的发生就是这个精神生物整体，对困难和复杂处境适应失败的结果。”魏毓麟院长主张扬弃“病”的概念而称之为“反应型”，并主张尽可能全面、详细地搜集病史，他要求给患者写“传记”，而且认为这种“传记”完全不必要另加解释，生活中事实的本身就足以说明疾病发生的原因。在治疗方面，主张帮助患者认识病因，懂得为何造成了适应的困难和失败，帮助患者今后如何去面对现实，适应客观环境。

1945年，北平特别市市长刘玉书签发训令，同意市卫生局所呈关于医务主任许英魁等到差就职公函，内容为：北平市特别市政府训令，兹派许英魁为市立精神病院医务主任，王芷沅、陈文俊为该院医员，增设王锡熾为事务主任。从这份训令上可以看到时任政府也在不断加强精神病院的技术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平市立精神病防治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接管，更名为北京市精神病防治院。1950年的北京街头巷尾经常流浪着精神病患者。为了扩大床位接收患者，北京市精神病防治院开始寻求合适的房源，在安定门外北锣鼓巷38号以旧币37 200万元买下一处私人房产，面积5 533平方米，几经改造于1951年开始收治患者，设门诊及250张病床。这是医院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院址，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行医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医院在医教研防等各个方面均有着更多长足的发展，为中国的精神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着力量。近一个世纪以来，魏毓麟、武正谊、陈学诗、蔡焯基、马辛、王刚等，一代代掌门人以自己的清贫、努力、无畏、拼搏成就了北京安定医院的过去，为艰难中每一阶段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北京安定医院全体员工站在百年历史积淀上，定会承前启后，再创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