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后至1958年：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初具规模

第一节　新中国的“典型”精神病院建院史

一、教会精神病院的改造——苏州市广济医院

苏州市广济医院　梅其一

苏州市广济医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精神专科医院，始建于1919年。

1895年，美国传教士詹姆斯·惠更生（James R·Wilkinson，1862—1935年）受美国南部长老派教会委派来到中国苏州，先在齐门外洋泾堂创办了综合性的福音医院。1915年设立精神科，收治精神病患者。1910年惠更生和地方绅士杨翼之等在教堂聚会，拟在教堂东边筹建精神专科医院，后有天官坊绅士陆翥双捐赠地产一块，其他绅士捐款多寡不等。惠更生又返美募捐得资金若干，于1919年在苏州四摆渡（原前厂街12号，今广济路286号）营建房屋，并正式成立了中国建院最早的精神专科医院之一——更生医院。

更生医院建立时设有病床约100张。分女病区、男性重病区和轻病区。当时无专职精神科医生，大多重患者仍以捆、绑、收容为主，也曾对少数患者应用硫黄、牛奶等发热疗法和一些镇静安眠药，疗效不理想。组织轻性或慢性精神病患者在院内从事种花、种菜等劳动。医院设有传教的溪堂会（后建宗道堂），每天上班前全体工作人员有15分钟晨会，晨祷后分别到病房工作并对患者进行半小时的宗教教育。当时收治的精神病患者除苏州本地外，也有从南京、上海、浙江等教会收容部门转送来的。医院不断完善，影响逐渐扩大。

更生医院最初由惠更生任院长。十年后，因当时国民政府卫生部规定，外人办医院须由国人任院长，乃由李尚义任院长。1927年，65岁的惠更生因患病体弱且双目失明，无法坚持工作。1935年，惠更生因脑出血，病重不治去世，享年73岁。

从医学史来看，近代西方医疗机构的产生，是脱胎于教会与医学上的特殊联系。教会医院在晚清中国，起初接济的多是无望的患者，无助的穷人，多是社会弱势群体，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修道院附设医院等慈善机构，牧师、教士、修女扮演医护角色。修道院作为最早的医院，照料与处理了无数的患者，赢得了民心。1900年以后的20多年里，教会医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如日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全国20个省份有教会医院426所。目前全国各地最好的三甲医院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医院一度改为苏州红十字会医院第四分院。不久后，苏州城沦陷敌手，医院被日本侵略军所占，人员星散，医院设备、医疗器械陆续被盗或丢失，更生医院遂告结束。

日军霸占医院后，主要把医院作为仓库，存放油脂、肥皂一类物资，也曾驻扎过少数日军。抗战胜利后，医院由国民党青年军202师通信营驻扎，1946年，圣光中学从重庆迁到苏州，先在福音医院开学上课，后有张治中出面交涉，国民党青年军202师通信营自更生医院原址撤出，圣光中学于1948年迁入，到1951年迁出。

1951年，江苏省受命收治志愿军伤病员，在现广济医院所在地成立苏南康复医院。1951年7月，由代理教导员徐亚东、政治辅导员左生富、医师方卓民、会计李雷四人前往东北大连，接来第一批志愿军伤病员共497人。

1951年，也是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的第一年，护士李建华就被志愿军病员韩国凤暴力殴打致死。据院史记载：志愿军病员韩国凤，一贯不服院规，殴打工作人员。扬言要绑架连长，护士殷传纬讲了一句“为什么要绑连长呢，有理说理好了”，结果遭到韩的拳击。9月3日，韩因胃溃疡所引起的“颤抖病”发作，护士李建华用双手紧抓病床一边，以腹部压住患者两膝，使韩减轻痛苦。韩病发作停止后，又高呼要去打连长，护士李建华进行保护，不慎受外力作用，当场死亡。出事后，并没有精神科鉴定，也没有明确精神科诊断。经苏州市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决：韩国凤违反军规，打骂工作人员，误伤人命，判有期徒刑五年。

我于1982年作为本科大学生来到医院，病房里还有许多三十年前住院的志愿军患者。记得有些患者的行为非常“怪异”，有位患者动辄卧倒，有人拉他就会拳脚相加，还不断呼喊“冲啊，卧倒！”当时这些患者几乎都诊断精神分裂症。但是言行举止似乎都带有战争痕迹，思维好像都停止在那个特殊的残酷年代里了。

由于医院建筑设计符合精神病患者的管理，苏州当地民众若患有精神病还是被送到这里。所以虽然历经波折，医护人员变动极大，但精神科诊治工作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停止，教会医院的影响显而易见。

1953年，医院更名为江苏省第三康复医院。1955年9月18日，江苏省第三康复医院开始收治解放军精神病员。1956年又接收了解放军102医院的精神病患者。

1958年4月以后，医院公开正规收治地方精神病患者，改名为苏州精神病院。从教会精神专科医院到苏州精神病院整个改造过程，并没有特意的设计和人为操作，但都和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

二、私立精神病院的收归国有与合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徐一峰

1935年，慈善家陆伯鸿在上海郊区组建了上海第一家现代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命名为普慈疗养院，是现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分部的前身。奥地利医生韩芬参加了普慈疗养院的组建工作，并被聘为医务主任。与此同时韩芬医生应邀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两个教学医院建立神经精神科病房。因此，该院与上海医学院关系密切。1939年，原属红万字会（佛教组织）的一家综合医院改建成神经病（精神病）治疗医院，也作为圣约翰大学的教学医院。1940年，该治疗医院还成立了专门培养精神科护士的学校。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后，上述工作都受到影响。

抗战胜利后，上海医学院的临床及教学工作很快复原。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神经精神科得以发展。张沅昌从1947年至1950年7月从英国留学归来，夏镇夷从1947年初至1948年底赴美国留学归来，分别任神经精神科正副主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业务得以发展，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神经精神科之一。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已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聚集、市场繁荣，精神医学已成为社会的需求。一些私人办精神病院，也应运而生。除粟宗华办的虹桥疗养院外，较大者如陈顺德家族（包括陈忠保、陈忠昌）所办的中国疯病医院，苏复办的复生医院以及乐仁医院等，全部床位加起来，不过400张。为满足社会之需求，又有些开业医生牟鸿彝、曾金臣，专治心理疾病的心理学者黄嘉音、刘龠慈，在粟宗华相助下，开展了西方传统的心理治疗，弥补了精神病院之不足。

1949年后，出于人民的需要，精神卫生事业在原先薄弱的基础上得到较快的发展，与神经病科相较，精神科在人才培养数、病床数上，都远远超过前者。那时中华神经精神科还是一个学会，交流较多，彼此情况了解。

普慈疗养院开创之时，圈地100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过去只设病床300张，当时仅有医师2名，护士2名，药师和兼职检验师各1名。病房由天主教修士、修女管理，仅有电休克和胰岛素休克两种治疗方法，且收费昂贵，多数病家无力承担。经过多年发展至1952年军代表接管前，有职工178人，其中包括医师4人，护士2人，助理护士45人。被接管后的上海市立精神病院聘请粟宗华负责医务工作，1956年任院长，业务逐渐发展，专业人才有所培养。此前同济医学院精神科刘贻德教授亦到医院查房教学、指导业务。他的高足王善澄医师，已是上海精神科第二代的杰出人才。1954—1956年间，当时上海所有的私立精神病院（包括虹桥疗养院精神科、中国疯病医院、上海精神病疗养院、复生医院等）均先后并入市立精神病医院。新中国成立前后，已有震旦医学院毕业的夏毓芬、殷国宝、许昌龄、傅钟骏等医生相继进入市立精神病医院。此时，又添了贾谊诚、吴植智、周玉常等本科毕业生，及复生医院的苏复，中国疯病医院的陈忠保、陈忠昌等。又有卫生局培训过的10名中医到院，均已熟悉了专科工作。卫生局为新院开设分来了一大批中专医生及护士，也已培训上岗。

上海医学院精神科原先是个小病房，床位不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受收治抗美援朝志愿军任务，扩建了一幢二层小楼，开设男女病房各一，共100个床位，设有专门的胰岛素及电休克治疗室。另有一排平房工娱疗室，连为一体，院中套院，在华山医院最为起眼。在综合门诊部，精神科医生每周出两个半天门诊，满足出入院患者之需。由震旦、圣约翰、同德等医学院合并的上海第二医学院神经科，也派严和骎等进修精神科，开展精神病教学。

1958年，上海精神病防治院建立，集中了全市精神科的人力物力，都联合在一个医院里工作。以新建医院作为上海市精神病防治总院，原上海市精神病院旧地为北桥分院，上海精神病疗养院旧址为虹桥分院。华山医院将原有的九病房、十病房100张床关闭，全部住院的病员、医护工勤人员及全套设备均并入精神病总院。计有医生：纪明、史鸿章、徐韬园、王善澄、徐声汉、张良栋、王希达、陈高义等，护士吴子新、邱克如、朱蕴玖、张璐珊、曹维英等，此外，还有金陵女大毕业的社会工作者陈士菊及一班有经验的老工勤人员，共八十余人。教研室设在医院，医务人员的主要任务还是医疗工作。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严和骎、顾景顺、郑瞻培等相继到院，上海铁道大学施梦娟、吴文源来院教学，尔后各校均建立了精神医学教研室，不断有教职人员补充进来。医院每年也有毕业生分配来工作。20世纪50年代的医生阵容相当整齐。开院时总院病床400张，并统一承担了全市精神科门诊、院际会诊工作；两个分院共有床位1 000余张，收住慢性疗养病员。

上海精神卫生事业的整合建立在私立精神病院的合并基础上，半个多世纪来，的确带来了上海精神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工作的高效率，不仅保证了日常基本任务的完成，经过长时间积累，也培养了人才队伍，出人才、出经验、出成果。当然，精神卫生事业的建设绝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仍需要不断地艰苦努力，推动“上海模式”发展。

注：此文以徐声汉教授撰写的《上海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简史》一文为基础，结合王祖承教授口述整理而成。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国性培训基地——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脑科医院　张宁

南京脑科医院自1947年创立之时，院长程玉麐就将其优秀学生招募到旗下，先后培养了王慰曾、伍正谊、刘昌永、陶国泰、陈学诗、谭诚、唐培根、洪士元等一批神经精神科医师。建院开始就遵照原卫生部（民国）组织规章要求，与医学院校和相关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当时主要承担中央大学医学院、江苏医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国防医学院等院校的教学和实习带教任务。1949年又承担了山东大学医学院、华中医学院、兰州医学院、华东军区医院、第五军医大学等院校的教学和临床实习基地的工作。1952年，南京脑科医院选派医师去东北，为抗美援朝部队医院开办精神神经专科医师培训班。1953年前，南京脑科医院率先成为原卫生部精神专科高级师资进修培训基地，正式开设专科高级医师进修班，接受全国各地专科医师进修，为期一年。北京协和医院、北大医学院、浙江省立医院等均先后派医生前来学习进修。1960年，又接受原内务部委托，开办中级医师专科进修班，共培训全国各地医、护、技学员800余名。被业内同仁誉为中国神经精神病学医师的摇篮。1980年，南京脑科医院被原卫生部指定为全国精神科医师继续教育中心。1985年，南京脑科医院主办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亚太地区社会文化精神医学研讨会。

四、病退抗美援朝战士的家：荣军医院的设立

（一）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钱敏才

浴火而生

我们医院是伴随着抗美援朝的隆隆炮火建立的。

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12月，首批8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被转移到浙江省绍兴的诸暨县。他们的伤病以肺结核、胃病、冻伤、肢体残疾为主，还有一些是精神障碍。诸暨县医院容纳不了这么多伤员，所以伤员全部被安排在百姓家中，由军队调配200名医务人员进行统一照料。为了方便管理前线转来的志愿军伤员，浙江省卫生厅调用省立诸暨医院、严州医院全部设备及工作人员建立了第一疗养院。随着伤病员的不断增多，第一疗养院也根据级别、病种等分为若干个疗养所，之后又在第一疗养院的基础上建立了后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康复医院。

1951年6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决定在浙江省建立一所100张床位的精神病院。为此，浙江省康复医院管理局指定由第一疗养院（即第一康复医院）进行筹建。

浙江省卫生厅接到指令后，将第一疗养院的三所改建为精神病院。后由于单独建院所需经费、医疗设备和房屋不足等原因，同年12月，浙江省卫生厅批复：“关于精神病院名称应改为精神病防治所，提升周鹏云为该所所长。”正式定名为浙江省第一康复医院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我们医院的前身，也是浙江省第一家精神病院。

精神病防治所在距离诸暨城南三华里的郑家村，利用一间祠堂加以修缮作为该所用房，设床位50张。1952年3月5日开始收容病员，共收容由华东野战七院和散住在各所的精神病员60名。当时有医师、医士7名，护士和其他人员48名，共55名工作人员。同年11月，该所在距离郑家村五华里的天车罗村利用民房改修，增设床位60张，收容由东北转入的部队精神病员；两村各设有两个病区，共四个病区。另有门诊室、办公室等。

应需而长

1953年4月，精神病防治所专配护士、工人各1名，开展病员的工娱治疗。7月，工作人员增配至170名。按病情轻重对病员分开管理，天车罗村收容无重性症状的病员，以管理为主；在郑家村收容重性精神病员和女病员。9月，在郑家村开始开展胰岛素休克、电休克治疗，设治疗床14张，配备医、护、工8名工作人员。

1954年10月，第一康复医院又将原二所、三所（分别位于应山村、碑亭村）房屋划给精神病防治所，修缮后作为病房。自此，固定床位由原来的110张增至300张，收容华东各军区转入的精神病员。当时实收住院病员417人，工作人员也相应增至400余名。同时设置睡眠治疗室，对精神病员进行药物睡眠治疗和电睡眠治疗。

这417名志愿军精神病员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还有不到20岁的小战士。之后，除部分康复出院，或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最后1人于2013年12月25日去世）。146人中，不少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1955年6月1日，浙江省康复医院管理局将第一疗养院精神病防治所与第一疗养院分开，建立第五康复医院，专门收治部队精神病员，固定床位300张，直属浙江省康复医院管理局领导。7~10月，康复五院进行整编，工作人员由414名减少到270名。编余人员集中到衢州学习，极少数复员回乡。10月，医院将部队转来的205名精神病员，全部办理了复员手续。

1956年2月17日，康复五院开始从诸暨市迁往湖州市。2月29日，256名病员和267名工作人员安全抵达湖州。原址尚留80名病员，34名工作人员，设疗养所，该所于次年4月也迁至湖州。医院迁至湖州后设6个病区，同时健全了门诊室、针灸室、化验室、X线室、理疗室、药房（调剂室）、营养室、供应室、医务统计室等科室。5月12日，中共浙江省委发文将浙江省第五康复医院改名为浙江省精神病院，归属浙江省卫生厅管理。此后，医院除继续收治已复员留院的部队病员外，开始收治全省各地的精神病员。

1957年5月23日，浙江省卫生厅将医院行政、人事、财务正式移交给湖州市人民委员会管辖，医院业务工作则仍由浙江省卫生厅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复退军人精神病员的收治工作；开展全省精神病防治的调查研究、技术指导、科研等工作；担负本省其他地区精神病患者的收治工作。

1958年4月1日，医院根据浙江省卫生厅通知精神，开始收治社会精神病患者。9月，成立防治办公室，对湖州市和吴兴县的两个区共30万人口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同时抽调医务人员，负责开展全省精神病防治工作，对各地精神病防治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并协助桐乡乌镇、金华、绍兴、天台、宁波、温州西山、瑞安、慈溪、永康、义乌等地建立精神病防治机构，组建浙江省精神病防治研究所。

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医院条件极为艰苦，设施非常简陋，没有电力设备，工作人员夜间提着马灯查病房。据1957年毕业于杭州护校的俞静如回忆，早期，由于临床上对精神障碍的治疗方法甚少，又缺少药物，这些病员常会出现幻觉、妄想，容易兴奋、躁动，甚至相互间打架斗殴也时有发生，三四名医护人员也无法阻止。医护人员也时常会受到突然袭击，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过挨打的经历。

通过在实践中探索，早期逐步采用了睡眠治疗、胰岛素治疗、电休克治疗、普鲁卡因颈动脉注射疗法治疗精神分裂症，针灸和泻下疗法、中药土茯苓治疗麻痹性痴呆，二百合剂治疗慢性精神病，温胆汤治疗老年性精神病等多种疗法，大大增进了疗效。医院还把患者组织起来，建立班、排、连和党团组织，开展学习、工娱活动和自我管理，形成了良好的病房休养秩序。

1983年1月，医院划归浙江省嘉兴地区专员公署管理，改称嘉兴地区精神病防治院。1984年3月1日，因撤地建市，医院又改称湖州市精神病院。1994年8月，经湖州市人民政府同意，浙江省卫生厅批准，增名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至此，医院建立起了精神科和内科、外科、妇科等综合科室的会诊制度，许多先进的治疗手段得以实施，开始走上精神科和综合科相互保障、共同发展之路。

如今，医院的综合业务与专科业务相互保障的功能日臻完善，给精神疾病患者就医带来了便利，精神病专科建设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

（二）辽宁省复员军人康宁医院

立足民政，服务社会，打造优抚专科医院品牌

辽宁省复员军人康宁医院　张瑞霞

我们医院于1958年9月15日建院，当时名称为“辽宁省北镇复员军人疗养院”，是辽宁省民政厅为发展优抚事业，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的体贴与关怀而兴建的。院址在辽宁省北镇县西门里城墙下，原来是民国时期国民党知名人士冯庸的大院，辽西省卫生学校曾在此建校。1951年朝鲜第二学院进驻此地，1958年该学院迁回朝鲜，我们医院就设在这里了。当时条件比较简陋，占地面积9 000平方米，有房屋229间，农田41亩，只有少量的用具和医疗药品、器械。

刚建院时，辽宁省民政厅委派普兰店荣复军人医院孙田生副院长来院帮助建设，同时又调来本溪劳动教养所生产科长张志启、人保科刘勇，绥中县荣军休养院张冶等参加筹建，任命张志启为副院长（主持工作）兼任党支部书记。在辽宁省民政厅和北镇县委的大力支持下，建院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建院初期，工作人员的主要来源是由省民政厅调配部分干部，各市、县民政科（局）派来医护人员，这些人员当中从事过精神科治疗和护理工作的只有辽宁省开原精神病防治院支援而来的4名医护人员。截至1959年医院工作人员由建院的86人增加至148人，其中合同工、临时工占70%，对有一般医学专业知识的人员，经过培训分期分批转为固定工。

1958年10月31日，我院正式接受第一批从大石桥牛庄痴呆精神病收容所送过来的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14人，从此医院正式开始了病员的收容与简单的治疗工作，当时编制床位200张，同年底增加到300张。当时我院医疗器械缺乏，医护人员更是匮乏，全院仅有5名医生，19名护士。面对困难，我院本着因陋就简，边建边改，边治边学的原则，主要采取以疗养为主，药物、针灸、工娱治疗相结合的方式，还不能开展正规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1959年2月14日，在北镇县人民医院的协助下，我院开展了3张床位的氯硫二苯胺（氯丙嗪）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工作。此后又相继开展了16张床位的阿米那嗪（盐酸氯丙嗪）治疗。至1959年7月医院相继收容65名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并为他们实行了阿米那嗪治疗，此外还采用中药治疗22人，物理性治疗13人，苯溴综合疗法11人，胰岛素休克治疗3人，利血平治疗16人，同时积极配合针灸治疗、心理治疗、工娱疗法等，均取得一定临床效果。

当时，辽宁省民政厅对收治的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采取包收包治的方式，所有治疗、生活费用均由辽宁省民政厅拨付，同时规定每人每月医药费用不得超过15元，而实际医药费用平均开支为26.80元。我院根据医疗经费不足，且初期患者多的情况，为了既要节约开支，又要达到治疗目的，广泛开展辅助性治疗，扩大工娱疗法，组织患者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做石膏石蜡工艺品、卷烟、糊信封、编筐、打草绳、种植蔬菜等工疗，组织患者阅读书报、开展各种球赛、扑克赛、下棋、唱歌等娱疗，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疗效。

1964年7月，辽宁省民政厅决定将我院迁至兴城，与兴城复员军人医院合并，使用“辽宁省兴城复员军人精神病医院”名称。当时从“北镇院”共迁到“兴城院”患者267名，职工102名。1985年，医院更名为“辽宁省复员军人康宁医院”，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