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球增长转型和亚洲世纪

目前经济和金融力量的均衡正在从先进工业化国家向亚洲新兴经济体更替转变，尤其是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体向中国—印度经济体转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东亚在全球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成为一支日益增长的力量。而且，该地区在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的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中将成为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艾肯格林认为这次转变可以从以前的全球性转变中有效地看出。[2]首先，15世纪西方的崛起伴随着中国的衰落。其次，工业革命使得大不列颠独霸世界直至19世纪末。在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加上发展中的东亚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实力超过今天高收入经济体的总和。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中国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的份额急剧下降。最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全球实力由大不列颠转移到美国。二战之后是一个霸权稳定的时代，具有支配力量的美国有能力单方面采取行动稳定欧洲和日本经济，并管理国际金融体系。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是霸权合作时代，美国再也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但仍在组织协调集体行动中起领导作用。21世纪到来后，世界从美国单极转向多极化时代。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长，那么按照当前的价格，它们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份额到2030年时将上升到近一半，如表1所示。

表1 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GDP上升的百分比份额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出口导向型增长、国内高储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人力资源增长、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经济体制改革。亚洲政府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学习到，要通过避免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高估实际汇率，加强银行系统监管，积累外汇储备缓冲外部震荡才能减轻经济的脆弱性。近几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又使得亚洲追赶的进程进一步加快。2010年，东亚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份额按市价计算达到1/3，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达到一半。

东亚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相对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和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基础上，而这些由于全球规则框架和支持机构的存在而成为可能。尽管如此，亚洲持续的经济上涨所面临的全球环境不同于二战后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上涨时面临的。当时资本账户关闭，证券投资资本流动有限，外汇汇率固定。而当今，资本账户、资金流动、大宗商品价格和外汇汇率都呈现很高的波动性，而且还存在环境可持续性的新问题。这样的全球经济环境较之“东亚奇迹”的时代少了些良性，变得更富挑战性。

为了实现亚洲世纪的场景，该地区必须解决令人头疼的政策、体制和治理的挑战。在全球层面上，目前仍存在功能失调的全球贸易体系、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治理机构，以及来自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威胁。此外，亚洲崛起带来了有限的自然资源（能源，水和肥沃的土地）的激烈竞争，因为刚刚富裕起来的亚洲人渴望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且，东亚还面临着结构性问题，这将为其长期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这些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迫使经济增长向更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克服国内民众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腐败的不满情绪。

东亚在经济地位上升的同时，希望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到目前为止，东亚在国际经济机构的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其高速提升的经济地位，但这已开始改变。此外，东亚在过去受惠于全球公共品，但下一步该地区必须积极参与相关建设，例如，国际贸易环境、国际金融架构、全球经济治理和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等。世界对东亚寄予厚望，希望东亚不仅可以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也可以在全球经济波动和脆弱时发挥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