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澳门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人类的贡献
邢蒂蒂[1]
澳门，这颗中华大地南大门的美丽明珠，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悠久的人文历史，特殊的曲折道路，而有别于祖国其他城市；在这片灵秀的沃土上，哺育了一代代优秀儿女，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尤其近400年的风风雨雨和长期奋斗，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仁人志士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中西交汇的文化宝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澳门文化，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澳门文化的特点及其贡献。
一
澳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培训基地和最早的传教士汉学家的摇篮，从 1594年圣保禄学院的诞生，到1727年圣若瑟修院的创建，无不以提高中外教士的华语水平为宗旨，培养了像庞迪我、艾儒略、金尼阁、卜弥格等那样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学者，为中华乃至世界造就了一批懂华文的人才。
澳门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语培训基地和传教士汉学家的摇篮，这与当时的世界形势和澳门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15～17世纪的世界，正值地理大发现之时，这个进程开阔了世人的眼界，扩大了洲际贸易的范围，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造成了东西方的相遇与碰撞。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553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航船被波涛所淹，晾晒衣物贡品为由，用贿赂明地方官的卑劣伎俩，获准了明政府的同意，留在澳门“暂住”。史载“嘉靖十四年（1535），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上官移舶口于濠镜，岁输课二万金，澳之有蕃市自黄庆始”。又载“三十二年蕃船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2]。这一“暂借”却长达400多年之久。他们“初仅茅舍”，后来“商人奸利者渐运瓴甓欀为屋，……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3]。这就是说，澳门的被“占借”，其性质与荷、英、法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是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渗透的政治产物。同时，这也是明王朝衰败、腐朽的一个反映，嘉靖年间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所呈请开互市有四利的奏折可资佐证。林富说：“祖宗朝诸番朝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这是一利；“两粤比年用兵，库藏牦竭，藉以充兵饷备不虞”，这是二利；“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蕃舶流通，则上下交济”，这是三利；“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贸易，衣食其中”，这是四利。就是这些“供御用”、“充兵饷”、“上下交济”、“衣食其中”等的“利”字当头，恰好打动了明帝之心，才得以“诏从之”[4]继续与外国复通市。这就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能与华人通市贸易及能借澳门的根本所在。
由于东西方相遇的到来，第一个来到中国内地的是葡萄牙人欧维治（Jorge Alvares），他于1513年到达珠江口的屯门进行贸易；同年，地理学家、航海家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ques）也来到东方，并著第一部在中国海域航行的指南性专著《中国之路》（Caminho da China），为欧洲人到中国作了向导。随之，西方传教士也接踵而至，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克鲁兹，他于1556年到达广州，并著《中国概说》，这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情况的著作”[5]。随着欧洲人的不断到来，亟待解决语言关，1594年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是远东第一所欧式高等学府。这与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有极大的关系，他从东来的实践中深刻感悟到，要进入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中国，必须先懂得汉语，并不失时机地选择了澳门这个葡萄牙人在远东的贸易转运站，利用其与日俱增的国际贸易地位，企图把它作为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中心和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培训基地。这个主意立即得到果阿耶稣会会长鲁德拉斯（Antonlius de Lnadros）的批准。这就是圣保禄学院创建的经过。它的前身是培养儿童的教会学校——圣保禄公学。圣保禄学院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比日本的东京大学早了283年，比中国内地最早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早了285年。其二，它是一所非常规范有序的学府，其教学、考试、学位制等，均采用欧式高校模式，并拥有库藏量4000多册书籍的图书馆和一个印刷所。它的首任院长是孟三德神父（Eduardo de Sandea）。其三，它的职责是专门培训欧洲东渐神职人员的汉语水平，课程包括汉语、拉丁语、修辞学、音乐、数学、天文、历学、物理学和医药学等。其四，学院的特色是以神学与汉语学习为主课，严格规定：每个教师、学生都必须学汉语。其五，它是清廷许可的唯一通向中国内地的中转站，凡是来华传教士，必须先“赴广东澳门天主堂住二年……学习中国语”[6]，因此，进入该院学习的西方传教士就等于取得了转往中国内地的通行证。
据有关统计，从1594年成立至1807年关闭的214年中，毕业于该院而到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就有109人之多，培养了如庞迪我（Diogo de Pantoja）、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e）、金尼阁（Nicolau Trigault）、艾儒略（Julio Aleni）、罗雅谷（Jacobus Rho）、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邓玉函（Joannes Terrenz）、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卜弥格（Michael Boim）、柏应理（Filipe Couplet）、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雷孝思（Joannes Baptiste Regis）、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宋君荣（Autonio Gaubil）等一大批著名学者[7]。他们中最早的如郭居静（Lazaro Cattaneo）、罗如望（Jean de Rocha），1594年就来到澳门、韶州传教，最晚的如毕学源（Caetano Pires）、福文高（Domingos Ferreira），分别于1804年和1805年在广州传教。他们渗入中国内地，所到之处有北京、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福州、南昌、广州、桂林、成都，甚至山西、陕西的小县城，几达大半中国；他们宣传教义，著书立说；有的还获得明、清帝王的重用，在中国供职；有的代表中国皇帝出使外国，进行国际交涉；有的长期居住中国，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把白骨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现略举数例如下。
庞迪我（1571～1618），西班牙人，1599年就读于圣保禄学院，后到北京，为利玛窦重要助手，1616年因礼部侍郎沈漼奏请禁教而被逐至澳门，两年后，病故澳门。他是西方传教士中汉语造诣很高的一位学者，用中文著《七克大全》、《庞子遗诠》、《天神魔鬼论》、《人类原始论》、《受难始末》、《实义续篇》等。尤其《七克大全》在当时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此书成于1614年，它弘扬天主教教义，把儒家道德和天主教教义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赢得不少知识分子读者的好感。它指出：人性中常滋生傲、妒、贪、岔、饕、淫、怠七种罪恶之念，因亟待克服它们，故书名谓“七克”。它又指出，必须“以廉伏傲、以仁平妒，以施解贪、以仁息岔，以淡塞饕、以贞防淫、以勤克怠”，但他宣扬这些克服都归结为“莫非天主上帝赐我者”[8]，在客观上让中国人初步接触了基督教文化，加强了东西方世界的相互了解[9]。
艾儒略（1582～1649），意大利人，1610年进圣保禄学院就读，后到中国内地传教，在华前后39年，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天主教传教事业，到过北京、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尤其在福建传教的12年中，他几乎走遍了该省大小城镇，创建教堂，并用其娴熟的汉语进行宣教。他是西来教士中有相当地位的人，结识了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马三芝、叶向高等不少官宦之士。他禀性聪慧，“资颖绝超”，是一位学识渊博和兼通中西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是“对中华典籍如经史子集、三教九流诸书，靡不洞悉”[10]的“西来孔子”，被教士们誉为“德最盛、才最全、功最高”[11]的大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职方外记》、《万物真原》、《口铎日抄》、《西学凡》、《西方答问》等。尤其《职方外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西学凡》是欧洲大学各学科的课程纲要，也是耶稣会士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唯一专著，它的编著，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
金尼阁（1577～1629），法国人，1601年就读于圣保禄学院，是一位“天性火烈，魄力雄厚”[12]的有识青年，又是一位“名利婚宦事，一切无染，独嗜学穷理”[13]的学者。他一生只活了52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传教事业，他到过江南几乎所有传教中心，足迹遍六省，使17世纪东南各省的传教事业蒸蒸日上。他在天主教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用慷慨的言辞和善辩的口才，宣传中国及中国的传教事业，从很多俊才中选拔了22位知识渊博的青年来充实队伍，使当时中国传教士不足20个、据点只有五处、教徒不足万人的幼弱状况走向蓬勃发展。他是一位东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完成了《中国编年史》第一册，将中国《五经》译成拉丁文出版，开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典籍的先河[14]；又将拉丁文本《伊索寓言》译成中文，改名《况义》，是西方文学作品东译的先声；尤其是他著述了《西儒耳目资》，本书于1626年问世，用西方语音学成功地探索了汉语音韵，“在中国音韵学上作出了第一贡献”[15]；他还趁返欧之际，选择7000部书，装订成册，带来中国，此举被誉为“足与唐玄奘自印度取经一事媲美”[16]的壮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卜弥格（1612～1659），波兰人，1643年，以其广博的学识被罗马教廷派来中国，1646年到圣保禄学院学习汉语，后被派往海南岛、肇庆等地传教，最后成为南明永历王朝的使者。永历朝是中国历史上信奉天主教的特殊朝廷，王室主要成员及大臣大多正式受洗。卜弥格于1650年11月底，受永历朝委派出使罗马教廷，期望得到教皇的援助。他历尽周折与磨难，于1652年底到达罗马，由于教派内部纷争，他被教廷审查了三年之久，终于在1655年底带着教皇的复信，匆匆回到中国，可惜在1659年8月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中越边境。卜弥格的一生是短暂的，从他来华到长眠中越边境的17年中，真正在华时间仅7年，但他的成就是辉煌的。除了传教，他利用一切机会亲历考察、收集资料，写下了第一部鲜为人知的《中国植物志》、《中国地图集》及与此图集相关的文字述略《中国事物概述》；又通过对中医中药的研习，以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脉诀》为基础，增补了289种药名，著成《医钥》和《中国医法大全》，成为向欧洲人介绍中医学的最早著作；又写下了《中国道德哲学》、《中国占星术》、《中华帝国简录》、《中国天主教状况和皇室皈依略记》等专著[17]，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方物、人民、帝王、政治、科举、医药、道德、历史、风俗等，使欧洲人对古老中国有了进一步了解，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圣保禄学院培养的汉语精英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西方汉学家和精通汉语的专业人才；汉语之所以能够越出国门，走向世界，圣保禄学院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由此而使澳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最早的传教士汉学家的摇篮和汉语英才的培训基地。
二
澳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放眼看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并成为19世纪初中国汉学研究中心，涌现了许多汉学家及其不朽著作，尤其是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江沙维的《汉字文法》、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等名著，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接触西洋的无声教师。
17～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正是澳门文化蓬勃发展之时，众多传教士汉学家云集在此。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相遇、杂居，也必然带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交汇和碰撞，澳门不仅成为南中国人文荟萃的特殊城市，而且是中国通往世界和世界来到中国的第一站。
利玛窦（Matthaeus Ricci，1552～1610），是闻名于世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开山始祖，他是在澳门这块沃土上住过的第一位西方汉学家。1582年8月受耶稣会东方教务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i）的派遣，利玛窦到达澳门。这以后的28年中，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基督教传教事业，从澳门、肇庆、韶山、南昌到南京、北京[18]，直到长眠于此。他以自己的勤奋刻苦把世界上最难学的汉语掌握到通晓精深、表达流畅的程度，并为后学留下不少攻读汉语的经验之著。这位举世瞩目的学者成就辉煌，这里仅以他的《中国传教史》为例作一概述。
《中国传教史》即《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和见闻，1614年金尼阁将其译成拉丁文，并增添了自己在华传教的感受及利玛窦的事迹，于1615年以《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为书名，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此书问世后，立即在欧洲引起很大震动，它引起了欧洲人的“中国热”，使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
其一，关于丝绸之国与契丹，在利玛窦笔下，“契丹原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他们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契丹名字一直被西方人用来称呼‘中国北部’，乃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所以契丹就是“中国”的别名，中国就是Cathay，而不是两个国家[19]。
其二，关于中国的物产，利玛窦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物产丰富、人民勤劳的国家，“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还有大量“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产品”，如茶和漆[20]。
其三，关于中国的文明，他称赞“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孔子是一位“博学的伟大人物……”，“尊师敬老是中世纪中国民族风尚给予西方人最突出的印象之一”[21]。
其四，关于封建统治及其官员们，利玛窦写道：中国的“大臣们作威作福到……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有时候被告送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反法律和正义而得活命”[22]。这生动地刻画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贪婪、腐败和朝政的黑暗，在西方人面前展现了一幅生动逼真的讽刺画。
这一切，对热望东来的殖民主义冒险家们来说无疑是一帖兴奋剂。该书是东学西渐的一枝奇葩；“打开了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新纪元，留给了我们一份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文献”，“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十七世纪的历史著述”[23]。
江沙维（P.Joaquim Afonso Goncalves，1781～1841），是19世纪闻名欧洲的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里斯本科学会海外会员，亚洲加尔各答皇家学会会员。1812年他受圣云仙会使团的派遣东来，1813年6月抵达澳门。从此，他在圣若瑟修院度过了整整28年，将他的一生献给了澳门的教育事业，为欧亚两洲培养了无数双语人才，有“为葡国增光的人，为澳门增光的人”之称。他在圣若瑟修院先后任英语、汉语、音乐教师，是一位擅长将丰富的语言知识和广博学识结合起来传授学生的良师，更是一位勇于探索，将教学实践上升为理论，留下不朽著作的著名学者。尤其是他的《汉字文法》和汉语教学系列字典（即《葡中字典》、《中葡字典》[24]、《拉丁中国话本》、《拉丁中文袖珍字典》、《拉丁中文袖珍辞汇表》）的问世，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法》于1829年出版，是一部综合性的汉语教科书，全书共九章，包括汉语语音、语法，汉字笔画、部首和作文写作，中国俗语，中国历史等等，内容涵盖了汉语所涉及的各基本方面，以及中国风俗、历史等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在多年实践基础上创立了一个独特的教学体系，也创制了一套适应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简化学习法[25]；介绍了中国作文的传统技巧和五言、七言古诗的写法；以相当篇幅记载了从伏羲画八卦、神农作耒耜到清代前后5000年中华文明史，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导以中国古老文化。另外，《葡中字典》等五种系列辞书的编就和多次重印，反映了此书的地位与作用[26]。总之，1829～1841的十多年，是江沙维汉语教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期，他的《汉字文法》及其系列字典，是继利玛窦以后200年中，汉语作为世界外语教学的一个新里程碑，培养了无数汉语人才，使圣若瑟修院、使澳门成为19世纪汉学研究的中心。
玛吉士（Jose Martinbo Marques，1810～1867），澳门土生葡萄牙人，年少时就读于圣若瑟修院，著名汉学家江沙维的学生，毕业后先后在澳门政府机关和法国驻华公使馆当译员。他的成就是用中文编著《外国地理备考》，全书20万字，由著名学者陈澧校订，该书先后被辑入《海山仙馆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该书介绍了19世纪中叶最新、最完备的世界地理知识，是魏源《海国图志》内容的主要来源。“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是中国人、日本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27]的《海国图志》在《外国地理备考》中摄取了12万字，几占全书的一半，可见《外国地理备考》的重要学术地位。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苏格兰人，1807年1月受英国伦敦传道会派遣来华，同年9月到达澳门。马礼逊来华期间，正值清廷推行禁教政策，所以他的传教和学术活动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在澳门度过了25个春秋，最后病故广州。这位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他短暂的传教生涯中，用英语译著了大量著作，成为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尤其是于1815～1822年问世的《华英字典》（共六大本，4595页），深得欧洲学术界重视，其第二卷第一部分又称《五车韵府》，为全书精华，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华英字典，为马礼逊成为19世纪英国第一位汉学家奠定了基础，使其成为与江沙维齐名的“当年在澳门编纂中外字典的双璧”[28]，在学术界具有相当影响。此外，马礼逊于1817年著成的《中国一览》，专门介绍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政治、宗教、风俗，成为当时西方认识中国的通典之作。马礼逊还趁回国之际，在英国社团和教堂里专门介绍孔子思想和中华文化，并建议牛津和剑桥两所高校开设汉学讲座，以促进汉学研究，受到英王乔治四世的嘉奖[29]；又译《圣经》，先后于1813年、1823年分别出版《新约》、《旧约》。1815年他协助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33年与郭实猎在澳门合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它们均为近代中国报业的开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着杰出贡献。
这就是说，无论是16～17世纪的利玛窦，还是19世纪初来到澳门的江沙维、马礼逊，或澳门土生土长的玛吉士，他们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澳门的文化事业。无论是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江沙维的《汉字文法》和汉语教学系列字典、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中国一览》，还是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等等，都凝聚了教士汉学家们无数智慧和心血，它们的于世流传，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了解西方的无声教师，也使澳门无愧于19世纪汉学研究中心的称号。
三
澳门是东西文化交汇的集散地。西洋的数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美术、音乐通过澳门中转，源源不断地渗入中华大地；而古老中国的典籍，又通过金尼阁、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卫匡国、冯秉正、宋君荣、马若瑟等学者之著、译，流入西方各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正当中国大地尚处于寂静的沉睡之际，西方传教士们已纷纷手捧“科技”之砖，来敲开紧闭的中国之门，他们采取了尽取中国皇帝之欢心的各种方式，以得到入华之宽容；尽结中国士大夫之友情，以得到传教之相助；尽以学术传教为策略，以达到进入中国传教之目的。因此，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新气象。
数学是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重要学科。利玛窦的《乾坤体义》被称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始”，此书成于1605年，其下卷专门叙述“数”。此后传入中国的数学代表作是利氏口授，徐光启笔录的《几何原本》，成书于1607年，主要介绍三角形、线、圆及圆内外形和比例、面积、体积等数学基本知识。以后又有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笔录的《同文算指》，邓玉函译的《大测》，罗雅谷译的《测量全义》、《筹算》，穆尼阁的《比例对数表》，都对中国数学有很大影响，明安图的《割圜密率捷法》就是据法籍教士杜德美（Petrus Jartoux）的《周径密率》、《求正弦正矢捷法》而创造的。尤其南怀仁、安多（Antonio Tornas）、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白晋还先后入内廷为康熙帝讲解算术、几何。康熙帝还专辟蒙养斋作为西士传授西算的“教室”，可见西方数学得到清帝重视的程度。
西方天文学与历学由澳门传入中国，也始于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此书上中二卷介绍地球与日月及其他星球的比例、距离以及日月食的成因等[30]。以后有熊三拔的《简平仪说》和《表度说》，前者为求日出日落时刻，后者为定时刻节气之理；再后有阳马诺（Emmanuel Diaz Junior）的《天问略》，指出“日食”的原理[31]。在此基础上，崇祯帝于1629年下令开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以西洋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协助修历，到1635年修成《崇祯历书》137卷。龙华民、汤若望因修历有功，受到皇帝嘉奖，此已为顺治二年，顺治帝授汤氏钦天监监正、太常寺少卿，并赐地建教堂，赐号“通玄教师”[32]，“加俸一倍”。在译历书的过程中罗雅谷起了很大作用，共译历书42卷，尤其是他的《五纬历指》介绍了地动说，并提出“天河实为无数小星聚合而成”的命题和“昼夜、四季、日月蚀之成因，均为西方最新”天文学知识[33]。
由澳门传入中国内地之物理学有力学、机械工程学、水利工程学、光学和钟表技术，其中邓玉函口授、王征译著的《奇器图说》及附录《诸器图说》（王征著）即为由澳门传入中国内地的物理学之始。内容涉及重心、杠杆、滑轮、螺旋、斜面、比重等力学基本知识，后收入《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熊三拔的《泰西水法》为水利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始，该书介绍取水、蓄水等知识，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部分的内容来自此书。光学的传入始于汤若望所撰《远镜说》，至于钟表原理早在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志外夷》中就介绍了。1582年罗明坚以自鸣钟赠两广总督郭应聘，利玛窦觐见万历皇帝的贡物中有两架自鸣钟，到康熙时，由澳门传入之西洋钟表已非常普遍。1799年和珅被抄家时，抄出大小自鸣钟各19只，洋表百余只。《啸亭续录》卷三称“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34]，很多士大夫以家中有此摆设为奇为荣。
在医学方面，第一个将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也是利玛窦。他于1595年撰《西国记法》，其中《原本篇》就介绍了人体神经，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接着，熊三拔的《泰西水法》，艾儒略的《性学粗述》，邓玉函译《人身说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人的骨骼、肌肉、皮肤、回圈、神经、感觉等，是为西方人体解剖生理学传入中国之始。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药剂师罗德先（Brother Bernardus）、外科医生罗怀忠（Joannes-Joseph da Costa）等奉召成为御医，尤其是罗怀忠除了“常奉召入宫外”，“义务为人治病凡三十年，深受敬重”[35]。西洋医学传入中国，以澳门为最早，1569年澳门主教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1515～1583）所建白马行医院、辣匝禄麻风院和仁慈堂（收养婴、孤儿）三机构，即是近代医院制度传入中国之始。是故有“澳门之医药事业，独步全国”[36]之称。
关于地理知识与测绘技术的传入，首推利玛窦于1602年绘成的《坤舆万国全图》，其特点是介绍了地圆、五带和五大洲，为世界地理知识首次在中国传播。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于1708年下令全国地图测绘，历10年始告成，西洋教士杜德美、山遥瞻、雷孝思、汤尚竖、冯秉正、德玛诺、麦大成、费隐、白晋等奉命参与，分别到全国各地实测绘制，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种大规模的实测绘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他们还遇到山路陡峭、瘴气熏人等自然困难，长于地理学的山遥瞻就是在测绘中卒于云南的，可见中国地理学成就中融进了西方教士们的智慧乃至生命。至乾隆时，另绘准噶尔、回部两地图。此即“南到琼海，北极俄罗斯，北海，东至东海，西至地中海，西南至五印度，南海，合为一图”，被誉为“制极其精，推极其广，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37]的《乾隆十三排地图》。它的问世，传教士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是利玛窦于1600年向明神宗进贡的物品中的天主像和圣母像。由于西洋画得到明帝的喜爱，耶稣会士龙华民在1598年致书欧洲教廷，“请多寄画像来华，以作传教工具”[38]；在美术理论方面，有毕方济的《画答》、艾儒略的《出像经解》及附图57幅，介绍西洋宗教画。到了清代，由于康熙帝特别嗜好，特命耶稣会士派画师来中国，这就出现了西洋画师供奉内廷的空前特殊情况，其特点是：来华人数多，供职时间长，有卫嘉禄、马国贤、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潘廷璋、安德义、贺清泰等，马国贤在画院供职 13年，艾启蒙30年，潘廷璋39年，特别是贺清泰和郎世宁，前者44年，后者更达52年，他们把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宫廷的绘画事业，也难能可贵。他们来华后在康熙、乾隆两朝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郎世宁，善绘花卉、人物，尤工马，并将西洋画与中国画相结合，形成“精工细致，刻画入微”的风格，名闻一时。他们还受中国皇帝重用、恩宠、褒奖，如乾隆帝得知郎世宁病逝，立即颁旨“给予侍郎衔”，称其供职期间“颇著勤慎”，赏给三品顶戴，及“内府银三百两”，“以示优恤”。对艾启蒙的70寿诞，乾隆帝还“赐绸六匹”，赐“海国耆龄”匾额，授三品官等。这种融洽的异国君臣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反映了康熙、乾隆两代帝王的开放政策和豁达大度。
西洋乐器在明清两朝也受到皇帝青睐，最早传入之西洋乐器是利玛窦的“西琴”，明神宗以此琴“抚之有异音”，特命内廷学习；崇祯帝还召汤若望入宫修理“西琴”，并在御前演奏。到了康雍乾三代，更为西洋音乐传入之重要时期，康熙帝听说葡萄牙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精通音乐，还特地派人去澳门迎接。1713年由徐日升与德理格合编的《律吕正义》的被御定，对传播西乐有重要价值，此后有多位教士因“长于音乐”而由澳门召入内廷供职，如德理格、马玛若（澳门人）、魏继晋、鲁仲贤等。“天主堂开天籁斋，钟鸣琴响自高低”，就是教会仪式、教士音乐传京后的生动写照[39]，可见西洋的钟声、琴音对古老首都的影响。
东方典籍的西传，从1593年利玛窦译《五经》开始，到1831年《中国语札记》刊于马六甲计239年，主要是儒家著作的大量翻译和中国古代历史、古典哲学的著述。大致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末，以翻译典籍为主，辅以少量著述。最早将中国经籍译为西文的是利玛窦译《四书》为拉丁文，书名“Tetrabillion Sinense de Moribus”，但今已佚，1626年金尼阁译《五经》为拉丁文，书名“Pentabion Sinense”，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西译本。其余有殷铎泽与郭纳爵译《大学》为拉丁文，书名《中国之智慧》[40]，殷铎泽译《中庸》为拉丁文，书名《中国之政治道德学》[41]，另外柏应理于1681年由澳门回罗马时，携带了教士所译华文书400册送呈教廷，并著《中国哲学家孔子》，于1687年刊行于巴黎[42]。
第二阶段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30年代，以著述中国历史及哲学为主，以译典籍为辅。最重要的是卫匡国著《鞑靼战纪》、《中国新图志》[43]，1655年刊行于阿姆斯特丹，后者详述中国疆域、人口、风俗、物产、山川、名胜等，为当时欧人了解中国最详尽的著作，对欧洲有很大影响。还有法籍教士冯秉正（Jos.Moyriac de Maile）据《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著《中国通史》（共13册），宋君荣据《元史类编》著《成吉思汗与蒙古史》[44]，值得一提的是法籍耶稣会士马若瑟著《经传议论》、《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以及以拉丁文著《中国语札记》刊行于马六甲，后者是第一部专门论述汉语结构性质的专著。在哲学方面李明（Le Cormte）著《中国现状新志》于1696年刊行巴黎，专门介绍儒家仁治思想[45]。此外还有钱德明著《孔子传》、《孔门弟子传略》[46]，韩国英著《记中国人之孝道》，卫方济著《中国哲学》，白晋著《易经大意》等。在译经方面，有卫方济以拉丁文译《四书》、《孝经》、《幼学》等，定书名为《中华帝国六大经典》[47]，是一本兼译又论的著作，对欧洲思想界有很大影响。另外还有马若瑟译《书经》格言，宋君荣译《书经》为法文，雷孝思译《易经》为拉丁文，傅圣泽译《诗经》为法文等。这些都让欧洲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古代文化。
这一切反映了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正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黄金时代；期间传教士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地著、译，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的媒介和主导作用，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澳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培训基地、传教士汉学家的摇篮和19世纪初中国汉学研究的中心。这与大批传教士的云集，孜孜不倦地研习汉语，热情洋溢地传播汉语和勤奋刻苦地译著中国典籍，传播中国文化有很大关系；他们的东来也将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虽然他们的初衷是为了传教需要，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参与了中国的文化事业，甚至无悔地将白骨长埋于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的历史贡献应予肯定。而这一切又是通过澳门这块中西交往的唯一枢纽达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澳门为他们的汇集、学习、著述、交流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土壤，并使澳门在近400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点，这也是澳门对祖国文化、对人类的贡献！
（原载程祥徽、黄汉强主编《澳门文化、汉文化、中华文化与21世纪》，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2003）
[1]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2] 《澳门记略·官守篇》，《昭代丛书》，第2883～2884页。
[3] 《澳门记略·官守篇》，《昭代丛书》，第2883～2884页。
[4] 《澳门记略·官守篇》，《昭代丛书》，第2883～2884页。
[5] 转引自吴志良《16世纪葡萄牙的中国观》，载《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第45～51页。
[6] 参阅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载《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第109～110页。
[7] 参阅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载《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第109～110页。
[8] 《七克·自序》，转引自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第56页。
[9] 参阅张铠《中国与西班牙文化交流的先驱——庞迪我》，载《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40～60页。
[10] 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转引自《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28、27页。
[11] 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转引自《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28、27页。
[12] 《汤若望传》作者魏特语，转引自《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86页。
[13]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王征序》。
[14] 利玛窦先于他用乌拉丁文译《四书》，但未出版，参阅徐明德、计翔翔《杰出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载《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86～98页。
[15]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
[16]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1985，第24页。
[17] 参阅尹建平《中国与波兰友好的使者——卜弥格》，载《中西文化交流先驱》，第162～172页。
[18]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何兆武、何高济，1982。
[19]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何兆武、何高济，1982。
[20]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何兆武、何高济，1982。
[21]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何兆武、何高济，1982。
[22]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言》，何兆武、何高济，1982。
[23] 《利玛窦中国札记·英译者序言》，加莱格尔（Louis J.Gallagher，S.J.）。
[24] 《葡中字典》又称《洋汉合字汇》，《中葡字典》又称《汉洋合字汇》。
[25] 参阅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载《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第127～128页。
[26] 此书被法国汉学之父雷慕沙称：“只凭这套课本的第一册，已足够使江沙维在同侪中显示出他的学术地位。”
[27] 参阅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载《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第131～132页。
[28] 参阅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载《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第134～136、140页。
[29] 英王乔治四世称马礼逊所做为“卓越和有用的工作”。
[30] 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198页。
[31] 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199页。
[32] 《清世祖实录》卷73，顺治十年三月三日条。
[33] 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204页。
[34]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册，第76页。
[35] 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225页。
[36] 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227页。
[37] 见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七史部地理类，中华书局，1959，第278页。
[38] 伯希和：《乾隆得胜图考》，载《通报》20期（1921），第183～274页。
[39] 据尤侗《意大理亚竹枝词》，当时北京有天主堂名“南堂”，它有二塔，一置大自鸣钟，一置大管琴。
[40] 《中国之智慧》西文（“Sa Pientia Sinica”），1622年刻于建昌。
[41] 《中国之政治道德学》西文名“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1669年刻于卧亚，书末附《孔子传》。
[42] 《中国哲学家孔子》，西文名“Confucius Sinarum Phllosophus”。
[43] 《鞑靼战纪》西文名“De Bello Tartarico”，《中国新图志》西文名“Novus atlas Sinensis”。
[44] 《成吉思汗与蒙古史》西文名“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ses Successeurs，Conquerants de la Chine”。《大唐史纲》西文名：“Abrege de I’ Histore Chinoisede la Grande Dynastle Tang”。《中国纪年论》西文名“Traite de la Chronologie chlnoise”。
[45] 《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西文名“Essai d’introduction preliminaire a I’ intelligence desKing”。《中国语札记》西文名“Notitia Linguae sinica”。《中国现状新志》西文名“MouveauxMemoires sur I’ etat Present de la chine”。
[46] 《孔子传》西文名“Vie de K’ong-tse”。《孔门弟子传略》西文名“Abrege de la Vie des principauxdisciples de k’ong-tse”。
[47] 参阅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第265页。《中华帝国六大经典》西文名“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l S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