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卷》序

龚刚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文化特区，澳门是一座底蕴深厚、风采独具的文化城市。澳门的文化艺术是澳门400余年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的绮丽深邃而又璀璨多姿的投影，是中华文艺桂冠之中的一颗虽小却弥足珍贵的明珠。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更是令世人开始重新审视澳门的文化价值。诚如不久前逝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澳门文化的三棱镜》中所言：“澳门文化不只是人类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它必然要在东方的新世纪里继续闪烁独特的光芒。”

本卷包括“文化编”和“艺术编”。其中，“文化编”包含澳门文化定位、澳门文化发展、历史文化与澳门、中西文化与澳门、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化、澳门传媒文化六个部分；“艺术编”包含书法与篆刻艺术、中西绘画艺术、雕塑与建筑艺术及音乐艺术四个部分。

“文化编”选录了论文26篇，以本地文化人士的论文为主，兼录内地、香港等地的名家、作者的优秀论文。我们能从这六个部分进入对20年来澳门文化的探寻、认识与了解的过程中。

首先要面临的是“澳门文化定位”的问题。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域使得澳门文化多元而又特色浓郁。澳门漂泊域外4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西文化的交融史。澳门比同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开埠史更长，文化内涵更丰富，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地位更高。大量的珍贵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中华文化之脉在澳门从未被割断过。在本卷的“澳门文化定位”的部分中，四位作者分别从澳门文化的特点、内涵、身份以及对人类的贡献等角度，对澳门的文化进行了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的定位与阐释。

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在《澳门文化两题》中，持“小地区，大文化”之论点，指出澳门所蕴含的文化学术命题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她的论文将澳门定位为一个“跨文化场”，认为澳门文化具有多元交融又和而不同的特性。饶教授在论文中指出，澳门“既保留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又包容西方文化，各种各样异质文化在这里共生、共存、积淀、整合、交融、创新，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多元性”。

澳门大学的汤开建教授从人口整体结构上将澳门文化归类为华人文化、葡萄牙文化和土生葡人文化。他同时对澳门文化的未来走向提出了保持与发扬澳门拉丁文化优势，扩大同拉丁语系国家的国际往来，加强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发展澳门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建议。

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坤尧教授利用相对的观念来分析澳门文化特点，一是着眼于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讨论澳门文化的混血身份，二是从“小国寡民”的角度探讨澳门处在广东省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生存问题，三是从动感与静态的角度探讨港澳的不同及澳门特有的城市品位，从而分析澳门在大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进而指出对于澳门的文化定位，应采用“重边缘而远中心”，“守静态而制动感”的观点。而复旦大学的学者邢蒂蒂女士在《略论澳门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人类的贡献》一文中提到，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集散地，是最早的传教士汉学家的摇篮。

如果说文化定位是用较为抽象的观念来确定文化基调和性质，那么文化发展则是对文化政策的制定调整具有直接参考价值乃至引导作用的学术话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行政长官候任人、原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先生在《年度施政方针司长发言》（以下简称《发言》）中指出：“政府将侧重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及研究，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强区域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积极地发掘新的合作空间，打造及推广富有澳门特色的文化品牌。”

在本卷的“澳门文化发展”部分中，五位作者分别从文化发展战略、多元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更大范围及更高层次的文化产业发展、回归前后文化特征的保留及发展、中西文化特色的发展方向、旅游城市的文化形象的重塑等五个方面，对澳门文化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严密论证。本部分论文的论题正好与上述崔世安先生的《发言》内容相呼应。

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博士在《从澳门看文化发展战略》一文中，立足于澳门的客观实际和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指出：“只有不同文化真正全方位开放，兼收并蓄，才能达至高度的国际化”，一方面，“澳门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导”，另一方面，澳门也应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特性”，注重文物、文化建筑的保护和维修。在这篇发表于1994年的论文中，吴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澳门未来发展，最终“应从文化上寻找出路”。该观点与崔先生《发言》中所提及的“加强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观点相呼应。2005年7月15日，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中西建筑相互辉映的“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澳门历史文化的最大肯定，更是值得华人文化圈共享的骄傲。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认为，澳门历史城区的独特的文化气质，为澳门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氛围和可以深加工的文化素材。如果规划得当，中华文化产业必定能在澳门发展出一片天地，这对中国软实力的提高和扩展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该论点与崔先生《发言》中的“更积极地发掘新的合作空间”相呼应。

澳门从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中国开始，已正式汇入中国的版图，成为南海郡番禺县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一脉心香绵延不断地氤氲在这方曾被视为“化外之域”的滨海小城之上，无一日中断过。一弹指倾，俯仰之间，澳门复归母体，业已十年。“1999年”，毋庸置疑，在澳门的历史日历上是一个用浓墨重彩予以标识的年份。1999年前后，澳门文化有哪些保留和发展，这历来是学者喜欢研究的主题。早在1997年，魏美昌先生就从战略上认识到保留及发展澳门文化特征之需求迫切及意义重大，他从澳门文化研究、发展公民教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推广多语文化、进行欧洲及拉丁语系的文化交流这五大方面提出了对回归之后的澳门文化发展的建议（魏美昌：《论1999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关于“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的观点，与《发言》中的“政府将侧重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及研究，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的发展战略相呼应。

至于郭济修的《澳门文化：向东走，向西走》所提出的对澳门中西方特色文化发展趋势的思考，与《发言》中的“加强区域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观点相呼应。而林发钦的《澳门城市旅游形象重塑刍议》则与《发言》中的“打造及推广富有澳门特色的文化品牌”相呼应。

谈及澳门的历史文化，很多人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关键词：岭南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这恰是本卷“历史文化与澳门”部分中的论文主题。澳门原属广东省香山县，自古与岭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岭南文化的特色长期在澳门得到保留与发挥。郑德华教授认为：“要开拓近现代岭南历史文化，最重要的一环恐怕是要认真研究省（广州）、港（香港）、澳（澳门）——这个近现代岭南文化的三角核心。”（郑德华：《试论岭南历史文化的开拓和保护》）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澳门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关系紧密，但澳门文化并不是岭南文化，它是中国文化（包括中华民族文化及岭南地域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这四大人类文化体系在澳门交流融合后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

儒家文化对澳门社会发挥着相当重大的影响，如何在澳门更好地传播儒学，并以澳门为平台向那些与澳门有着历史渊源或紧密联系的国家或地区输出中华文化与儒家思想的精粹，根据澳门的独特地位构造出儒学国际传播的“澳门模式”，是值得当今学界探索的。邓思平教授在18年前发表于《中国文化》上的《从问卷调查看儒家影响在澳门》一文，就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论证得出结论：“在今日澳门华人社会中，儒家依然凸显。儒家思想在澳门不但有深厚基础，而且仍具有强大影响力”；“澳门社会儒家思想的广泛影响和深厚基础，是这种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千百年来不停灌注的结果”。

天主教，儒、释、道，及民间神祇，构成了澳门人的宗教信仰内容。宗教崇拜深入澳门人心中，成为澳门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澳门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澳门大学郑宁人探讨了天主教与澳门传统信仰之间的内在联系（郑宁人：《天主教与澳门传统信仰》）。

“中西文化与澳门”是本卷文化编的第四部分。在这部分中，几位作者论及澳门中西文化的接受和过滤、澳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19世纪法国艺术家眼里的澳门、澳门没有“后殖民”的原因以及“四·二五”革命后澳葡政府的文化政策。

澳门是中西文化的交流重镇。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就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季羡林：《澳门文化的三棱镜》）季先生的学生、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孟昭毅，在《澳门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详细考证了自明嘉靖十四年（1553年）至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间澳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林森教授以审视历史上“他者”目光下的澳门形象为目的，以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画集游记《中国和中国人》为例，以一个19世纪西方人的视角，阐述了“澳门多元文化和谐共存”这个200年来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

尽管葡萄牙统治澳门逾400年，葡萄牙文化也植根于澳门的土壤之中，但是澳门仍然较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真正进入殖民文化的氛围。庄文永在《澳门为何没有“后殖民”？》一文中说出了原因：首先，因为葡语未成为普罗大众的语言，注定了澳门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文化；其次，澳门的华人民间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因此没有出现明显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感。

如果说文学是一种艺术，那么文化则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现象。在“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化”部分中，几位作者都赞同从文化的视角来进行文学批评。李观鼎教授在《澳门文学的文化透视》一文中，深刻阐释了庄文永博士提出的“澳门文化透视”观点。“文化透视”即以文化分析为中介，通达文学批评。而“澳门文化透视”则是将澳门文学的发展与澳门文化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庄文永的这一理论对于澳门文化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诚如李观鼎教授在论文中所言：“虽然澳门自16世纪以来渐被葡国人管治，但由于文学的性质最终取决于它寄生的母体，而澳门文学的文化母体乃中华文化，因此，澳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研究澳门文学，就应将其置于澳门特定的文化语境，澳门文化的特色决定了澳门文学的特点。

随着文化载体的变化，媒体事业的兴起，传媒文化成为澳门文化新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澳门的传媒文化，尤以报业文化最为兴盛。本卷的“澳门传媒文化”部分，《澳门日报》董事长李成俊以梳理澳门报业百年历史为事实基础，对澳门八家华文报纸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精辟论述（李成俊：《澳门华文媒体发展新趋势》）。澳门大学的尹德刚博士认为，澳门“能够在中国新闻发展史占据特殊一席，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摇篮之一，仰仗澳门的多元文化生态”。他还认为：“澳门的多元文化生态影响到澳门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发展，澳门的大众传播媒介反过来也对澳门的文化生态产生重大影响。”（尹德刚：《澳门传媒与多元文化生态》）

20年以来，澳门政府重视本地艺术建设，譬如举办澳门国际音乐节、青年音乐比赛、澳门艺术节、澳门艺术双年展等多项活动，建设国际一流的大文化馆及设施体系，与国内外的演出团体进行交流合作等等。

澳门，这方被人戏称为“弹丸之地”的小城，绽放着一朵朵艺术的奇葩。无论是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还是雕塑与建筑艺术、音乐艺术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天赋突出、学养深厚的艺术家。他们在这片瑰丽的土地上，创造了五彩缤纷的艺术作品。“艺术编”选编了论文21篇。作者以澳门知名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家为主，他们谈及各自擅长的艺术门类及所景仰的艺术大师，或鞭辟入里，或行云流水，其鉴赏水准令人叹服，而其对澳门艺术的真知灼见亦发人深思。

在“书法与篆刻艺术”部分，李鹏翥评论了徐云叔的书印的美学趣味及观赏价值（李鹏翥：《徐云叔书印气象万千》）。福建的王友德用“郁勃苍劲，达意通神”八个字，精准地概括了澳门书坛泰斗梁披云先生的书法艺术气质（王友德：《郁勃苍劲，达意通神——梁披云书法艺术管窥》）。书法篆刻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也是澳门艺坛的精粹。“书教须笃行，文化应传承。”从澳门书法家协会主席连家生先生的近万言的《谈谈书法教育》一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便能感受到名家对澳门青年一代书法学习的重视以及殷切的期望。

“中西绘画艺术”部分收录了关于高剑父、缪鹏飞、关权昌、黎雄才、廖文畅、陆曦、叶泉等数位澳门著名画家的绘画艺术的评论性论文，涉及了岭南画派、抽象画、水彩画、花鸟山水画、油画、国画等多个绘画艺术门类。这些论文的作者本身也都是澳门及内地优秀的艺术家、评论家，学通南北，艺贯中西，力图为本卷读者展示澳门绘画艺术全貌。

澳门资深文艺评论家徐新从中国画传统与高剑父、澳门西洋艺术对高剑父的熏陶、日本画革新对高剑父的影响、辛亥时期在澳门的革命活动、抗战期间在澳门的创作这五方面对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主张“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高剑父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最早融合中西绘画艺术的先驱。澳门的传统艺术和西洋艺术相融合的氛围，为他的创作添了不少灵感。正如徐新所说：“澳门不仅是天主教的圣地，也是道教、佛教的圣地，更是中国造型艺术的圣地。”

当代艺术家吴卫鸣纵向叙述了19世纪上半叶以来澳门水彩画发展的全过程，又立足横向，论及当代澳门画家在水彩画领域做出的成就。文章虽短，却包罗甚多，耐人寻味。在这篇名为《“印象朦胧——澳门风景水彩画展”序》的论文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即使澳门的都市面貌在不断改变，尽管三月的浓雾再也掩盖不住那叫人目眩的霓虹灯饰，我们仍相信透过艺术家的执著追求、思考与努力，生命气息特别强烈的水彩创作，在当今极具挑战的环境中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濡湿的海风依然吹拂，那么，澳门画家调色盒中的水彩颜料亦将永不干涸。”澳门不仅是座安宁的海边小城，还是世人眼中的“赌城”，正快速成长为世界博彩中心。在这座华彩流光的城市里，一直有一群这样的艺术家，安静地进行着生命气息强烈的艺术创造。华丽的澳门，宁静的澳门，艺术的澳门，富有生命力的澳门！

“雕塑与建筑艺术”部分，收录了五篇论文。提起澳门的建筑艺术，人们很容易想到由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圣若瑟修院大楼及圣堂、岗顶剧院、民政总署大楼、仁慈堂大楼、大三巴牌坊、哪吒庙、旧城墙遗址、大炮台、东望洋炮台为代表的12座建筑组成的举世闻名的“澳门历史建筑群”。建筑学家、上海世博会澳门馆设计师马若龙在第12届亚洲建筑师大会上说过：“我希望大家想去澳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博彩业，还因为它有很长的历史、富有魅力的亚洲文化；我们应该自觉抵制那些对我们的文化不利的建筑趋势。尤其是跟我们的生活、文化和信仰有关的东西，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方式。”这段话有三层含义。其一，澳门建筑艺术是澳门悠长历史沉淀的产物，是博大精深的亚洲文化的折射。其二，建筑风格昭示着文化内涵。其三，建筑应该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在马若龙与黄如楷合著的论文《澳门建筑从16世纪到现在》中，他们回顾了16世纪以来澳门建筑的发展和变迁，从而探寻属于澳门的当代建筑特色。今天的澳门，既有“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又有五光十色、美轮美奂的赌场高楼。那么十年前的澳门建筑有着怎样的风貌？在发表于2000年的论文中，王明辉、蔡田田认为，“今天的澳门（建筑）既具有欧陆情调，又具有中国传统的风采，逐步形成了一种中国和西洋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建筑文化及欧陆小镇、中国传统社区和现代工商城市三位一体的城市风格”（王明辉、蔡田田：《澳门的建筑文化与文化建筑》）。

“音乐艺术”部分，收录了澳门理工学院戴定澄的《澳门艺术音乐创作的现状评估》、《古琴音乐：形态、风格与研究方式》和中山乐力音乐协会的陈远的《美丽的澳门，美丽的音乐》三篇论文。说到澳门音乐，“冼星海”自然是一个不易被忘却的名字。他是每个澳门人心中的一座闪耀的音乐丰碑。想到他也曾生活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或许很多澳门人便会增添几分对音乐表演的热爱及对音乐创作的自豪感。澳门是一座不缺乏音乐的城市。澳门的古建筑群正是音乐演出的汇集之地。一年一度的国际音乐节正向世人展示着澳门的音乐热情。当古旧的历史建筑群里的西洋音乐声飘荡在静水流深的海面或者火树银花的夜空时，这座满蕴着各类水乳交融的文化气息，姿态平和，步履从容并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魅力的城市，或许也会陶醉。

《文化艺术卷》选编的论文为近20年来富有代表性的优秀论文作品。编辑仓促，又因受体例所限，难免有遗珠之憾，敬祈谅之。

是为序。

2009年8月

于澳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