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产业结构升级至今，学界和政界对国内产业结构如何得到优化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从未停止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状况在波动中明显改善。其中，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14.7%，并在2017年进一步下降到7.9%；第一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比重更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下降到2000年的50%，并在2017年降至27%。改革开放政策释放的市场力量，在不断提升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促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与服务业部门流动，推动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扩张，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力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它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表现尤为明显(1)，但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条件与外部环境均发生明显改变，原有动力机制弱化，但新的动力机制还未形成，从而使新时期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呈现新的特征。

一、劳动力增速减缓，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受计划生育国策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双重影响，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波动中呈显著下降趋势。其中，在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1.444%，这一数值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到了1.104%。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其年均增长率在21世纪的前10年迅速跌至0.593%，而在2010—2017年仅为0.516%。由此可见，中国国内的人口增长速度在近年来快速下降。与之相对应，国内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增长速度也明显降低。2017年中国就业人口为8.069亿人，7年内（2010—2017年）年均增长率仅为0.414%。根据齐明珠(2)的预测，中国将会在近期出现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关系的反转，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将越发明显。随后有大量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使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预测，虽研究结果略有不同，但国内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3)(4)。自1997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劳动者的年平均工资水平长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特别是在2017年时甚至达到64465.0元。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年工资来看，2018年这一数值已达到了82461.0元，相比2010年（47269.9元）增长了74.45%。考虑到工资的刚性特征，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不断上涨将会成为另一个“新常态”。电、水和工业用地的价格变动更是加剧了这种上涨态势，因此，处于低端地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丧失其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曾推动中国经济与产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低价的生产要素资源优势不断削弱，而与之相关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发展模式亟待改变。

二、国内资源环境限制趋紧，发展面临的硬约束增强

一方面，4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呈粗放式增长，虽然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造成国内资源相对短缺，半数以上资源依赖进口，石油、铀、铜、镍、钴、铬、铂族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对外进口依赖度甚至高达70.0%以上。另一方面，大量矿产资源的消耗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难题。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中国有58%的城市年平均 PM10（直径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甚至超过了100微克/立方米，中国的7大水系中也有54%的水不再适合人类使用(5)。近年来，席卷大多数省份与城市，长时间持续、大范围含有大量污染物的雾霾天气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在这种背景下，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迅速增加，根据《2009年中国经济环境核算报告》中的统计，2009年，因中国生态被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和环境退化所需的成本合计达到13916.2亿元，大约占了当年GDP的3.8%。然而，2010年中国在治理环境污染上的投资金额已达6654.2亿元，占了当年GDP的1.66%。这意味着，国内资源载荷的限制、战略性资源供给安全的考量以及社会各界环保意识的日益觉醒，均使粗放式增长模式及其现有产业发展方式不可能无限扩张，其面临的硬约束不断增强(6)。

三、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日益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愈加重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加快融入世界，过去在封闭与半封闭的条件下，国内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只能依靠自身或者仅仅是依靠较小范围内的周边国家的资源，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在开放条件下，我国的产业结构方式发生了改变，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依托国内资源发展的同时有效利用来自国际的资源，从而使我国内部产业结构水平得到提升。在这一趋势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大大拓展，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渠道更为多样，外部经济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断加深。

在开放型经济中，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均在连接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进程中发挥着纽带的作用。令人高兴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方面和引进外商来华进行直接投资方面均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80年（570元）到2017年（278101亿元），中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3%，这远远超过了同期世界其他国家货物贸易的增长率。中国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已被许多学者验证，然而，在中国国内要素条件发生变化、国外需求持续低迷、同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进出口贸易很难继续大幅地提升。除此之外，不合理的贸易结构也将进一步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和升级国内产业结构。另外，从1991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但是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却呈现出稳中趋降之势。中国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上述发展趋势是伴随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经济发展由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而另一个重要现象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从2001年不受关注的68.85亿美元，再到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582.9亿美元，中国超越日本直接跃居世界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则在16年内（2002—2017年）增长了59.5倍，不仅如此，这种增长态势还将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而进一步增强。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借助贸易引进高新技术产品和利用外资来取得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方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更直接、更主动地接近并获取先进技术、外部市场与能源资源，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更加有效地促进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水平进一步的发展(7)。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很可能会成为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在当前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新时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无疑具有新的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性更高，转型方向更为明确。虽然对于具体产业、行业和企业来说，转型升级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实现产业结构逐步向劳动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先进的目标迈进已成为大多数企业与行业的发展方向。其次，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更为多元。在开放环境下，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更加宽广，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国内外多种资源要素的重组与整合，尤其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企业与行业可以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从而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机会。最后，转型升级往往具有集群化特征。随着产业内与产业间分工的逐步细化，企业、行业与产业不同层面的转型升级往往会带动上下游和关联性企业、行业与产业的转型升级。这意味着新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更容易形成链状，甚至片状的产业结构水平提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