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宏观分析

养老市场需求及其变化

王爱民

一、人口老龄化发展历程

我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随着老年人口占比和人口平均年龄的不断升高，目前我国逐渐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年龄阶段、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老龄化状况的巨大差异，养老服务需求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养老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和层次性，对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人口结构快速改变，中国社会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年型社会进入目前的老年型社会。根据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历程，我国老龄社会的形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53—1964年的异常转折期；1964—1982年的高速增长期；1982—2000年的老龄化形成期；2000年以后的加速增长期。

1959—1961年，我国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在困难时期，老年人口死亡率较高，导致1964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出现短期下降，仅占总人口的3.50%。人口增长的异常使得这一时期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体上呈现出U形变动趋势（见图1）。

根据波兰人口学家爱德华·罗赛特（Edward Rosset）在其著作《人口问题》中对社会人口类型的划分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低于8%的社会是青年型社会，占比为8%~10%的社会是成年型社会，占比为10%~12%的社会是老年型社会。按照这一标准，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7.63%，这表明我国正从青年型社会逐步向成年型社会转变；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50%，这表明我国已经从青年型社会转变为成年型社会；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4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7.10%，这表明从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真正进入了老年型社会。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指出，预计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7.90%，届时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将达到顶峰。

1953—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的年平均增幅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间，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人口总数下降，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短暂失衡。此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条件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得以延长，老年人口占比出现高速增长。1964—198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幅达5.6%，明显高于其他年份。在1982年至今的近40年里，我国老年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趋势，年均增幅高于3.3%，2010—2020年年均增幅更是达到4.9%。

伴随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占比加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观念改变，使得我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2020年，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4.33人减少1.71人。每个家庭户人口减少加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促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82年的8%升至2020年的17.8%，增长了9.8%。家庭户规模显著缩小，严重削弱了年轻家庭的直接赡养能力，由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逐步转向社会化养老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与世界上其他早期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进程快、老龄化程度深。受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地区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老龄化社会因此还存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平衡的特点。我国人口老龄化不平衡的特征，影响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产生了相应的需求差异。同时，身体机能和健康状况差异也使得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表现出较大差异。概括而言，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出年龄阶段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的特征。我国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老龄化在加重年轻一代的抚养负担的同时，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应对老龄化，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满足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年龄阶段变化的差异

养老服务内容通常包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助等基本养老服务和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旅游、健康服务、法律服务等老年人需要的其他养老服务，而身体机能是影响养老服务选择的硬性约束条件。

1．各年龄阶段老年人口健康状况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失能老年人相应大幅增加。失能老年人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必须依靠他人照顾。与其他健康或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相比，失能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心理慰藉、康复护理等方面的养老服务需求更为迫切。从年龄结构来看，高龄老年人中失能老年人占比远远高于低龄失能老年人（见图2）。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的身体机能进一步衰退，各种慢性病也更严重，身体健康受损度必然加深，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比例也随之大幅增加。

2．各年龄阶段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等均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增加，健康状况逐渐下降，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将出现差异化。在不同的社区养老服务中，老年人对上门看病服务需求最大，在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中均处于首位，其次是上门做家务和日间照料（见图3）。

进入老年后，身体机能衰退，体弱多病，各种老年病、慢性病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上门看病服务需求因而也最为迫切。刚进入老年阶段的低龄老年人对健康教育的服务需求较大，而随着年龄增长，加上自身对老年生活的适应，这一需求会缓慢下降。其他养老服务需求均随年龄增加带来的身体健康受损程度加深而呈现增长趋势。总体上，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主要集中于医疗、生存和物质需要方面，对于享受型养老服务产品的消费较少。在医疗需要和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后，老年人对心理咨询、聊天解闷等精神慰藉养老服务也存在较大需求。

三、城乡差异

1．城乡人口老龄化状况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9年，我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11 408万，高于城市老年人口（8 196万）及镇老年人口（5 692万），并且不同年龄段乡村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均高于城镇同年龄段老年人（见图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城市和镇老年人口总和多出2 100万人。与此同时，全国6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占比为2.95%。其中，城市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为2.35%，镇区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为2.60%，而乡村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占比为3.32%，远远高于城镇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与城镇相比，我国乡村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程度更深、失能老人占比也更高。

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乡村年轻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镇，乡村“空心化”“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年轻人口的大量迁出一方面加重了乡村老龄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导致乡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加速弱化。我国乡村地区的医疗保健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远远落后于城镇的，乡村老年人养老存在的问题也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平均寿命延长、生育观念改变，以及我国工业化早期流向城市的人口逐步进入老年阶段，加重了城市老龄化程度。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显著升高。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结构不断改变，未来城市老龄化程度将超过乡村。

2．城乡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老年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等经济因素与老年人养老的市场服务需求紧密相关。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乡村收入增长远低于城镇收入增长，不同年龄阶段的乡村老年人年均固定收入均低于城镇同年龄阶段老年人（见图5）。步入老年以后，除了城乡养老金以外，多数老年人没有更多的收入来源，也没有更多能力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因此，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年均固定收入并不存在显著差别（城镇内部、乡村内部比较）。乡村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普遍低下，年均固定收入处于一个极低水平，很多乡村老年人的生活相对困难。

我国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实行较晚，最早是在2009年开始试点的。现在全国农村老人普遍领取的仅有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其最低标准从2009年的每人每月55元，增加到2015年的每人每月70元，到2018年的每人每月88元，再到2020年的每人每月93元。这是全国统一标准，欠发达地区基本上都是执行这个标准。由于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发达地区要多一些，但一般人均每月也不超过几百元，全国最高的上海地区人均每月也只有1200元。

由于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生活观念的差别，城镇和乡村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见图6和图7）。

无论是城镇老年人还是乡村老年人，他们对上门看病服务的需求都远远大于其他养老服务，而乡村老年人对上门看病的服务需求占比甚至高于城镇老年人的。乡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普遍比城镇同年龄段老年人差，而乡村医疗水平却远远低于城镇医疗水平，乡村老年人因此也更加担心日常疾病得不到及时诊治，对上门看病服务需求也更为迫切。城市老年人对上门做家务的需求紧随上门看病服务之后，而乡村老年人由于自年轻时代起就常年承担繁重农务劳动，往往自己承担家务，对上门做家务服务并没有太大需求。乡村老年人除了对上门看病服务的需求较大，对其他养老服务的需求均低于同年龄段城镇老年人。

总体来看，老年人对疾病诊治、日常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心理咨询/聊天解闷等基本养老服务和精神慰藉的需求较大。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对疾病诊治服务的需求都很大，占据所有养老服务需求的首位，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上门看病服务的需求会快速增加。因此，由医疗机构与养老结构合作的医养结合将成为我国养老模式的重要选择。

四、区域差异

1．区域人口老龄化状况

从区域分布来看（见图8），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地区间不平衡。在大陆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辽宁、上海、黑龙江、吉林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较大，占据全国前四。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划分办法，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东部地区的上海和江苏、西部地区的重庆和四川老年化程度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外，老龄化程度均低于其他区域。长期低下并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导致以上区域老龄化程度加快的主要原因。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处于成年型社会，宁夏、青海、新疆、广东的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9%以上，接近10%。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仅有西藏仍处于成年型社会，其他省市均也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辽宁的老龄化程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吉林和黑龙江的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东北三省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大规模外流是导致东北三省老龄化程度加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是，其他区域人口外流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流向城镇，而东北地区城市出现了人口大量迁出的现象。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区域经济差距，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东、中、西部差距趋于缓和，而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状况仍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经济发展乏力导致东北地区城市年轻人口迁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生育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三省城市空心化严重、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问题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失能老年人的区域分布情况显示，西藏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占比为5.45%；北京次之，为4.43%；其余省份的失能老年人比例均低于4.00%，广东和福建两省失能老年人的占比最低，分别为1.80%和2.16%。在失能老年人总数方面，四川、河南、山东相对更多，均在2万人以上，而西藏由于人口相对年轻且人口基数小，失能老人仅有1 135人（见图9）。

2．不同区域老年人经济保障状况

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是制约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决定其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通常有稳定或较高的退休金、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相对于没有固定收入或退休金较少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更高一些，而后者受经济条件限制，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现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传统观念较强。同时，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期，这导致他们进入老年后依然面临养老金不高、积累较少的境况。全国各地60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自认为经济保障非常宽裕的比例普遍较低（见图10），多数老年人认为自身经济保障处于基本够用的状态。甘肃、海南、河南、内蒙古、吉林的老年人中认为自己经济保障非常困难的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省份的。显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保障非常困难的比例相应较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区位条件及经济发展基础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不平衡，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仍然较大。虽然国家区域经济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差距有所缩小，然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对自己的经济保障并不乐观。经济保障水平决定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方式：经济保障水平较低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局限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经济保障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才可能对享受型养老服务有较大需求。

五、养老服务需求变动趋势

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章第十三条规定：“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2020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尊老、敬老”作为一种美德已经深入人心，对家庭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形成了一种道德和伦理约束力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在文化、责任和亲情的共同影响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家庭承担老人养老服务的传统观念，老年人自身也大多渴望依靠家庭养老。

从城乡有人照顾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照料护理者的情况来看（见图11和图12），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仍以包括配偶、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在内的家人照料护理为主，其次是其他亲属、家政人员（保姆、小时工）及养老机构。家政人员照料护理是城镇老年人获得家人以外人员照顾的主要方式，而其他亲属照料护理则是乡村老年人获得家人以外人员照顾的主要方式。

目前，中国社会老年人养老处在由家庭养老为主模式逐步引入机构养老服务的过渡期。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青壮年时期的经济收入影响，我国老年人大多数仍期待依赖家庭养老，市场化养老服务正逐渐进入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选择中，但尚未成为主流观念。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老龄化意识的增强，整个社会养老观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传统依靠家庭养老的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城镇老年人的思想观念转变较快。而乡村老年人受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依赖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则更深，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主观需求并不强烈。随着国家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广泛推进，2009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的出台对乡村老年人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 560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为16 959万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农民工和外出人数均少于2019年。2019年农民工总量为29 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为17 425万人，而2009年农民工总量为22 978万人，外出农民工有14 533万人，2019年的农民工总数和外出农民工相比2009年分别高出6 099万人和2 892万人。在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镇，乡村家庭养老服务功能逐渐弱化，家庭以外的社会主体补充家庭养老服务功能的不足在乡村也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家庭结构小型化、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剧增，空巢家庭日益增多，乡村空心化日趋严重。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家庭养老服务功能未来都将进一步弱化。家庭在担负养老责任的同时，客观上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家庭中的老人提供及时、有效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高龄老年人及失能老年人需要的专业化医疗护理和心理健康服务，对一般家庭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由于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年龄阶段差异，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态势。经济水平较低及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乡村老年人的养老面临更严重的挑战。我国养老服务供给需要社会化和市场化相结合，并且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提供差异化和精细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发挥家庭、社会、政府的力量，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体系，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