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诗经》作为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研究我国西周至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部族起源及其相互关系等的重要史料。汉代以后，《诗经》被尊奉为“经”，士子无不研读，从而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汉代至今的两千余年中，研究《诗经》的著作其名目仍见于今天者近千种，近代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不下千篇，散见于古代学者诗话、笔记中的论述更不计其数。这些卷帙浩繁的研究除了研究其文学艺术特色外，还广泛涉及了《诗经》的文字训诂、音韵、名物、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各个方面。然而，《诗经》与佶屈聱牙的《尚书》一样，自古号称难读。在其成书及流传的过程中，因时代的演进而使其中许多篇章的本义湮没；因语言、文字和社会风俗的演变而使其中的许多词句难以索解。遭秦代焚书之后至西汉初年重新隶定，更因经师所传不同、方言差异等原因而使《诗经》之传既有齐、鲁、韩、毛等数家之异(1)，而数家写本文字之歧异动以百数，许多解释也大相径庭。经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经师，因《诗经》之本义多阙而不传，文字又多错讹，为利禄计，不得不“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2)。在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笼罩下的今文经师如萧望之、匡衡诸人，为迎合政治需要而肆意曲解诸诗，使《诗经》面目全非。东汉以后，由于谶纬迷信的浸入，更使今文经学派对《诗经》的解释伪说滋漫，虚妄无稽，琐屑不堪。《毛诗》虽晚出而号为近古，“文简而义赡，语正而道精”(3)，然亦错讹纷见，难以自圆其说，其对《诗经》三百零五篇之本义的多处曲解也显而易见。这些情况给正确理解《诗经》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东汉中期至清代，以马融、郑玄、王肃、孔颖达、朱熹、郑樵、何楷、王夫之、陈启源、陈奂、马瑞辰、胡承拱、阮元、魏源、方玉润、陈乔枞、王先谦等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各自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为正确阐释《诗经》的词句、理解《诗经》之本义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就，为我们今天研究、理解《诗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都未能突破封建礼教纲常的羁绊，不可避免地对《诗经》产生了无数的曲解。哲学理论思维的贫乏也使他们不能高屋建瓴地看待《诗经》，不能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上去把握《诗经》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价值，而多流于琐屑的考证和逐篇逐章的分解。古代文学家和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们如刘勰、吕本中、张戒、胡仔、洪迈、王应麟、杨慎、王世贞、焦竑、王士禛、沈德潜、梁章钜、刘熙载等谈及《诗经》，多是零碎的漫感杂谈，其内容多集中于《诗经》各诗的文学艺术性和美学价值。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哲学、史学理论的大量传入，《诗经》的研究开始与周代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相结合，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著作，如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诗经》的学者们的著作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研究更进一步发展。除了历史学者更主动地将《诗经》的研究与西周、春秋社会历史相结合之外，治文学史的学者们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诗经》特别是对《国风》各诗的文学艺术性和社会思想性作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诗经》研究由此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但是，当我们今天重新回头检视近代以来，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间的《诗经》研究时，毋庸讳言，还有不少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哲学和文学理论被引入《诗经》的研究之中，曾经使《诗经》研究迸发出一股活跃的生气，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肤浅、片面和僵化的理解也严重影响了《诗经》研究的质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概念和范畴被不恰当地运用，这主要表现在不顾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真实的、与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古代历史有着巨大差异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当成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甚至用庸俗的比附手法去解释《诗经》及其所反映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现实，使《诗经》研究的理论指导简单化、教条化，其研究的价值自然也得重新估价。改革开放以来，《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冲破了封闭的桎梏，人们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引导下，用冷静而审慎的眼光重新研究、估价古代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并将其成果运用到《诗经》研究当中。但是，近年来《诗经》的研究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即不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和历史事实，而将西方学者的某些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奉为圭臬，与中国上古社会历史作不妥当的比附，并对《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作随意的割裂和曲解。这样的研究所作出的结论，自然是值得怀疑的。

真正的科学研究，除了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外，还要求我们充分地占有资料，并用客观冷静的眼光对这些资料进行细致深入的整理、理解和概括，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诗经》的研究，正需要我们有这样的精神。

从汉代至今，《诗经》的研究大约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毛诗序》所说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可视为汉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诗经》总体精神及社会作用的宏观把握。而各篇的小序和篇章训诂、辩证则是对《诗经》各诗的微观理解。宏观和微观又是相互交织的，微观研究是宏观把握的基础，宏观把握是微观研究的概括和提高。只注重微观部分的研究，便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宏观的和整体的研究不以微观的和部分的、具体的研究为基础，便会成为空中楼阁，其可靠性也自然会遭到怀疑。就《诗经》微观的、具体的研究而言，比如文字的训诂、名物的考订等，前人的研究已十分细致而深入，余下的大都是聚讼不已、难以确证的了。因为这些疑点的数量有限，从总体上讲并不会对我们全面地理解《诗经》产生太大的影响。笔者才识所限，在这方面不能有所突破，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选择了前者，即在前人微观研究丰硕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周代社会历史和文化对《诗经》作整体的把握和较为宏观的论述。文章所列篇目章节似乎比较具体，但与前人微观的研究相比，仍然是较为宏阔的和提纲挈领式的。文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作为《诗经》研究之理论基础的关于周代社会性质和社会组织状况的论述，吸收了历史学界有关周代社会性质和社会组织状况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虽然不是有关问题的最终结论，却是学者们实事求是、辛勤探索的结晶。前代的历史真实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对历史的理解之中，但实际上我们难以做到完全客观地理解前人和前代的历史。对历史的理解并不能随心所欲，但不论任何时候，对历史的理解都与理解者本身的背景相关，它必然要渗入理解者自身某些主观的意识活动。这一点在对感性较强的文学作品的理解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尤其要求研究者具备严谨的、客观的科学精神。科学理论的背景本身是前人观察和研究的结晶，代表着前人接近客观事实真相的努力，因此这些理论才有了现实的指导意义。笔者采用这些理论并将其用之于《诗经》的研究，也同样代表着笔者探索、接近《诗经》时代历史真相的努力。努力的成效如何，只有让方家和读者去评说了。

历史原本就是复杂的、多重的存在。历史上曾经出现、存在过的各种现象，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文艺也不例外。文学的进程，从来都是和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及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文艺的发展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它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和它赖以产生的民族成长的阶段相适应，文艺作品的风貌便是这一时期民族精神面貌的感性显现。《诗经》是西周、春秋时期处于孕育、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风貌的结晶，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等社会条件交汇的产物。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才能够把握《诗经》中所包含的最为深厚的底蕴。

尽管今天我们通常都将《诗经》视为文学作品，视为“诗”，但如果将《诗经》置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具体的历史现实中，我们便会发现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诗”，无论在概念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与后人所理解的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诗”有着极大的差别。事实上，尽管《诗经》曾给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巨大的滋养，但是，无论是先秦引《诗》的诸子，还是汉儒，抑或是后世的儒生学者，都主要将《诗经》当作“经”来看待，而非当作文艺作品的“诗”来看待。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观念笼罩之下的古代《诗经》研究尽管迂腐板滞，却比文学家之将《诗经》作为文艺作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在“文的自觉”时代到来之前，《诗经》并不是作为文艺作品，而是作为饱含丰富内容并与其产生之时代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联系的文化典籍而流行的。《诗经》在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这也是汉儒将《诗经》尊奉为“经”的最为深层的原因。因此，仅仅研究《诗经》的文学艺术性是远远不够的。它是西周、春秋时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所凝结的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文明载体，是西周、春秋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一面镜子，是那个时代中国文明为我们留下的最完整、最生动的硕果之一。它十分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诗经》的理解和研究，正应当从这里开始。

(1)参看《汉书·艺文志》、〔清〕朱彝尊《经义考·诗考》和〔清〕陈乔枞《齐诗遗说考》等。

(2)《汉书·艺文志》。

(3)〔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