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本卷（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上一卷[1]）所研究的欧洲历史的这一阶段，在年限上很有伸缩性，而且缺乏那种可据以称为改革时代或革命时代——虽然它含有两者的一些特点——的可辨认的本性。也没有一个人物经历整个阶段。传统的描述集中于法国的衰落，这最多只能说具有部分的真实性，而且只是就西方而言。“老的”《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编者即使把1661年以后标志为“路易十四时代”，他们也知道“漫长而又看来遥远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历史”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缺少“为本书拿破仑卷所有的那种有机的整体性”）；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旦于1699年在卡尔洛维茨解决，“画面的一大部分就为大规模的瑞典或‘北方’战争[2]所填充”，这次战争于1721年在尼斯塔特正式结束，也就是在“太阳之王”[3]走进坟墓6年之后、伟大的沙皇彼得逝世3年多之前。
如果我们思考这些年份里的政治地理（第5章），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不断变化的东欧地图。到1716年，瑞典已被剥夺掉它在波罗的海对岸的省份，这些省份是它获得强国地位的基础[第20章（1）]，这一地区的贸易和税收长期以来一直是它用以对付丹麦对桑德海峡的控制以及荷兰主宰通过这一海峡的贸易的手段。[4]瑞典的损失主要使俄国得利，它向黑海和里海方向也扩充了地盘，有一段时间派兵驻扎在丹麦和波兰，还派出商队去北京并在巴尔干煽动起反伊斯兰的情绪。在巴尔干，1718年的《帕萨洛维茨和约》使哈布斯堡家族在卡尔洛维茨得到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匈牙利之后，又新添了特兰西瓦尼亚和小瓦拉几亚以及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大部。这些发展中，有一些确实只是昙花一现。土耳其人收复了贝尔格莱德（这是他们保持在欧洲的地位的关键），而俄国人占领克里米亚则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沙皇彼得1711年在普鲁斯河向土耳其军队的不光彩投降，其轰动的程度不亚于1709年他在波尔塔瓦和佩列沃洛钦那歼灭查理十二世的精锐的远征军。但是，“土耳其的威胁”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东方问题”被吵吵嚷嚷地提出来了。不管怎样，它在这一时期中的某些特点是同未来没有什么关联的。卡尔洛维茨结束了上一次战争，那次战争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因1684年的“神圣联盟”而作为一次圣战的。实际上，它也标志着波兰染指罗马尼亚封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一贯企图终止了，尽管波兰现已恢复了对相邻的波多里亚的掌握。《帕萨洛维茨和约》同样也限制了威尼斯在爱琴海的野心：在这个共和国占有摩里亚半岛达一代人时间的情况下，他们曾经看来要威胁君士坦丁堡本身了。在这些历史性解决的间歇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查理十二世——他梦想把奥斯曼和波斯的贸易吸引到瑞典控制的波罗的海来，并曾把他自己任命的人放在波兰王位上达5年之久——谋划实行瑞典人和土耳其人、波兰人和哥萨克人的大联合，以反对波尔塔瓦的胜利者，但他一无所成。
查理的丰富想象（特别是当他流亡在土耳其国土上的时候）把波罗的海和黎凡特[5]事务的许多线索扯在一起了，但他不是唯一能够设想一个同本时期内所形成的东欧完全不同的东欧的统治者。萨克森的腓特烈·奥古斯都在1697年被选上波兰王位（对此事颇有争论）之后不久，就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即建立一个从里加到里海的商业强国，并在奥得河中游使波兰和萨克森的领土连接起来——这样的连接勃兰登堡看来是愿意支持的，条件是在维斯杜拉河三角洲地区给它补偿。萨克森的突入瑞典所属的利沃尼亚，加上同样重要的、丹麦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要求，开始了在北方的20年战争，并把瑞典人卷进了无休止的波兰政治旋涡之中[第20章（2）]。波兰—萨克森同盟对加强华沙的中央政府后来起了灾难性的作用，因为它导致了外国干涉，有的是由怀有二心的贵族因担心丧失因袭的特权而引进来的，有的是由奥古斯都二世自己引进来的，他的最好意愿被怀疑为专制主义，他的萨克森军队的作风也使其受到损害。但是，查理十二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破坏这个同盟——因此而使波兰—立陶宛联邦卷入，造成自己的毁灭[6]——应该提醒我们，不要回过头去看这个同盟的历史。正如瑞典自己要求保持对波罗的海东部的控制（实际还要扩展到北冰洋），波兰—萨克森同盟的潜在含义是“大北方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只有从当时的这些打算才能了解这种含义），而不是简单地看作莫斯科扩张的一个阶段。尽管彼得大帝到最后享受了俄国所熟悉的作为“第三方”的特权——至少是作为波兰和立陶宛两方冲突的仲裁者——他统治的最初20年应该被看作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第21章）。第聂伯河边疆本身刚在1686年定下来，即使这一“永久的和约”（它包含一项条款，在波兰有一个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保护国）在莫斯科也不能被认为是永远防止波兰要求收回在乌克兰的领土的保证。
1689年莫斯科在西方眼里的卑微价值，在瑞典的年轻战士——国王手上屡次得到证实，直到波尔塔瓦之役戏剧性地复活了曾在1698—1699年存在过的反瑞典同盟，并使奥古斯都二世在波兰复辟。但沙皇彼得其后还要在普鲁斯河受辱之后力求自存，而他的最剧烈的行政改革（在波尔塔瓦战役之前一直因与瑞典的冲突而退居次要地位）则是他一生中最后10年的事情。但是，在查理二世1715年重返瑞典的时候，“海上列强”英国和荷兰（西方的势力均衡刚刚达成）不安地意识到，它们需要遏制“某种北方土耳其人”（原文第735页[7]），这种人威胁着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一个俄罗斯湖，就像土耳其人把黑海当作他们的领海一样。当彼得1697年首次访问西方时，他是来获取西方技术的；1717年他重返时则是作为一个征服者和改革者、当代最伟大的统治者。在俄国庆祝《尼斯塔特和约》时，他因使他新创建的帝国参与政治国家间相互尊重的礼仪，而受到祝贺。东方和西方确实还是互相很不了解：彼得尽管有他的现实主义，他还是保留着他的东正教教士（他们对西方化政策的厌恶可以同他们的土耳其同行“乌勒玛”[8]相媲美）的某些骄傲，而且很可能曾经想使“神圣的俄罗斯”在向西方学习数十年之后就背弃它。但当他于1725年去世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在他的美丽的新都圣彼得堡设立了大使馆，在新都还有德意志的建筑师和荷兰的印刷机（第21章）。
不论怎样，西方列强在它们的旷日持久的1688—1697年和1701—1714年战争中所争逐的，不是俄国的友谊而是瑞典和丹麦的友谊——或者至少是使用它们的军队（第7、13章）。对英国人和荷兰人来说，北方各王室之间老是互不信任是一件使人厌烦的不相干的事情。斯德哥尔摩对于丹麦收复斯堪尼亚的意图感到心神不安，而哥本哈根也害怕瑞典通过荷尔施泰因—哥托普公国对它施加压力，这个公国在领土和设防权等方面同丹麦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领土和设防权混杂不清。这个争端只是由于1689年的《阿尔托纳条约》暂时平息了一下，后来又成为丹麦参加北方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只是另外两个新国王即奥古斯都二世和彼得大帝的配合攻击才使查理十二世大吃一惊。西方列强曾经试图解决荷尔施泰因问题，现在也想制止更大规模的斗争（如果它们能这样做的话），特别是因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9]1700年去世，没有子嗣，从而在西方内部又可能引起另一场兵连祸结的战争。后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始终没有同北方战争合流，尽管奥古斯都二世曾不止一次地在西方交战国之中寻找盟友，而海上列强联军总司令马尔巴勒因为担心瑞典分兵西向而在1707年到查理十二世在阿尔特兰施泰特的营地进行会谈。早在九年战争期间，西方各国在斯德哥尔摩的外交活动要活跃得多，双方在瑞典的权贵中都找到了自己的支持者并当他们之间的战事自1693年后进入胶着状态时，都很重视查理十一世的调停，但当时由海上列强雇用的丹麦部队比瑞典人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起更直接的作用。这些年的史实显示，法国的传统的“东方屏障”在瑞典像在波兰一样被突破了。同时，不论是瑞典还是丹麦——法国的影响在丹麦日趋显著，其增长程度同它在斯德哥尔摩的消失程度几乎一致——都不喜欢英国和荷兰控制海洋，这些北方王室为了保卫自己作为中立商人的权利、反对海上列强企图对自己发号施令，是能够把彼此之间的分歧搁置起来的。不论所有西方列强如何竭力为本国攫取政治利益并不让对手均沾，它们在波罗的海经常存在的利益是商业，特别是它们的海上供应以及波兰和德意志北部平原生产的谷物和木材[第23章（1）]。斯德哥尔摩朝廷在“酬金”上比其他绝大多数朝廷索价要高[10]，但查理十二世拒绝以放弃行动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外国津贴，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情更真实地在这位国王令人迷惑不解的沉默中暴露出他的本性。任何一个君主处在连续不断的极端困难境地中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保持真诚的独立吗？当他在1700年越过松德海峡把丹麦打出反瑞联盟时（这个联盟企图利用他的年轻取利），他是由一支英国舰队保护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英国命运的严峻时刻使英国得不到必需的芬兰焦油，也没有阻止他后来把手下的武装民船派出去对付那些同俄占瑞典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使他极为需要的英国的友谊蒙受被破坏的危险。
北欧的事件发展进程就这样冲击着西方。除了出钱雇用的部队以外，勃兰登堡—普鲁士是被卷入西方冲突的唯一的波罗的海国家。在多瑙河中游和莱茵河上游之间可以看到有一种更加直接的和连续的相互关联。在土耳其人1683年进攻维也纳失败之后，哈布斯堡军队戏剧性地突入匈牙利并深入巴尔干。但到1692年，这一行动实际上停止了，因为利奥波德一世皇帝越来越需要把他的力量用来保卫西部德意志，在那里，继1688年巴拉丁领地被摧毁之后，法国人又采取了类似的（也许不是那么系统的）残酷行动。帝国的防卫组织（至少在它的西部防卫圈里）自1681年以后曾缓慢地有所改善，德意志军队在这整个时期内西方所有主要战场上都起着一种值得注目的（尽管是次要的）作用。此外，在巴尔干战斗（自查理五世的时代以来帝国王公们最伟大的共同事业）的严酷锻炼中，许多军官和他们的最优秀领导人——洛林的查理、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乔治、巴登的刘易斯、萨伏依的尤金——成长起来了。[11]但是，正像法国政策主持人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样，这场圣战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帝国对反法联盟的贡献。即使如此，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673年仍成为反法联盟的一个主要成员。但维也纳的被围再次引起了在奥地利王室和哈布斯堡作为皇帝之间的先后顺序的争执（第18章）。因此，“向东方挺进”的势头没有为一系列危机所阻止——特别是这一时期内许多王位继承争执中最早的那次，即科隆—列日和不列颠群岛的继承争执——这些危机触发了九年战争；也没有为法国初期的胜利所阻止。（第7章）皇帝的盟国明知他随时可能抛弃它们，却还是要把斗争继续下去。相反，终止巴尔干敌对行动以帮助盟国的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直到1697年土耳其军队在森塔被击溃——这次战役同波尔塔瓦之役一样具有决定性，但只是在哈布斯堡于上一年撤出意大利后才可能取得这一胜利。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这位皇帝再度被指责在盟国需要支援时，按兵不动。这一次是为了不惜代价地企图把他的条件强加在弗朗西斯·拉科齐和匈牙利叛乱分子身上（直到1712年）。皇帝的背信弃义像哈布斯堡的欠债一样，在伦敦和海牙成为笑柄。从英国和荷兰的立场上看，最自私的行动是，由于尤金王子在1706年对都灵的援救，轮到法国人从阿尔卑斯山另侧撤回了，皇帝约瑟夫一世（1705—1711年）就决定去蹂躏意大利。一个奥属米兰和一个奥属那不勒斯可以被说成是在马尔巴勒的大战场上尤金赴援的代价。但是，1707年向那不勒斯的进军完全破坏了对土伦的围攻，这次围攻的成功本来是会结束西方的战争的。又过了若干年，英国人才以一种带有诗意的正义行动，让皇帝查理六世和尤金同路易十四和维拉尔元帅在拉施塔特商定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在这次商谈以及1714年在巴登举行的接续谈判中（巴登谈判解决了帝国王公们对法国的要求），首先考虑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而不是在莱茵河设立“屏障”以防止法国再度入侵的主张——这种屏障就像1713年和1715年在另外两个易遭法国入侵的地区即萨伏依和尼德兰所曾筹划过的一样（第14章）。查理六世因未获得西班牙王位及其海外属地（他强烈地认为这些地方同古老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领地那样，都是他的合法的家庭继承财产的一部分）深感失望，被劝说在1716年转而恢复在多瑙河上的作战。尤金此刻既无其他负担又有在西方作战的丰富经验，对贝尔格莱德发动了猛攻，迫使苏丹在两年之内媾和。
这一事件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土耳其人敏锐地意识到来自莫斯科的新的危险，在1699—1700年已经接受了大片领土的丧失，包括布达和阿扎克（亚速）这样一些神圣的地方。尽管他们具有不断进行战争努力的非凡能力，在卡尔洛维茨他们第一次正式承认失败，第二年同彼得签约，又答应接受俄国使节。后来，在1711年和1714年，他们又先后挑起了同沙皇和威尼斯的新的较量，并都取得胜利；但他们没有对奥地利寻求报复。现在，在1718年，由于贝尔格莱德和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的丧失，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整个前途趋于暗淡，而奥地利王室则显然担起了解放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使命，而不再是仅仅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防御哨所了。土耳其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穆斯林的骄傲所受到的打击。它加强了古兰经宣教者和首都骚乱人民的仇外心理。同时，它又引导那些有知识的人去重新考虑伊斯兰同基督教世界的关系，重新考虑他们必须屈尊降贵去向异教徒的技术（最明显的是在外交和军队的现代化方面）学习什么东西。《卡尔洛维茨条约》是土耳其政府同一个欧洲联盟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它显示出希腊和犹太社团中那些了解西方的人士的影响正在增长，正如奥斯曼海军在1700年前后进行的大规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曾在北非伊斯兰国家（埃及除外）的海盗船上工作过的叛变的欧洲船长们。在这个“郁金香时代”（郁金香只是1718年后有钱人沉湎于穷奢极侈的享乐主义这一反动潮流的象征），甚至于法国一种华丽建筑式样的流风似乎也传到了金角海口。这一切在1730年君士坦丁堡的可怕骚乱中都结束了。这些骚乱比这个拥挤不堪的城市（当时，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过去发生的骚乱更加惊人地暴露出奥斯曼国家内部的不安全。正如在前半世纪里许多苏丹被推翻、绝大多数总理大臣任期短暂所证明的，暴力在土耳其政治中从来不是隐藏在深处的东西。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对民主的敏感性以及他们的深入平民生活就已足够产生经常性的动荡不安了，长期战争中的一系列可耻挫败和巨大的社会代价（反映在十室九空、物价飞涨上）更加剧了这种形势。一个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在1701年就已能够预言，在这个巨大的帝国里会发生某种奇特的革命。到下一代人的时候，关于这个帝国衰亡的看法在西方已成为毫无疑义的了（第19章）。
如果说俄国已经返回欧洲，那么同样确定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第18章）现在已不可逆转地（虽然是不那么突然地）置身于东方。在意大利，除了伦巴第，他们所获得的利益都证明是短暂的；在不受喜爱的南部尼德兰，他们不得不忍受荷兰驻军的入侵。但是，不论意大利或南部尼德兰所出现的问题都不能同贫困的、经常是荒芜的多瑙河下游地区的问题相比拟。这里迫切要求创立行政和防卫体系，推广真正的信仰并活跃新的经济生活。查理六世为发展同巴尔干人的贸易而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损害了威尼斯而一时又没有促进里雅斯特的发展。贝尔格莱德在1739年又再度陷落。但向匈牙利平原、特兰西瓦尼亚和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移民——大多是来自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德意志的有组织移民——有力地进行着，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军事殖民地化，同彼得在顿河草原上维持驻军和边境民兵所用的办法十分相似[第22章（2）]。当哈布斯堡家族在1687年于布达接受“圣司蒂芬王权”[12]时，他们的国策开始经受严峻的考验。以后对匈牙利新教和匈牙利自由权利（像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的自由权利一样被不屈不挠地维护着）的镇压，成了这一时期内最猛烈的一次叛乱的背景，尽管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即拉科齐和其他叛乱领袖本身也都是大地主，他们要保护巨额财产，反对设在维也纳哈布斯堡府第内的中央集权的国库和兵站总部。
在这一时期，试图把盘踞在“宫城”中的庞杂不堪的部、院、委员会整顿归并的尝试从未完全成功，部分原因是法国式的有效率的行政被认为不如扩展领土和取得对抗新教的天主教改革运动的团结那样重要。但是有两种趋向是应该指出的：奥地利公共财政中的技术进步（原文第305—313页）和哈布斯堡皇族大理院对帝国高级法院的职能的侵犯（第18章）。在波希米亚以外，内廷总理府正在成为哈布斯堡政府中最有权力的工具。这意味着所有重大决定都由统治者根据家族法律作出，即使实际上哈布斯堡官员们（同豪门贵族共同）掌握着诸侯国的行政控制，这些诸侯国由地主们（他们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常兼皇家官职）居于主宰地位。1720—1722年同君主国所属各领地就“国本诏书”所进行的谈判作为变松散的“王室权力”为“强权国家”的一步，具有深刻的意义。但这种转变只是以统治者个人权威为基础，而不是粉碎旧有的显赫的机构。在加强罗马教之后，由同一维也纳文化培养出来的各领地贵族之间的社会同情，使得在全欧洲单一君主统治下最复杂的各族居民之间有了最大的凝聚力。即使同俄罗斯和大不列颠的兴起相比，这些居民的增加（和混杂）也应该被看作这一时代的最重大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的兴趣有一定程度的减弱。这终于打开了1756年同法国和解的道路——这一外交上的革命是路易十四在生前就已提议的。但是，哈布斯堡聚敛的胃口是永不餍足的，所以他们不大会把失去的东西永远一笔勾销。即使当西里西亚被一个在那些年代里无足轻重的普鲁士窃夺而去[13]、创痛犹新的时候，阿尔萨斯也不该被忘却。总的来说，当人们考察在利奥波德一世及其儿辈的时代中维也纳的行止时会注意到某种犹豫不决的情况，同推动瑞典和俄罗斯的勇猛精神恰成对照。
如果查理六世实现了哈布斯堡全部继承卡洛斯二世的要求，这位最具雄才大略的德意志皇帝对于蒙羞受辱的西班牙君主国的多方面的问题，看来也不会提出比成功的波旁王朝指定继承人菲利普五世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作为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将会同样地依靠外国商人来维持这个国家的殖民地贸易。他对于行之已久的方式和地方性的特点，一定会显示出更多温情。撇开1711年以后要从维也纳进行遥控的种种后果不说（约瑟夫一世之死会迫使他抛弃忠诚的加泰罗尼亚人），就从查理后来统治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情况来看，他也缺乏改革原有政府机构的坚强意志。与此相对照，菲利普五世把法国的办法逐步引入西班牙（虽然常有争论和受挫），确实为摆脱大公们的政治统治指出一条路子。对这人数少而富有的特权集团而言，哈布斯堡的等级思想比菲利普最亲近的顾问（他们不全是法国人）所采取的对行政惯例的激进改革更适合他们的口味，这是历史事件所显示的（第11章）。确实，尽管最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法国的措施，菲利普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听命于凡尔赛宫（他在任何情况下对西班牙事务总有不同的意见）。[14]而当1709年欧洲可以以他的逊位为代价而取得和平时（第14章），他对西班牙的忠心证明强于他的法国出身。尽管如此，到1714年，当所有同继承问题有关的列强实际上都已承认他的时候，菲利普是一个在宪法上比几个王国更为单一的西班牙的国王；这几个王国保留了古老的自由权利，在1701年就已经接受了他。阿拉贡的“管辖权”和加泰罗尼亚的“代表权”都消失了，这些法权都在1716年整个地被中央集权化的卡斯蒂利亚所吸收了，只有纳瓦拉和巴斯克各州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对新政权最不同情的几个王国——的城乡地方政权曾是大公们统治的基础之一。在中央，这一统治的根基是那些旧的参事会，它们正让位于按照法国模式设置的国务秘书。此外，菲利普的顾问们的法国的限制教皇权力的理论同西班牙生活中教士们的寄生主义是敌对的。在卡洛斯二世在位期间，罗马教廷的影响有很大的增长，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里红衣主教波尔托卡里洛的作用，他在波旁王朝的继承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哈布斯堡在意大利施加的压力迫使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站在反对菲利普的一边时，一个重新调整教会同国家关系的时机到来了。菲利普在1709年同罗马决裂，并开始了“君主教权主义”的尝试，在1753年订立的君主与教会的契约以及后来驱逐耶稣会会士是这些尝试的高潮。但是，梅尔肖·德·马卡纳兹——1713年起草君主教权主义方案的皇家律师——的受辱，显示出新的君主在面对像宗教裁判所这样一种传统势力时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国王同伊丽莎白·法尼丝结婚后意大利的影响重新进入宫廷的情况下（第11章）。
在新的一个世纪开始的时候，一位密切关注维也纳的观察家这样写道，维也纳“把西班牙王国看成是一具毫不值得占据的尸骸，除非加上它在意大利的领地，这些领地被认为是它的血肉”[15]。米兰公国虽然发生了像西班牙一样的工业衰退，但它终究要比西班牙富庶，交通也更便利。还有，哈布斯堡家族一旦在伦巴第平原上立足，他们就能指望左右威尼斯和皮埃蒙特—萨伏依的政策，前者是反对土耳其人的同盟国，后者是对付法国人所不可缺少而又捉摸不定的阿尔卑斯山口守卫者。占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两地有人口众多且处于战略地位的港口）之后，皇帝的影响将扩及全意大利，特别是罗马；那不勒斯以其灿烂文化与托斯卡纳大公国及热那亚共和国有密切关系。由于意大利对路易十四也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即使只是作为一批储备国家可用以交换洛林或萨伏依[16]），波旁—哈布斯堡的敌对行动在意大利北部，也在莱茵兰发生就并不奇怪；萨伏依公爵维克多·阿马戴乌斯第二发现自己处于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旨在支持他的选择自由的国内政要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并不奇怪了（原文第560—562页）。在其他意大利国家中，真正有分量的只有教皇的统治，尽管它的影响受到意大利境外不止一个罗马天主教统治者的挑战（第4章）。1688年，由于路易十四奉行不妥协的“教皇权力限制主义”，同教廷的关系破裂，但自1693年后恢复了正常。实际上，两者的关系进展到了互助的地步，1713年反对詹森主义的克雷芒通谕（Unigenitus）[17]的颁布，使法国国王处于不可思议的“拥护教皇权力主义”的地位。上述圣谕的颁布为路易的继承人孕育了麻烦（第10章）。教皇统治是值得支持的，因为它对其他意大利国家的影响是有分量的，而且在解决西班牙继承问题中也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有理由相信，到1685年，法国外交的主要努力已由北部欧洲移向南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第5章）。
在1698—1700年的瓜分外交以及继法国国王接受卡洛斯二世的遗嘱（这破坏了瓜分外交）而来的谈判的紧张阶段（第12章）中，西班牙在意大利属地的分配成了主要的障碍。英国有一部分社会势力自然更加关心在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机会，特别是关于供应非洲奴隶的官方合同所提供的机会；这种合同贩奴（Asiento）现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目标，法国1701年的合同是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第一批果实之一，而英国人则在10年之后才为此进行谈判。但在1700年，政治家和许多商人的目光却都专注在地中海的前途上（第17章）。这是不是使人惊奇？除了波旁和哈布斯堡两个家族之间的忌妒外，多少应该承认意大利对北方人想象所产生的诱惑力。统治集团的文化仍然很深地浸润着罗马古风和意大利艺术家的风采。这些艺术家不论优劣从17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向阿尔卑斯山之外去寻求大宗交易：“高贵”的整个概念（在那个时期无论何处这都是强大的动力）要求奢华的锦上添花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只有罗马和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意大利人才能最好地使之实现。还有，从意大利和黎凡特运来许多丝绸、酒、果子和尊贵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其他物品。尽管地中海沿岸像波罗的海一样是贵金属的输入者，但它的市场对布匹制造商、捕鳕的渔民和粮食贩子都是重要的。南部欧洲整个说来仍旧比大西洋彼岸的世界吸收更大量的英国和法国的出口货，而对荷兰人来说，南部欧洲（包括法国西部）是他们在波罗的海的基本贸易的必要补充。1680—1720年的欧洲贸易地图[第23章（1）]显示出古老的北—南轴心（从里加和但泽到里窝那和士麦那）始终处于优先地位。同时，在威廉三世的外交中，经济上的考虑总是退居政治和战略论据之后。当海上列强的主要舰队1694年被派往地中海并奉命以加的斯为基地过冬时，包围法国本土的宏大战略制定出来了。这个战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即使在支持长期受苦的加泰罗尼亚人和皮埃蒙特人方面也是如此。但这一先例对下一次战争的海上作战历史起了主导作用，造成在美洲海上作战的失利；后来，它又造成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的归属英国国王，而且要为哈布斯堡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事业提供不可或缺的保护（第13章），又使英国人对地中海政治的干涉产生更大的效果。
人们都能看到，像哈布斯堡在巴尔干的存在和沙皇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样，英国在南部欧洲的永久性存在是当时最惊人的新事物之一。这三者之中只要少了任何一个，18世纪的外交和战事就会沿着另外一种进程发展。尽管在任何一种进程中英国都并不注定会经常从它作为一个地中海强国的新的地位中获益——一部分原因无疑是，仅仅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并不能带来大陆上的优势（第5章）。可以这样论定：到1715年，法国已再度成为在地中海最强大的政治势力，而在这遍布古城和有离心倾向的省份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力求按相沿成习的方式谋生，各国海军的冲突并不像当地时常有的干旱、疾病、贫困和多少得到官方特许的海盗行为等灾害使他们感到不安），法国的商业激情无可争辩地是最强有力的（第17章）。法国人有一个由领事官员和有经验的普罗旺斯州的商人组成的联络网，在马耳他和阿尔及尔、在塞维利亚和开罗都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他们的处境很适于作为伊斯兰同西方的最有效和最恰当的联系纽带。令人惊奇的只是路易十四对摩洛哥所显示的淡漠，摩洛哥的卓越的统治者穆雷·伊斯美尔使人觉得可与彼得大帝相比（原文第554页）。
另一方面，到1715年可以说地中海作为经济筹划的中心已让位于大西洋了。确实，美洲领土已成为强国争夺的目标，这种争夺在美洲比在任何其他大地区都更加明显地同商业有关。这些大地区甚至包括东方海域，这里当时受欧洲战争的影响要比受莫卧儿帝国的崩溃、阿曼尼阿拉伯人向蒙巴萨的进军、同广州和穆哈的对任何人开放的贸易以及在马达加斯加和红海之间海盗盛行的影响小得多。[18]这最后一项有美洲和本地的双重因素，引起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亚于对西印度的海盗（从巴拿马地峡延展到南海）的关注。对这整个情况需要作新的研讨，但它同下面这些事情显然是有联系的：过去对西班牙人长期进行的私掠，葡萄牙衰落所造成的在印度洋的权力真空，奴隶贸易以及在热带地区建立欧洲殖民地的惨烈情况，还有在美洲各地的统治不善（第11、15、16章）。轰动一时的基德船长[19]案件把海盗出没的马拉巴和马达加斯加海岸同纽约和波士顿的高贵阶层联系起来。
一旦殖民国家彼此正式开战，许多无法无天的力量就被用于经过官方批准的私掠活动。这样，在1689—1697年间，圣多明格岛的海盗们能够继续行动，劫掠往来于西班牙所属西印度各殖民地之间的船舶，并且因为知道他们是在为国王效力而心安理得——国王事实上确曾利用他们去进攻卡塔赫纳。在下一次战争中，当他们不得不离开英国人和荷兰人生活时，他们把基地移到马提尼克岛，也不改名换姓，并且常常跑到阿凯迪亚的罗亚尔港——同波士顿和纽芬兰联系的最佳北方基地——有时还横渡到西非，两次迫使英国在冈比亚的贸易要塞缴纳赎金。与此相反，牙买加的私掠船在1702—1713年除了法国人之外还把西班牙人作为掳掠对象，这同英国对西属克里奥尔进行走私的巨大利益是相违背的（为此走私目的，牙买加的优越地理位置仅次于荷属库拉索群岛）。此外，在两次战争中，英国小型的海军分遣队出动攻击法属产糖的岛屿和捕鳕的渔村，但都不过造成一些破坏，而且法国人常常无须海军支援就能加倍报复，特别是在纽芬兰海上。在那里，还有在赫德森湾和纽约及马萨诸塞北面边界，到处发生无数次小规模的激烈战斗。总的来说，法国人占上风，他们的海盗和“森林狙击手”所表现出来的作为游击战士的勇敢和灵巧，常常优于北美海滨的农民和商人。在17世纪90年代的丛莽战争中，弗隆特纳克伯爵使用了加拿大印第安人。这事在新英格兰人心中留下的印记，使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深了对罗马天主教教义的神经质的惧怕。但卡罗来纳人在下一轮北美的战斗中，毫不犹豫地同印第安人谈判结盟，以清除在佛罗里达北部的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
对北美的更大范围的战略问题，最了解、当然也是最有紧迫感的，是美洲人（第15章）。弗隆特纳克可以肯定地算作其中之一，还有建立路易斯安那的勒莫安兄弟。他们认为，把英国人分别从纽约和卡罗来纳赶走，是法国在这片大陆上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在查尔斯顿的头脑清楚的人（他们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全靠操纵阿巴拉契亚山脉西南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也不欢迎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有一个竞争对手。“征服”加拿大曾经早就提出来过，但在1666年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这看来要经历一次途程艰难的陆上行军；但九年战争一起，新英格兰人就自己来进行这一神圣的事业，溯圣劳伦斯河而上；在失败之后还对伦敦保持压力，要求认真对待这一事业。在这一“光荣业绩”中，从欧洲来的援助迟迟不至，加上1711年的不幸结局种下了对英国的诚意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染了加拿大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遥远的母国的不信任。实际情况是，不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法国政府，只要在尼德兰、莱茵兰、意大利或西班牙寻求一项军事解决，就无余力在美洲进行大规模的作战。它们的海军在人力、财力、物资和基地等条件所许可的限度内已充分动用起来，支持在欧洲的作战。这些作战活动不是由于执行侵略计划就是由于害怕被侵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海上贸易通路经常存在的压力。同样确实的是，两国政府都不认为殖民地上发生的摩擦在各国彼此的争端中占有重要位置。1686年，英国和法国政府试图使在欧洲的任何冲突不扩散到北美洲，尽管法国在赫德森湾的侵略以及弗隆特纳克的返回魁北克使这场冲突肯定要扩散到那里。但路易十四完全不同意弗隆特纳克的雄心勃勃的想法，1696年下令放弃新法兰西的西部哨所，从而回复到科尔贝尔的主张，即把殖民地的很少人力集中在圣劳伦斯河谷。这个政策因1699年在密西西比河口附近建立第一个居留地而被否定——这一居留地的建立是在拉萨尔和弗隆特纳克死后取得的胜利，其动机是怕英国人抢先占领。但不能说路易是很轻易地被劝说同意接受在美洲内地这一新增负担的（这也使西班牙人吃惊），也不能说路易斯安那在经过早期的幻想破灭之后还能存在下去，如果不是它引起了他的海军和殖民地大臣、年轻的德·蓬夏特兰的兴趣和后来引起了杰出的实业家（法国维持它的战争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这些实业家）安托万·克罗扎的兴趣的话。威廉三世（荷兰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国王）指导海上列强在1689—1697年的战争努力，但在缔结《里斯威克和约》时并不强调殖民地的问题；在为避免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努力中也没有把殖民地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尽管在西班牙银元几乎成为世界通货的时代，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作为对重商主义政治家的诱惑来说，要优于加勒比的糖和加拿大的海狸皮。
博林布鲁克子爵圣约翰负责英国在1711年占领魁北克的谋划。在1711—1713年的媾和中，他把殖民地权益放在他日程表的重要位置上。这多少表现了他的首创性。那次媾和的结果是英国取得阿凯迪亚和圣克里斯托弗岛全部，且不提经过反复较量把法国捕鳕渔民从他们在纽芬兰的习用基地赶走，又把“森林狙击手”从赫德森湾沿岸赶走（第14章）。里斯威克与乌得勒支这两个和约之间的明显差异一部分是承认了英国殖民者自己完成了的业绩，一部分是以高度睿智（浸注着前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思想）利用了较强的讨价还价地位。1688年詹姆士二世的逃亡已使新英格兰领地的计划受挫，詹姆士本来想用它来使他所有的纽约和两个泽西地区同它们的桀骜不驯的清教徒邻居合并，以便更好地防卫和执行航海法。一位新教的荷兰人在詹姆士的位置上出现（波士顿为此举行了疯狂的庆祝）促使回复到地方自立主义以及在某些海岸殖民地内尖锐的派别斗争（第15章）。一旦对加拿大的征服改善了博林布鲁克同强硬的美洲议会以及有势力的财主们（他们顶住了那些要废除他们的特许状的建议）的关系中的地位，他显然就在设想“把整个北美帝国置于一个统一的治理计划之下”[20]。还有一点，从《里斯威克和约》到《乌得勒支和约》，正如这样一个敏锐的政客所完全懂得的那样，商业界有组织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已起着更大的作用。
在这些年份里，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人们对传统的重商主义的局限性已变得不耐烦了。英国和法国政府，甚至西班牙和奥地利政府，都显示出改善经济管制技术、使经济因素在政策制定中占更大分量的意向。国会在1696年新创立的贸易及种植园事务局主要是靠它所推动的许多新的调研来证明它存在的价值；而路易十四对于1700年为安抚法国主要港口商界的不安而设立的商务署（有这些港口商界的代表参加）的主要希望只是要它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都是事实。尽管如此，这些机构的活动，像领事馆的增设一样（第5章），反映了官方对于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这个老问题越来越关心。历次战争对国民经济带来了几乎难以承受的压力，而同时又有新的商业机会在召唤。在贸易平衡方面——英国人自1696年后开始更科学地来进行计算——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糖、烟草及皮革）[第23章（1）]的再出口占很大比重。因此，战时在航运及付款方面的不正常状态，或者市场饱和及价格低落，为之发愁的不只是海外种植园主和商人。但这些人的能量不限于对殖民地总督和督察们施加影响。无论他们彼此的利益是否一致，他们同国内有势力的阶层保持着家庭和业务上的联系，而这些阶层同大臣们及国会多数派的头头们的利害相关不亚于同政府借款部门的关系。施加有组织的政治压力的最好例子是17世纪90年代英法两国都发生的反对海外贸易垄断的运动。“自由贸易”的要求在方向上或在强烈程度上可能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些要求现在通过小册子和请愿书、备忘录和辩论，在更大规模上更加充分地表达出来。商人的观点以及商人本身现在更有分量了。商人的业务不但在国会下院，也在凡尔赛宫内更经常地谈到；在凡尔赛宫，更经常地征求商人的意见，也更经常地授予他们荣誉。法国没有笛福[21]，但它有不止一个乔赛亚·蔡尔德[22]。法国的许多商会在“取予”之间完成了一种很必要的作用（这种“取予”关系存在于这个专制国家的外表之下）。自从科尔贝尔1683年去世之后，“科尔贝尔主义”当然在许多论点上受到了攻击。但是，对他的继承人来说，出口的增长和硬币的供应同样重要——只是更不可捉摸。确实，伦敦的商业区没有对威廉三世的外交政策发挥它的全部影响。威廉三世有一个王子的好恶，在同平和的阿姆斯特丹长期争吵中学会了不信任商界人士的政治见解。即使如此，他晚年的外交显示出他更清楚地理解，取得英国国会下院的合作同取得荷兰各省的合作一样，要靠对商业利益采取温和的态度。
世界贸易扩展的潜力[第23章（1）]，从对太平洋两岸不断高涨的期望中最戏剧性地显示出来。南海的狂热——战后英国一个如此使人震惊的特点——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英国的威廉·丹皮尔和法国的J.B.德·热纳是把17世纪80年代的海盗（他们带回来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沿太平洋海岸的宝贵海图）和1695年由爱丁堡的威廉·佩特森、1698年由巴黎的让·儒尔丹及圣马洛的诺埃尔·达尼康所创办的公司之间联系起来的早期链环。佩特森的公司产生在达连地峡一块短命的苏格兰殖民地上；而儒尔丹和达尼康的船长们则表明了在西班牙美洲护航船队的行动越来越不规则的时候，把合宜的货物直接送往智利和秘鲁将会获得多么惊人的利润（第11章）。这些法国船舶中，有一些续航到广州，在战争之后，这个地方吸引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这一南海贸易对于法国在加勒比海的很不成功的贩奴贸易来说，是件难堪的事；但到1712年，当法国政策要求把两者都禁止的时候，损失的重大说明做得太过火了。与此同时，英国大臣哈利（博林布鲁克的同事和对手）看不到西属美洲市场的没有弹性的消费，但却从贩奴贸易中预期出现美妙的前景，使英国的海上债务转变为分享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比迄今为止通过已有的暗中渠道更能捞到油水）。他在1711年设立了南海公司。
同博林布鲁克所勾画出来的新殖民政策一样——为英国取得合同期限达到30年的空前长度的奴隶专卖权的也是博林布鲁克——哈利的计划属于对英国利益的这样一种观念，它同1710年托利党在大选中获胜以前决定英国战略和外交的轮廓的观念，是有分歧的。托利党的胜利使英国对欧洲的态度幡然大变，就同它在翻腾的国内政治航程中一样（第8章）。1710年，新的托利党内阁寻求使英国解脱出来的办法。为此目的，部长们必须打破1709年和谈中所出现的僵局。当时，前任部长们坚持不仅西班牙王位应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继承，路易十四自己还必须把他的孙子从西班牙赶走。英国新的决策者同意保持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必要性，从而回复到战争前英国—荷兰事实上所采取的正式立场，并且承认了早就应该承认的同盟国武装力量在严酷的西班牙战场上（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反对盟军）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自1701年大同盟成立以来（同盟并未保证西班牙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统治），英国就已对里斯本和巴塞罗那以及维也纳和海牙作出了保证，而这些保证是不符合成为《乌得勒支和约》主要基础的英国—法国双边协议的（第14章）。
这一和约是一种英国现实主义的成果（在那么遥远的时代，这种现实主义也许是可赞佩的），但由此而生的恶感对于造成“背信弃义的英国”[23]的形象起了很大作用。良心不安的英国人可能会指出皇帝在意大利的自私行径，甚至指出荷兰人在南部尼德兰的自私行径——在英国人看来，荷兰人的哨卡是同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作为对1709年协定[24]（在1713—1715年逐步减少）的报答，英国又坚持要分享这些商业利益，尽管它已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王位候补人那里秘密地勒索到了单方面的好处，还有博林布鲁克用外交手段要从菲利普五世那里得到的在西印度群岛的好处。1703年，约翰·梅休因同葡萄牙议定条约，只是为了购买里斯本的一个海军基地，就使同盟国不顾维也纳和海牙的较好判断而承担了在西班牙作战的义务。正是在这一条约签订之后，又签订了一个商务条约，促使葡萄牙在未来的年代里成为英国的经济附庸；在地中海还进行了海军活动，这些活动并未使荷兰人得到任何实在的收获。此外，在多次战争中，荷兰因在陆上全面奋战使其公共财政不堪负担（原文第294—298页）而肯定地损害了它的海上威望。必须从上述背景来思考荷兰联合省所蒙受的屈辱。同他们17世纪的强大地位和多佛海峡对岸那个世仇的新力量联系起来看，荷兰人在这些战争中的损失比法国本身还大，特别是他们未能显示出战败国的经济复苏能力。战争同时在北方和西方发生，尤其使他们感到困难，虽然在某些传统的贸易项目上，他们始终是紧抓不放的[第23章（1）]。对葡萄牙国王来说，这一和约也是一次失望，尽管他的军队一点也没有尽力去帮助实现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胜利——这是它加入“大同盟”反对老盟友路易十四的代价。在经济上，英国作为海上强国的霸主地位（它迫使里斯本在1703年改变外交政策的倾向）现在由这样的事态发展来证实，即葡萄牙的酒类出口集团以牺牲一项旨在反对进口英国布匹的早期工业政策为代价而获得胜利（第16章）。如果博林布鲁克同法国订立的商务条约草案被国会批准，那就轮到葡萄牙地主们有理由去重新考虑他们对伦敦的敬重了。正如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的情况所显示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的苦难命运（第11章）是对英国托利党人媾和的一个更不愉快的纪念品。但是，说到底，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感到和约的双方比英国同波旁家族初步协议的内容（这是各国在乌得勒支所不得不接受的）更加卑劣。在九年战争中，反法联盟中的许多成员（包括皇帝本人）都试图同路易十四单独议和，有的真是这样做了；但是，直到1711—1712年，1701年缔结的“大同盟”还是团结一致以反对路易十四企图瓦解它的一贯努力。
在安妮女王末年，英国外交政策有民族主义的趋势。这是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对威廉三世和他的政治继承人英国财政大臣戈多尔芬、荷兰议会议长海因修斯和马尔巴勒公爵的整个欧洲战略一直有人批评。在开始时，“奥兰治的威廉”于1688年冒险侵入英格兰并不是为了从他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岳父统治下拯救英国人的自由或者英国国教的唯我独尊地位，而是为了终止詹姆士二世在奥兰治同波旁的神经战中保持中立（这一神经战是继“归属”及所谓“雷根斯堡停战”[25]之后发生的）。威廉具有的对整个欧洲形势的看法只能同路易十四的看法相比拟。路易十四得益于他那一套模范的外交体系，但他鄙视人的本性，又取得了多次侵略的胜利，从而自己有一些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他就为这些指导思想所束缚而不能自拔（第5章）。威廉和他周围小圈子里的近臣逐渐形成一种对于欧洲共同福祉的意识，比起路易关于法国有传播文明的使命的观念来，如果说在某些方面更为老式的话，那么总的来说是更为宽仁的。路易的上述观念在这位“伟大国王”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他身后还遗留下来。但可以理解，这一观念对路易来说是很难同他个人的荣誉分开的。正是在这一方面，甚至于比他绝不承认失败的坚决性和作为君主的真诚还要突出（第8章），威廉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带头实行“瓜分外交”以探索不使用武力解决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途径是威廉。在认识到路易缺乏诚意之后，又是威廉采取了必要步骤，缔结1701年的“大同盟”并使英、荷两国的思想转而支持这一同盟（第12章）。
在1688年，特别是英国海军，明显地表现为在对法国的公开冲突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法国的战线是只能由海上强国协同作战才可打破的。为了巩固威廉在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土地上的控制，大规模的海上作战确实已证明是不可避免的了（第7章）；而威廉的海军将领们在1692年巴夫勒尔溃败之后对布列斯特和土伦的分遣舰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如不这样认为，那就错了）。另一方面，英国人要路易十四接受1688年的革命（第6章）（路易把它看作既是他战略上的挫折，又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有投入他们的全部力量，再加上同大陆上小国的松散联盟——这种联盟是他们的新王毕生不懈地缔结起来以反对“太阳之王”难以预料的侵略的。由于这些侵略行动都有组织良好、规模空前的陆军支援——在最大限度动员时不下50万人——英国必须在国内和海外征兵，才能以百年战争后从未有过的规模介入大陆战争。如果英国认识到这一点，这不过是在另一首这样的史诗中的第一回合。当时，在哈利这样的人看来，这样做无谓地偏离了这个国家成为海上帝国的真正才能。代替海上称雄的是英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主要承担了一项陆军任务，这一任务集中在尼德兰——在威廉的思想中，只有在尼德兰才能决定性地摧毁法国的力量，但在那个地方一套布局巧妙的堡垒体系使行动受到阻碍。沃邦——从他激烈批评“旧政府”的考验中也显示出他是一位伟大的法国人——的军事工程使这一段最易受攻击的法国边界设置了防御工事，最后阻挡住（虽然很险）甚至是马尔巴勒和尤金的进攻，这两位统帅同查理十二世都比威廉国王或其他荷兰将军更喜欢采用运动战。法国就这样为那种强国哨卡所拯救，而设置这样的哨卡本来是荷兰联合省自己想要实现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在1712—1714年媾和中，其他政府都对哨卡设置如此重视，这确实是很说明问题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防御技术超过了进攻技术，这是事实；还有在某些地理条件下（如皮埃蒙特的阿尔卑斯山地）防御重于进攻。但这种依赖哨卡的心理从长远来看是自欺欺人的，正如1940年的马其诺防线一样，而在短期内它也毒害了战略想象力[第22章（1）]。
九年战争在六个战场上激烈而无结果地进行。它本来应该在1693—1694年结束的，当时法国经历了这段时期中两次最严重的歉收中的第一次，加重了战士们的经济困难。这次战争延续到1697年完全是由于法国不愿承认国王威廉，正如下一次战争在1709—1710年（第二次发生粮食和信贷严重危机的年份）以后还延长下去，要归因于在国王菲利普五世的问题上盟国的顽固态度。这两次战争有某些相似之处，即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之外，作战的广大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但在1702年，法国人由必须保卫西班牙属尼德兰而不是试图征服它开始。在每一情况下，早期的胜利都未能产生战略上的决定性结果，尽管法国在1690—1693年由卡蒂纳和卢森堡（“tapissien de.otre-‘圣母院壁毯’Dame”）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只有在下一斗争的后期与维拉尔在德南所取得的战绩相比。在这斗争中，起初占上风的是盟国，至少在1704—1706年当马尔巴勒和尤金的闪电式进军挽救了维也纳和都灵时是如此。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军队的运动性较大（虽然不如北方战争），军事活动停止的间歇期也较长。正如以布莱海姆和都灵战役为高峰的战局发展所显示，法国人想避免把主要战场局限在尼德兰；这种情况在九年战争中曾使得他们多次把部队从莱茵兰抽走，因而在那里只好使用恫吓、威胁的战术来维持。但是他们的将军们却因受到凡尔赛的遥控而束缚了手脚，正如尤金因为要对奥地利军事参议会负责而受到束缚、马尔巴勒因为他的荷兰同僚们专务防御而受到束缚一样。但是，马尔巴勒最深刻的失望来自尤金进攻土伦的失败，这次进攻本来是可以为1707年向巴黎的进军打开通道的。他使国王威廉具有陆海军协同作战的见地并且在肖维尔身上看到一位积极的、期望成功的海军上将的罕有表现。
直到英国航运的“流产”导致1708年以后在本国海域内重新部署海军力量之前，地中海的作战比上一次战争更为经常地吸住了英国海军力量。在上一次战争中，尽管在巴夫勒尔之后在法国宫廷中有反对海国主义分子的影响，而法国帆船巡洋舰则越来越集中破坏敌人兴旺的但易受攻击的海上贸易，英国本岛的防卫仍然是它经常优先考虑的事情。除了1708年的“敦刻尔克警报”之外，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唯一的海上主动行动是企图收复直布罗陀，以及随之而来的1704年在马拉加口外的不分胜负的战斗。另一方面，法国海盗们所以能造成损失、使自己发横财，是由于他们从王家海军工厂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合作。这些工厂帮助装备那些游动的分遣队（它们能够破坏荷兰人在斯匹茨卑尔根群岛的捕鲸作业或阻止运兵去里斯本），从而给予为数众多的较小的私掠船以背后的支援[第22章（3）]。巴尔和福尔班的敦刻尔克是进行这一事务的主要地方，因此在英国的议和条款中，拆毁那里的堡垒及海港工事成了主要的一条。到1706年时，著名的Malouin Course已经衰落，尽管它的赞助者继续支援迪盖-特鲁安从布雷斯特出发远征，而正是在这时，马赛的资本和土伦的闲着的海上人才的结合体才开始壮大起来。伊贝尔维尔和卡萨尔在1706年和1712年也是从本国港口出发，去进行对安的列斯群岛的掠夺。在同盟国方面，可以同这些多种多样的、冒风险事业相比拟的，只有可怕的米德尔堡和弗洛辛的Commissievaart——即使“海峡群岛的岛民”像瘟疫一样侵害布列塔尼人的沿海航运，而牙买加的私掠船也不时出来骚扰。1708年，英国私掠船所得到的法律上的支持主要相当于用法定的巡航舰和护航船队保护英国本国海上门户不发生惊慌的措施。“航道战争”艺术所要求的是速度和残暴，而不是火力和勇气，这种战争艺术是非常自然地在狭窄海面上形成的。在地中海，一些海上小国老是在同伊斯兰作战，那里就盛行这种战术（第17章）。
多次战争的猛烈程度和旷日持久，对人力和公共财政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如果说，在彼得的俄国，战争所引起的社会骚动是一种例外的情况，那么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瑞典（在1709年以前）却有办法以战养战。因疾病和逃亡，也因敌方行动而造成的人员的损耗，作为一个起限制作用的因素，最终不如国家负债那么重要，但每个冬天补充兵员的问题却使征兵官员伤透脑筋。这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哀叹马尔普莱奎特的重大杀伤（1709年）和斯蒂扣克的3000死者（1692年）的一个理由。而促使指挥官和政府避免全力对阵，也不只是因为野炮的笨重和构筑工事的费事，而是因为广泛使用燧发步枪和装在步枪上的刺刀之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上的变化[第22章（1）]，使得战斗的伤亡更大。
贫穷可以成为兵员的巨大来源[第22章（2）]，但即使在西方，也不排除用半胁迫的手段或以雇佣兵来补充国家军队的必要性——这些雇佣兵是从德意志各诸侯或瑞士地方官那里雇来的。在1702年相当庞大的荷兰陆军中，大部分成员是领取津贴的士兵，此外还有独立的普鲁士步兵和丹麦骑兵，这两支部队是由海上列强供给的，赢得了马尔巴勒和尤金的赞誉；帝国军队本身在1702年由参政院扩大到12万人（这个数字是从未有过的），但实际上这比莱茵的军队要少得多。路易十四的大军是由说各种语言的人组成的（它常获内线作战之利），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还用来自法国各教区的民兵来填补防线上的空隙。民兵在表面上是由当地地主统率的地方保安部队，它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在法国及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征兵的原则由此产生。最广泛实施这一原则的是沙皇彼得，他还强征民夫，手段之狠远远超过——举例说——法国边境“财政区”的总管。除了这一发展之外（在俄罗斯和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中，这一发展意味着社会同战争的需要越来越多地联结起来），这一时期看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体制的成熟，这种体制就是从指定担负此项任务的农村及产业中募集士兵和军官以及给养。在另一方面，波兰人则继续过分地依赖一种封建的征发制度。因而在所有为宪法和财政改革而作的努力中，建立一支更大的王家军队总是成为一个焦点[第20章（2）]。
在易北河以外及多瑙河下游地方，所有的军队多少都靠就地筹饷维持。相反，在西方，发展的趋势是免除军队逐日依靠平民供养：宿营还是要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负担（作为一条促使人民服从政府的法令，这有它的用处），但私下的掠夺和粗暴的征发减少了。这要归功于西方军队的更为先进的后勤系统——如果不说是由于较好的纪律的话。确实，当交战双方在装备和战术上不相上下的时候，后勤上的微弱优势有时能够决定胜负。马尔巴勒和查理十二世的胜利，像他们激发出部下的忠诚一样，是由于他们亲自关怀饲料和靴履的结果。尤金对十分庞大的奥斯曼野战军的胜利，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同时也是对更有效率的参谋部的奖赏——虽然在那个时代参谋部的组织还是很不完备的[第22章（1）及（2）]。
从被动员的人数看，造船厂和战舰的费用甚至大于堡垒和攻城炮队，并且还需要更加复杂多样的技巧和材料，其中一部分要从波罗的海地区才能大量获得。奥斯曼海军特别幸运，能够依靠本国生产的物资，而荷兰和英国的海军在这方面的处境却极为不利。建造船舶并使它们适于航海，这需要长期的经验、热心的管理人员、优秀的工匠和可靠的承包商。尽管存在许多弊病，所有的海上强国除了西班牙和俄罗斯之外都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彼得在1697—1698年对赞丹和德特福的访问，除了取得直接经验外，就是为了延揽造船技工，以建设一支新的海军；这是同他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成就——也是最漠视俄国人民才能的一项成就。另一方面，法国尽管有罗什福尔的贝贡这样优秀的海军监督、土伦的布莱斯这样好的造船师、图尔维尔这样伟大的海军统帅，但却缺乏一个对海军力量的信念从不动摇的统治者；荷兰共和国则依靠五所海军学院的勉强合作。而在威廉死后，绝大部分负担落在阿姆斯特丹学院的肩上，结果是荷兰的海军像法国海军一样逐渐缩小。二者的主要原因都在于财政。在西方列强中，只有英国证明是能够把同时在陆地和海上进行战争的巨大负担维持到底的。它能这样做是由于国会愿意使国债增加到吓人的程度，也由于可以使各债权人静候还钱。在这些人中，最受苦的是海员。薪饷拖欠或打折扣；后来又实行一种备受批评的新办法，即把海员从一艘船调到另一艘船，以节约人力和减少逃亡，但由此造成了账目的混乱，并使海员们过分长时间地处于疾病的威胁之下和被剥夺的状态，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化。待遇恶劣和征召困难形成了恶性循环。正是在九年战争期间，英国那些专写小册子的人开始攻击当时在空前规模上进行的强制征召的罪恶和缺乏实效。他们赞赏科尔贝尔的“海员登记”的十分平易和具有人道精神，虽然它在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土伦的分遣队最为发展的年份里，几乎不能满足这些分遣队的兵员需要。国会半信半疑地想仿效这个办法，实行全国总登记，但结果失败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办法所涉及的全部行政问题被误解或拒绝了。因此，英国虽然有一支大加扩充的海军，但要派遣船舰迅速出海时总是遇到困难。但在这一成长时期（包括在牙买加和梅诺卡，还有普利茅斯和加的斯——后者是临时性的——建立新的基地），英国的海军将军们和海军部，总的来说是足以应付因对法国作战而产生的新问题的。除了人力以外，主要的弱点是海上食品的质量和费用，这些食品的质量低劣危及海员的健康。与此同时，海军军粮官为了抵偿购备这些食品的不敷之款，不得不挪用本来决定作海军其他用途的经费[第22章（3）]。
随着战事的延续，为了满足已比1688年前增大若干倍的国家支出的需要，西方各国被迫更多地也更巧妙地举债（第9章）。值得注意的是，海上列强的预算增长比例大于法国。在开始时法国的经常性税收为英国的5倍，尽管法国的国库远不如英国那样集中统一。英国在1688—1697年期间，税收增加一倍；在1702—1714年期间又增加近一倍。税收增加主要是使乡间财主们受到损失，他们中不少人最后被迫抛弃了早已大部抵押出去的财产，并且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他们正在养肥那些发战争财的人（第8章）。还有，英国的进口税总水平提高了4倍，这可以说是建立了一种工业保护制度，尽管这不是增税的原来目的。[26]硬性措施对荷兰人来讲更为重要，他们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阿姆斯特丹的借贷市场，这一市场虽然无人匹敌，但终究不是取之不尽的。维也纳也靠荷兰金融家的大量贷款，发展了自己的银行机构，这在奥地利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法国的税收，主要是包税，最后猛烈下降了。1695年和1710年实施的人头税和所得税确立了国王有权向他的全体臣民课税（至少在原则上如此）的主张（第10章）；但在法国，正如在哈布斯堡领地一样（这些地方以使人倾家荡产的高利率借贷度日），负荷税收重担的主要是农民。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居然能靠“现挣现吃”生存那么长时间，这是了不起的。这种情况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特别突出，那时卖官鬻爵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要不是这样的事太令人厌恶，听来真可发笑；造币厂印制的钞票和连续发出的短期“信用券”在流通中都要打越来越大的折扣，因此国家要靠像勒让德尔和贝尔纳这样一些私人金融家的信贷——国家还要靠他们经理海外汇款业务，所以依赖更深。但是，在这件复杂事务中，对胡格诺新教徒的驱逐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有利条件——这听来近乎奇谈——因为这样一来，扩展了在法国人控制下的国际银行网。法国胡格诺新教徒海外移民的第二代仍然具有很深的法国人的情感，在九年战争中，英国财政部就是在同他们打交道中吃了苦头的一个单位，当时汇往欧洲大陆的大量汇款，正如按所需要的规模操纵公共信贷一样，对它是一个新的技术问题（第9章）。
在这两方面，战争造成了英国的一个财政奇迹。在1688年，詹姆士二世没有一个长期借贷的机构；到1714年，即使是寡妇和乡村牧师也会赎点互助储金、年金、国库券和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财政总的来说安排得较好，这主要是由于戈多尔芬（当时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的努力，尽管重大的发明是在前一个更为危险的时期。1702—1713年每年平均支出比九年战争期间又高出一半，而且英国此时供给同盟国津贴的三分之二，但利率降低了。从1689—1715年，英国只改铸过一次货币，而法国的硬通货则贬值40次，因为储备日益减少而政府又想避免破产。还有，法国的总督察处丝毫没有对陆海军费进行细心的监察，而白厅的财政部却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第9章）。
办理军事贷款及和约——光是经手大笔付款和津贴——需要许多企业家的专门知识、关系和资金。这些企业家中有人从办理这些事务中发了大财，其中包括像马尔巴勒和尤金这样的军阀，但也有一位法国多菲内的旅店主巴黎的梅西，一位荷兰书商J.H.于盖坦。我们看到，Court Jew在德国、“金融资本家”在伦敦以及在鲁昂和阿姆斯特丹及里昂和日内瓦经营的“新教徒银行”都肯定无疑地出现了。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对这些金融家也不得不屈尊降贵，甚至于封他们为贵族，不管剧作家或写小册子的人怎么说。贵族和长官们是从来不轻视做交易的，现在，大地主和城里贵人们纵有维持门面的各种办法，也越来越经常地同商人和银行家（虽然很少同工厂主）合伙和通婚。但还有许多小一些的投机商，是他们给笛福——没有人比他更富有创造性——称之为“计谋的时代”的这一时期定下了调子。正是他们，在仓库和咖啡馆里，开展了不断扩大的同中国和非洲奴隶海岸的贸易、海上和人寿保险的新市场以及投资和兑换的更先进办法。他们是在18世纪初被理想化为人类之友的一些实干家；即使是他们的利己主义，同贵族们在决斗中和赌台上讲究的传统荣誉相对比，也是对社会有用的。他们也参与了以瓷茶壶和胡桃木椅子为象征的生活方式中的讲求文雅之风；而且，无疑地，他们同科学家在一起，对社会上思想情操的微妙改变作了很多的贡献——这种改变就是在仍然成为这一代人主要精神寄托的宗教中，寻求更多的理性和容忍，也许还要寻求更多的善心。
“理性的时代”不是吹吹打打来到的；如果把本卷所研究的这一历史时期从任何简单的意义上称之为“理性的时代”的前奏，那将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即使对受教育的人来说，古老的基督教的宇宙只是经历了修正和更新，而不是向一小批怀疑派投降，这些人否认基督神圣，或（更常见地）否认圣慈的恩典。很明显，这些异端邪说并不新鲜，尽管由于在科学家和史学家（他们自己常常是虔诚的信徒）手上，基督教的信仰被除去了许多迷信的装饰，从而使阿里乌和贝拉基教士们[27]的观点得到了加强。但是，对许多信徒来说，17世纪也一直是一个精神上越来越动荡的世纪，因为正是伽利略，他摧毁了天体的音乐；是笛卡儿，他造出了一个完全是机械性能的宇宙。在1680—1715年间（有一本杰出的著作[28]称此为欧洲人思想危机的年代），西蒙（一位被排斥的奥拉托利派教徒）和培尔（一位被流放的胡格诺教徒）的批判性著作削弱了对神的启示和理性这两个方面的信念，而牛顿和洛克的严正推理要求理智本身的更加严格的证明。最主要的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新观念被交给了这样一代人，他们早已十分苦恼地知道了人性的腐败；精神上的悲观主义刻印在布瓦洛以及加尔文教派和詹森教派——的古典主义上。“合理的宗教”或“自然的道德”（不论其原来意图如何有建设性）在一个对人类所作恶行如此敏感的世界里能够完全不受放荡主义的沾染吗？神已经从世界上撤走了吗？资本家有繁荣的责任、奴仆有重生的希望吗？隐遁主义者的自暴自弃是对斯多葛学派的自我克制的回答、虔敬主义教会和慈善学校是对伊壁鸠鲁派（享乐派）的放任的回答、耶稣会号召顺从教皇和国王是对忠实的皮朗主义者（怀疑主义者）的回答吗？这些是当时进行辩论的一部分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参与辩论的有各种脾气和不同信仰的人，他们思想的深刻、论证的微妙直到今天仍可感到。对于像波舒哀这样一个坚强的传统保守者来说，在罗马天主教组织内部，同外部的各种“花样”的新教教会一样，充满了敌人；而“新英格兰教派”的博学的卫士们则拼命地努力保持他们的圣约神学院不受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教友会的影响，又不受那些愿意把“半信半疑”的成员吸收进“圣餐”的教士们的更为隐蔽的污染。在这一水平上，马勒伯朗士和斯宾塞、培尔和莱布尼兹的时代是一个修正教条的时代，在上帝正义论（Theodicy，一个新词）[29]方面是大胆的而在论辩术方面是多样的。但是，世俗主义、放任主义和自然神学的混合力量在慢慢地形成“非神秘的基督教义”的宗教气质——在那些能够受得了的各界人士之中——虽然在新科学中有玄秘的成分而且幻术还继续迷惑着甚至一些地位很高的人。[30]因此，科学家的乐观主义终究散布到神学家和道学家中间，生活走出了一些古老的争论旋涡，如“命运”“绝对服从帝王的神授权力”“Cujus regioejus religio”（“各地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争论在17世纪80年代的许多国家达到了剧烈的、危险性的高潮（第4章）。
如果要了解英国1688年革命（第6章）的爆炸性影响，必须把所有上述发展记在心里。它的内在逻辑只是在以后的30年中才逐渐清楚，这30年中国家进行了自我调整以适应在欧洲的新的地位和国内的新的权力结构。1688—1689年内事件的迅速演变确实不止是詹姆士二世所执行的（或者归在他名下的）宗教政策的失败，因为它也扭转了在他登位以前就存在的专制主义倾向。在神授王权和契约王权之间的争论到底在1680—1683年间先后出版的菲尔默和洛克的著作中产生了根本性的文件。但是，1689年的律令性合同——政客们在这里达成了最大限度的协议，并为一个新的国王所接受，政客们需要这个国王比国王需要他们更迫切——仍然保留了某些剩余的最高权力，成为以后引起很多愤懑的根子，不论这些权力是由一个使用非传统方法的“战士—国王”来行使，还是由一个虔诚的女王交付给国会中联盟的领袖们（他们在开始被称为“内阁”的一个机关里定期会晤）。过了好几十年之后，经历了多次摩擦，在这受限制的君权和国会下院之间才订出一套和谐的工作关系。国会下院在这些年里，甚至在执行外交政策中也感到了它自己的力量。结果是，用内战以外的办法来解决政党纷争的这种结构的本身，就像含有内在敏感性的战争和宗教问题一样，使人们自然趋向于对各自所属党派的效忠（第8章）。这种情况扩展到国会同宗教会议、上院同下院、选民同当选人、政府同报界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植根于地产、公民自由和政治同意的一种古典的“混合的”宪法。它被长时间地赞誉为同“力量均衡”——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家修养的首要信条——相对应的国内政治的最好信条（第5章）。但是，“最近这次快乐的革命”不会像它所做的那样把魔法施之于辉格党的神话学（在大西洋的两岸）或法国的“英国热”，如果它看来没有像麦考莱所感觉到的那样[31]，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繁荣和军事荣誉同时增长”：这一“秩序和自由的吉祥结合”被认为最后可用以说明为什么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工业取得首要地位，为什么能有对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们的宽容和新闻自由，为什么会有1707年同苏格兰的联合，为什么有对北美洲和亚洲一个帝国的征服。这一革命的从事者喜欢把它看作重申某些古老的合法自由，但它也释放出经济能量，这些经济能量曾经受到以前的政权的议事会的管理和垄断的束缚。还有，这一革命由于在进行和巩固过程中的国际因素，刺激了对政治信息和评论的需要——反映在有活力、爱争议的报业的发展，这一报业的本身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臭名昭著的英国“派性热”——从而开创了这一民族最长久的特性之一。[32]与此俱来的是一种自以为在各民族中居于最前列的意识，这种意识在范布勒为马尔巴勒在伍德斯托克建筑的宫殿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
英国的中立一直是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上居于“优势”的一项条件，因此英国王位在1689年的继承立即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失败。在同样程度上，他在里斯威克承认威廉三世为“上帝恩宠的”国王，使他在国内大失面子。但是，由于坚持不屈，路易后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斗争中为他的孙子（如果不说是为他自己）在主要问题上赢得了胜利。两次和约中的任何一次都没有使他作出重要的领土让步，尽管在《乌得勒支和约》中关于纽芬兰和赫德森湾的规定是可观的经济牺牲。最主要的是，他保留了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通向他的王国的战略要地，而法国同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习惯地总是处于他一切筹划的中心。这些年内，法国的“衰落”最基本地表现在失去军事和外交方面上升的势头。但是，即使在17世纪80年代法国地位如日中天的时候，路易也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法国边境上十分有限的疆土扩展却换来了全欧洲的永久警觉，而法国边境的安全仍被认为有赖于占领边境外的一些桥头堡，一个特拉巴赫或一个卡塞莱。这样的哨所构成在1688年公开冲突爆发前的神经战中采取侵略性（即使是作为预防措施）军事行动的一个危险的刺激因素（第7章）。这种行动自由为1713—1714年的欧洲势力均衡（划定防御线及发表放弃权利的声明）所取代。但法国很快就成为旨在维持这一势力均衡而建立的英法同盟和四国同盟的不可缺少的成员；到了1735年，红衣主教弗勒里就已恢复了法国在欧洲外交中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路易十五的臣民们也以尊敬的心情回顾在1715年结束（当时无人伤悼）的这一伟大时代。因此，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解释那些“日落”（路易十四自称“太阳之王”——译者）的年份？真正的军事挫折和财政崩溃只是最后10年的特征，当时国王的家庭中的丧亡同人民的痛苦相互回响。这个政权居然能够度过这些可怕的年月，显示出它自“投石党运动”以来已经走了多远。即使在1710年，尽管他不得不容忍财务上所有敲诈勒索行为（但为此金融家们成了替罪羊），路易还是能够激发他的臣民们为反对屈辱的和约条款而作出最大努力。相比起来，詹姆士二世的罪孽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却只能保住王位不到4年时间（在他登基时，这个王位看来达到了不可动摇的主要支配地位），而路易的最大胆的批评者在他统治的危急时刻却这样写道：“国王的事情已经无可抗拒地成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民族必须自救。”[33]尽管有希望幻灭的情况，“太阳之王”已经如此成功地代表了法兰西民族，它不可能使关于对抗的利益或身份的差异的任何意识转化成为革命。在法国，煽动性暴乱发生得够多的，特别是在歉收之后，但只有Protestant Cévennois的起义在平定时有些困难。殷实的城里人虽然也有许多抱怨，但他们害怕他们自己的贫困的邻居要比害怕王室的政策及其执行者更厉害些。[34]如果说，在1713年对国王的顺从要比1688年逊色，那是由于国王抛弃了高卢主义（Gallicanism，1682年法国掀起的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要求各国天主教自主的运动——译者）（第4章），而不是由于他的制造战争，在行政官吏和教士们——他们比起那些只图权力和享乐的宫廷大臣来，是更加敏感的民意指示器——中间造成了惊慌。即使如此，在路易自己眼里，一次长期的战争标志着外交的失败，而且战争本身对他身边的道德家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邪恶。尽管路易对1693年的饥馑已不如在此之前的经济停滞那样要负直接的责任，费奈隆已被驱使去狠狠地抨击国王在欧洲的全部行动和在国内的挥霍；路易的人数很少的内阁成员之一博维利埃谴责他撕毁“分割条约”，言而无信。这样的批评在以后的年月里更为直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取消“内阁专制”和奢侈品工业、恢复各省等级会议出自以回复封建秩序为首要要求的贵族（第10章）。政治自由被等同于高级阶层及历史性省区的特权，而挽救经济则被等同于科尔贝尔主义的终结。[35]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在充满这些紧张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只不过是一支插曲。他的专制主义在内心里是机会主义的，正面解决这些紧张关系从来不包括在它的行动计划之内。一位德·圣皮埃尔院长（他的早熟的现代性质使我们想起笛福）的方案，对于负担很重的国王和大臣们（他们一般说来是过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来说，似乎是空想的。他们的行动手段虽然按照同时代的多数标准来看是完备的，比起新的普鲁士王室已能得到的那些手段来，还是不如的。[36]但是，他们的训政工作——它一步步地消除了各种离心力量的抵抗，这些离心力量集中在花样多得使人吃惊的传统机构之中——本来是可能扩展的，只是由于战争而未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等级会议和国会、教会和都市的早期活力又恢复到了足够阻挠18世纪有志改革的君主的程度。
从欧洲其他地区的倾向来看，也可以避免对路易十四的国内遗产作出轻易的责难。虽然官僚体制在增长，政府同社会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立的，而18世纪是欧洲贵族的极盛时期（贵族的定义仍然难下）。即使是瑞典和俄罗斯的军事贵族也同大地主合流，如同在法国的法袍和佩剑一样。在南部欧洲，这些大地主常常又是城市里的显贵或者同这些显贵沆瀣一气，尽管在热那亚地产与银行业可能相敌对，而在受西班牙影响的地区——在这里早就取消了一个军事阶级，但新的封号极多——谱系间的竞争则十分尖锐。确实，在“世代簪缨”的贵族同新封的贵族之间所产生的社会裂痕（从圣西蒙的回忆录中我们很熟悉），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都能发现，程度最轻的是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地区，而最厉害的则是在普鲁士和瑞典，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那里王朝的治理比维也纳更多地依靠不计地产和门第的委任和晋升官吏。在腓特烈一世的普鲁士，事实上，政府部长常比法国更加突如其来地被封为贵族，法国的“行政贵族”（圣西蒙所说的“可恶的布尔乔亚”）是逐步地从高级官员和“国家法院”中出现的。[37]但是，在长期战争的压力下，王室必然要征召为数更多的文武官员，而迹象显示，那些世家高门越来越热衷于做官，以至于后来几乎为它们所包办。把为国服役作为贵族的最新基本条件的观点，即使在俄国也没有永久性地得到贯彻，尽管彼得力求使之成为唯一的基本条件（第21章），同以出身或财富为基本条件泾渭分明。世袭地产这一传统地位仍然还要持续一个很长时期，在有些国家由此而被赋予国家政治权力。在英国和瑞典，同在匈牙利和波兰一样，较小的贵族或乡绅们常在大地主领导下分享这种权力，尽管在朝廷和乡里之间的某种对立长期在英国和匈牙利延续下来（在匈牙利，这种对立因豪门大族的德意志化而加剧）。几乎在各国都有一大批“外省”贵族，他们对国家政治既没有手段也没有修养去参与。他们的境况已不再能同他们因祖先而产生的骄傲心理相称，因此他们坚持要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地位和特权。
除了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即使是这两个国家的当权派和政客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南方高门大族中典型的奢侈生活方式），18世纪贵族们的欢乐或仅仅是他们的尊贵，都是靠特权来支持的，这些特权给农民群众带来困苦——不论是沃邦所说的“乡村小民”、沙夫茨伯里所说的“可怜的农村牲畜”，还是匈牙利人所说的“悲惨的纳税平民”（misera plebs contribuens）。从巴尔干到丹麦，在本卷所论述的这一时期内，上述各地农民都经历了衰败，只有一些当地“土豪”和一些山地社区（在萨伏依和瑞士境外）是例外。不管我们怎样来区别“地产保有农”和雇农的差异或西部打短工的农民和东部农奴的差异，如果说欧洲大陆上总人口的十分之九在1715年的境况要比1690年差，那是不过分的。在看到显然是因多次战争而出现的入息更多的物价水平时[第23章（2）]，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许多困苦的境况，这些困苦不是因战争而来的，但却因战争而加剧了。路易十四在位的后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天时不正的时期。[38]在欧洲，没有一种经济，更不要说法国的经济，是能够抵挡得住像欧洲在1708—1709年冬季及其后所遭遇的那种大难的，那是为人所知的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即使在英国，虽然在威廉和安妮统治下相对较为健全，但死亡和骚乱却有增无减。17世纪90年代的夏季寒冷多雨，从苏格兰到芬兰的春播作物和南方的葡萄园都受到损害。地中海国家从1699—1723年受到频繁的干旱和牲畜病害的打击；1713—1720年，牛瘟从俄国传到尼德兰。家畜或粮食的损失使农村居民受到灾荒的威胁，这些居民的日常食物本来就不过是勉强糊口。老人和幼童特别容易得病——像1693—1694年席卷法国、1696—1699年席卷整个北方的匮乏常常伴随着（如果不是预兆着）疾病。还有，食品价格的突然上涨很快就在工业需求、信贷、就业和工资等方面引起反响，而这些方面同生活费用的变化是直接关联的。
当然，在这个看来在人口统计数上相对稳定的时期，死亡率同物价一样，在各地是有差别的[第23章（2）]；更不必说，战事的发生也是如此。在许多地方，徭役、供应军队食宿和征兵，为数都增加了；在易北河彼岸，农奴制加强了；还有，税收增加，伴之以货币供应不稳定和农村债台高筑。除了上述这些情况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在波罗的海东岸和南部尼德兰各国军队来往的直接影响，法国人在巴拉丁领地及俄国人在乌克兰所采取的“焦土”战术，布莱海姆战役后对巴伐利亚、1704年后对葡萄牙边境地区、1706—1707年对萨克森以及在整个北方战争期间对波兰的掠夺——且不说对西印度和爱琴海各岛、新英格兰的移民家宅和佛罗里达传教机构的袭击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之内，波兰那些人口稀少的城镇和荒无人烟的村庄将成为瑞典、俄国和萨克森士兵行动的见证。为了满足这些士兵的需求，不管资产阶级还是贵族均难幸免[第20章（2）]。尽管在西方，军事行政已越来越能够限制敌对行动对平民的影响，但如果以为任何交战国会实行克制（除非这样做对它的目的有利），那是错误的。不论怎么样，仅仅由于敌对行动的事实而使和平时期的贸易格局打乱——虽然各国政府力图使二者互相适应，给敌国商人发放特许证或对中立国家供应商加以鼓励（第5章）——就能影响到千千万万个生产者，特别是当北方大战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同时发生的时候。当里加和里斯本这类重要港口易主或改变同盟关系的时候，当航运被阻滞或打乱的时候，反响所及，远离公海——在日内瓦这样的大陆市场上，在纺毛线、织亚麻布的灯光昏暗的农舍里，在简朴的葡萄园和烟草种植园里，都能感到。从这一观点来看，有明显的证据证明（第23章），18世纪的最初10年比17世纪的最后10年处于更加分崩离析的状态。
这些复杂的压力，以及为了实现宗教信仰和政治效忠上更加严格的一致而采取的其他压力，导致了大量的逃亡农民、战俘、逃兵、欠债人和闹独立的教派分子加入到占总人口很大一部分、习惯性地不断迁徙的人群的行列，这些人有游牧人、羊倌、占地者、小贩、流动各地的泥瓦匠和木匠、车夫、船夫、走江湖的卖艺人、职业冒险家、走私者和匪徒。南部塞尔维亚人向匈牙利出走，大批旧礼仪派教徒逃出沙皇彼得的法网，爱尔兰的詹姆士党人、巴拉丁领地的德意志人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的半自愿的流亡——这些只不过是尚待研究的范围广泛的大迁移的几个重大的例子。它们所显示的迹象表明，移动人数最多的是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黑海草原是为数较多的地区，鞑靼人和哥萨克骑手在这里争夺一块引起摩擦的地带（许多这样的地带为“政治上”的国家的化外之地），就如在东方的河上和商队小道上所特有的匪帮活动一样。正是为反对沙皇和土耳其苏丹，发生了当时最为惨烈的起义——哥萨克和土耳其近卫军的起义。但在欧洲其他部分所发生的袭击和骚乱事件，也是同那些完全抛弃了西方文化的人所干的海盗行径相当。
除了在被围困或占领、发生地震或鼠疫——它在1706—1714年间在中部和北部欧洲的广泛流行，使人难忘——的情况下，城镇为保护自身是组织得最好的，甚至在困难时期也能做成有利的买卖。在那种时期，农村贫民往往到城镇门口来希望得到点救济，但经常是落空的。有些城市，如米兰和伯尔尼，经常剥削依赖它们的农村。在发战争横财的人中间，有一些是市政的大亨。法国的社区只从轻认缴国家税收；匈牙利、比利时，甚至一些德意志城市都加强了它们的公民权；在英国，许多市政厅在那些年份里建设起来。巴黎和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是政治家的一大心事，而伦敦的煤价则能惊动国会。工业长期向城镇以外扩展（在城镇里几乎到处都有限制性的行会组织），的确为成千上万个农民家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现钱收入。但是实业家的利润大部分还是在城镇里花费掉的，就如农村公社借债所付的利息，以及成为封建主和教会收益极大部分的以地租及各种捐税杂费合成的传统收入，也都花费在城镇里一样。除了俄国（它在彼得去世时只有约300个城镇，平均每个城镇居民数不超过1000人）以及易北河以外的一般地区，资产阶级在继续扩展它对农村的控制。对商业及行政中心附近的农庄、葡萄园和园林地尤其如此，不论是伦敦或维也纳，是威尼斯的terraferma或是勃艮第科多尔省。只要战事在继续，没有什么王公有力量同他们的富有臣民的建筑热作竞争，虽然都灵和杜塞尔多夫、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扩展和美化是由它们的君主主持的，而彼得则是在付出生命和金钱的巨额代价之后才从涅瓦河的沼泽地上变出圣彼得堡来的。
当然，同增加城乡社会差距的贫富悬殊相平行的，还有在世俗居民中文化水平的差异，在文化水平方面还出现一种世界性城市文化的迹象。确实，音乐的培育主要还是要靠宫廷和教会，但公共音乐会正在伦敦、巴黎和汉堡兴起。伦敦人正从汉德尔那里获得对于圣乐这种新的音乐形式（作为歌剧的严肃的代用品）的持久兴味。歌剧继续主宰着音乐的发展[第3章（2）]，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仍然是它的主要城市。德意志亲王们和英国贵族们也还是到贫困不堪的意大利去寻找艺术家，为他们制作那种满是女神和战士的巴洛克艺术装饰[39]，以最大地满足一种充满活力的妄自尊大心理。[40]他们不像法国贵族，这些法国贵族正在小心谨慎地试探着向洛可可式[41]艺术狂想发展，并且在华托（那一时期在阿尔卑斯山北方出生的一位伟大的画家）笔下的许多宁静的幽会场景中，找到了从路易十四后期的严肃作风中解脱出来的某些暗示。与此同时，巴黎的市政官们正在请拉吉利埃用他那挥洒自如的画笔为他们画像；英国新闻记者和海军将领则请才气横溢的内勒作画。尽管格林威治的桑希尔画厅（1708年开始制作）还是大量运用17世纪意大利各学派的寓言材料，就如韦里奥在汉普顿宫廷为威廉三世所做的那样，艺术的潮流正在确定地向着已故荷兰大师们那种更为亲切的、有情节的想象力发展。
在那些更加容易接触到的文艺流派中（这些流派带有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强烈标记），一种有时显得平凡的具体描写手法十分突出[第3章（1）]。笛福和勒萨日的传奇历险小说用了日常生活中的材料，使小说具有历史回忆录那种逼真的感觉，并且宣扬了聪慧的努力的价值。艾迪生和斯蒂尔赋予他们笔下的精明商人以道义上的尊严，这种尊严是值得欧洲人效法的。即使法国的商人还在追求贵族化，但是在“哲学家”[42]的影响下，“高贵生活”的方式也在变化——喜欢寻欢作乐、思想自由，但见多识广并且基本上是谦卑的，这是仿效快活长寿的丰特奈尔所设下的模式，他是法国文化从笛卡儿向伏尔泰过渡时期的中心人物。法国戏院里老一套的插科打诨可能仍然以暴发户为取笑对象，但是当古在1700年以同情的心理来塑造资产阶级典型，而英国的社会生活喜剧则嘲笑官宦的恶行和愚蠢。在这两个国家里，在戏剧中赋予教育性的寓意和感伤性的结尾的做法取得了进展。费奈隆的《泰勒马克》[43]（1699年的最畅销书）只不过是一大批反对骄奢放纵的文学作品中最出名的一部著作。法国的歌曲和“传单”则表现出公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他们在艰苦境况的压力下正在回到对农村与世隔绝生活的梦想中去，常常带着曼侬·莱斯戈特色的眼泪，并且也可能是受了许多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品的影响。[44]英国和法国的风尚同样地都正在从古典主义的大而无当的普遍性概括，转向对时事（包括政治新闻和通俗科学）的更热切的吸收。
当现实世界这样恢复了为正统古典主义所轻视的声誉的时候，在马比荣和赫恩、赖默和穆拉托里等人在世时的历史研究中，继续记述一些具体的现象，常常是为了支持当时进行着的论争并运用了新的更为精细的技巧。孤独地在那不勒斯刻苦钻研的维科，是一位特殊的哲学天才，他在这一时期不合于世，到下一时期又复如此（虽然方式不同）。古典学者重视典型的和重复出现的事物——这一点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编史工作中是如此明显——而早在1703年一位伦敦医生的著作中已见端倪，他对政府作历史性的解剖从而阐释文化的差异，但当时注意到他的人很少，洛克是其中之一。[45]法国古典主义的哲理精神总是同大多数人的文化相对抗的，它只是在拉辛（卒于1699年）之后才达到完全的成熟。关于法国风尚的后来的历史显示，它不是轻易地能从“伟大世纪”的贵族准则中解放出来的，也不因古典主义者的胜利而有所改变，这些胜利本身使“现代人”可以在同“古代人”的对照中衡量它的要求[第3章（1）]。在路易十四晚年，有一段相对来说精力不足的情况但为时甚短，这同沿袭下来的日落图像有很大关系。但是，法文以及用它来再好不过地加以表达的“礼仪”正在征服欧洲的统治者。似乎有点奇怪的是，法国新教徒（胡格诺）与国外的聚居点对这一结果作出了及时的贡献，特别是通过它们的牧师们在荷兰创办的、用以散播知识的国际报纸。尤其是培尔的Republique des Lettres成了荷兰首长——国王的欧洲联邦的文化上的对手[第3章（1）]。如果说英国文学兴盛时期的作家们表现出在英国人中间有了一种新的自我信任，那么他们的受惠于法国文化自德赖登以后就显而易见了。“观察家先生”确实是主张俭朴生活的，但是他以机智使道德生气勃勃并使学习成为文雅之事，从而请他的读者去仿效法国沙龙的礼仪。随后，艾迪生在欧洲大陆上也拥有广泛的读者。
法国和英国文艺的交流和相互促进，达到了“共同主宰”欧洲的地步（原文第72页），并对更为广泛的科学运动产生影响（第2章）。英法两国所建立的全国性科学院虽各有不同，但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那些年代里，科学院被认为是装备一个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在荷兰和意大利，重要的工作仍在进行，而德意志人、瑞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自然也都作出了重大发现，这种对自然的了解即使在那时也已被认为是一次知识革命。因为参与的研究者的人数和项目很多，把这些重大发现说成单一的运动可能有点困难，但下列事实使它们具有这样的运动的某些性质：一是组织得越来越好的渠道，用以传递（确实还使之通俗化）新知识，即使在战时也仍进行；二是对系统研究的成果抱有共同的信心。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如此之多，使人几乎要把这一时期认为是倾向于经验主义的。事实上，在科学思想中也充满着各种教条（有的还不是很古老的），使许多探索的方向错误，或使接受新的真理迟缓。这种教条主义的突出例子是笛卡儿的宇宙观仍然享有威望。笛卡儿的宇宙观是如此引人入胜的完备，以至于对牛顿的更为朴实的、对物质运动规律的数理说明，设置了一道由偏见构成的障碍，在法国尤其如此。牛顿的“吸引”原理比起笛卡儿的完完全全的宿命论体系（或由莱布尼兹修正了的体系）来，留有多得多的余地供自然世界中的万能之神作直接的干预。牛顿的原理初看似乎是向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倒退，因为它模糊了自然和超自然秩序之间的界限。正是这种为神学家所立即指斥的对“自然”的精神化，成为启蒙时代的特征。但是，在英国和荷兰之外，牛顿的学说在约1740年之前并没有取得胜利。10年之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站在实证主义方面反对根据猜测而作的总体阐释，附带地为科学提供了那个明晰的信念，使我们有理由称之为一个“运动”或者甚至称之为一次“革命”。
牛顿的理论物理学自此以后没有受到挑战，几乎直到本世纪（20世纪）。还应提到的是，他所采取的工作程序是以度量衡准确性的新标准为基础的，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性区别理论和假设，尽管他所用的方法，同他所回答的问题一样，大部分是从他的《基本原理》出版前半世纪内实验主义积习中继承下来的，特别是来自数学的戏剧性进展。1687年，科学舞台上起主导作用的是数学和机械学的紧密结合，还有微粒物理学中粗陋的原子学说。在生理学研究中，机械模式长期盛行，把医生放到次要地位；博尔哈夫曾为莱顿医学院赢得声誉，后转而研究化学。这门科学最后通过“燃素”这一想象丰富的错误，开始发现它本身的理论，但在这一时期，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制皂工人和其他工匠的领域。在这方面，玻义耳的经历是特别有启发的。他的文化涉猎之广以及他的乐于同能工巧匠交往，可能是无人匹敌的；但就由于他要统一“新哲学”的愿望，使他加强了化学对物理学的屈从。在另一方面，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还有地质学家，则在奋力从事标本的分类工作，这些标本来自远近各处，越来越多，堆满了他们的陈列室。先是在搜集和分类中的繁复要求就足以解释，为什么生物科学在建立一种独立的理论结构方面很迟缓。从雷氏到林奈，植物分类学发展得比动物学快（后者的材料不如前者那么易于控制），尽管显微镜学家在研究生理功能和最微小的生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还有，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轰动一时的新发现也没有很快地打破物种不可改变的固定性这一“先验的”观念，这一观念因《圣经》上的创世纪以及林奈在1735年提出的“最高自然秩序”而得到了加强。但是，不到10年之后，在莫佩尔蒂和布丰的论文中可以找到查理·达尔文的见解，他们关于遗传的设想也使古老的关于繁殖的理论不再能够复活；整个关于“胎中预存说”的争论显示出新哲学中自吹自擂的经验主义的真正局限性。这样，伟大的《百科全书》不止在一个方面反映了科学史中的一个时代。在之前的半个世纪的记录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发现的现代性而是它的冲击力。但这既是一种文化观点的成因，又是这种文化观点的后果，而这种文化观点将要改变世界。
当科学正在揭开一个新的宇宙并探索生命起源的时候，有思想的欧洲人也在心里琢磨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意识地和更加勇敢地——由传教士和其他到过亚洲宫廷和美洲森林的旅行者所描述的有关奇特的国体和信仰的某些事实。在此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记述旅行的著作，但现在阅读这类著作的公众肯定要比过去扩大，《联系》《航程》及地图集的出版商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出版物在思想上造成的冲击，比来自广州和穆哈的货品[第23章（1）]对社交礼仪的影响或巴西发现金矿对货币市场的影响要更为深远，即使这些年真正开拓性的探险——“开拓者”[46]从圣保罗向巴西内地的激动人心的进程（第16章）以及顽强的耶稣会士沿亚马孙河而下和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旅程——当时给人们造成的印象，还不如教士们在北京的功业（第4章）以及外国海船船长们在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一些秘密地点的航行（尽管丹皮尔的成就要更大一些）。从根本上说，我们所面临的是当代对收集好奇的知识（从萨克森古物到印度尼西亚草药）的热情的另一种表现，以及——同样重要的——对外国的和原始的事物的一种从爱好出发的追求。这对于一个“世纪末”的时代来说是相符的，在这时代里这么多为人所熟悉的、设在世间的通向上帝天国的路牌都已被废弃了。然而，尽管来自海外的新闻中有许多内容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不论是达里埃湾的地形或印度皇帝奥朗则布战事的细节），其他还有许多内容是关于各个部族、各种文明的面目、食物、经济、政府、宗教和两性生活的客观叙述。这些对欧洲访客的观念是一种挑战，并使坦率的读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道德和政治规范[第3章（1）]。他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大吃一惊。在这一时期中，某些基督教派的教理已失去了它们的特性，对痛苦和罪恶现象的一些外来的解释，产生了一种新的尊敬态度——尽管已经放弃了把它们吸收进欧洲的史学和宇宙学结构中去的努力。后来，哲学家和重农学家整理了这些材料（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并从中得出了教益。但当时工具雏形的人类学使得斯宾诺莎和西蒙、培尔和洛克所提出的关于教会和《圣经》的权威、君权的理论基础、知识本身的性质等方面的问题，增加了分量。
塔希提岛和尼罗河源头都还是未来的事；即使对欧洲少数高级人士来说，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当时是处于这样一个文化阶段，任何一个上等人的书房里都不能没有一个地球仪——仍然充满了各种秘密，虽然光的速度在很早以前已能确定下来了。在“鹅妈妈”[47]《鲁滨孙漂流记》所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看来，世界上还有极为广远的前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他们对想象中的航程的爱好、在《格列佛游记》的讽刺以及在孟德斯鸠的波斯旅客到巴黎所感到的惊讶中，欧洲人正在这样来表现他们的文明：嘲笑它，并创造更好的文明。
（沈苏儒 译）
[1]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序言”，第Ⅴ页。因认为有用，下面把对科学、音乐和奥斯曼事务的探讨延伸到18世纪。
[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1908年），A.W.沃德、G.W.普罗思罗等编，“序言”，第Ⅴ—Ⅶ页。
[3] 指路易十四，因为他用太阳做王徽。——译者
[4]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情况，可参阅福克·林德伯格著《波罗的海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修纂》，载《年鉴》（经济、社会、文化）第16年度（1961年），第425—440页。
[5] 历史上指地中海东岸各国。——译者
[6] 但说来也奇怪，查理为了保持联邦的独立，在考虑由哪一个波兰人来填补王位空缺的问题时，倒是想从J.J.卢梭推荐的主要人选中挑选一个。卢梭的《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虽作于1772年并持谦虚态度，仍然是对这个独特民族的优点和弱点的卓越分析（他承认这个民族的精神活力和独创性）。由于许多历史学家都强调这个民族热衷于派别纷争的一面，卢梭则把导致自愿联合的立宪办法看作“政治上的杰作”，这一点是有趣的。
[7] 以下括号中的第××页均指原文页码。——译者
[8] Ulema，意为有智慧和学问的人。——译者
[9] 同本书一般做法相反，他和路易十四的名字都没有英语化拼写，因为我们最熟悉的是他们自己称呼的名字。
[10] 见R.哈顿及J.S.布朗利编《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1680—1720年马克·汤姆森所写和为他写的论文》（利物浦和多伦多，1968年）一书中R.哈顿的文章。
[11] 本卷所述时期内帝国的内部事务在第5卷第18章和第23章中叙述，但可参阅本卷第5章和第18章。
[12] 指匈牙利的王权。——译者
[13] 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23章。
[14] 即使对细心的观察家来说，这也不是很明显的。为了了解当时的外交，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请参阅Trivié侯爵1711年从巴塞罗那致都灵的在另一方面颇有见解的报告，载C.Morandi编Relazioni di ambasciatori sabaudi，genovesi e veneti，1693—1713，第1卷（博洛尼亚，1935年），第41页。
[15] 斯特普尼致弗农，1702年4月26日，转引自A.D.弗朗西斯著《葡萄牙和大同盟》，载《历史研究所公报》第38卷（1965年），第76页。
[16] J.默夫勒特：《路易十四与意大利》，《17世纪研究学会公报》第46—47号（1960年），第98—102页。
[17] 詹森（Cornelis Jansen，1585—1639年）为荷兰神学家。1713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圣谕，驳斥著名詹森教派神甫奎斯耐有关新约全书的论著；圣谕的第一个拉丁字是Unigenitus，以后以此命名之。——译者
[18] 这一时期远东的发展已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17章中概述；参见本卷第16、23章（1）。
[19] 基德船长原为苏格兰海员，后成为著名的美洲海盗。——译者
[20] 圣·约翰致总督亨特书，2月6日O.S.1711，见G.S.格雷厄姆编《1711年向魁北克的步行远征》（1953年），第278页。
[21] 笛福[Daniel De Foe（Defoe）（1660—1731年）]，英国作家，《鲁滨孙漂流记》作者。——译者
[22] 乔赛亚·蔡尔德[Josiah Child（1630—1699年）]，英国商人，经济学家，曾任东印度公司总督。——译者
[23] 原文为Perfide Albion，Albion是英格兰的古名。——译者
[24] 指英国和荷兰之间关于在南部尼德兰戍守哨卡的协定。——译者
[2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原文第219—220页。
[26] R.戴维斯：《英国保护贸易的兴起，1689—1786年》，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9卷（1966年），第306—317页。
[27] 阿里乌和贝拉基分别是4世纪和5世纪出现的基督教异端传教士，前者否认基督的神性，后者强调人性本善，反对关于原罪的教义。——译者
[28] P.哈泽德：《欧洲人的思想危机，1680—1715年》（1935年）。
[29] 莱布尼兹所创，意在辩明上帝允许人世间存在自然及道德的罪恶即所以显示伟大的善良。——译者
[30] 参见J.厄拉尔德著《18世纪上半期法国关于自然的概念》（两卷本）第1卷第1章（1963年）。
[31] 《詹姆士二世即位后的英格兰历史》第1卷（1848年），第1页。
[32] G.C.吉布斯在《斯坦厄普和沃波尔时期的报纸、议会和外交政策》一文中很好地论述了“欧洲事件相互关联的感觉”并不限于英国人。该文载Méanges offerts à G.Jacguemyns（布鲁塞尔，1968年），第293—315页。
[33] 费奈隆致谢弗勒兹书，1710年8月4日。G.G.范·德森《西哀士》（纽约，1932年）一书第149页引用。
[34] 请比较J.加勒特和G.莱马尔尚德在《现代和当代历史评论》第9卷（1967年）第193—216、244—265页所载的文章。
[35] 参阅L.罗斯克鲁格著的有趣论文《路易十四的反对派》（普林斯顿，1965年）。
[36] 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5卷，第23章。
[37] H.罗森堡在《官僚政治、贵族政治和专制政治：普鲁士的经验（1660—1815年）》（剑桥，马萨诸塞，1958年）一书中作了社会学的分析。
[38] E.勒·鲁瓦·拉迪里埃：《历史与气候》，载《年鉴》（经济、社会、文化）第14年度（1959年），第21页。
[39] 巴洛克为欧洲17世纪一种过分雕琢、奇特的艺术风格。——译者
[40] 见F.哈斯克尔著《保护者与画家》，第7章（1963年）。
[41] 洛可可（Rococo）为欧洲18世纪一种纤巧浮华的艺术风格。——译者
[42] 根据1694年法国科学院所下的定义，哲学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致力于研究科学，并寻求从原因及规律方面去了解各种效果”。
[43] Télémaque即Telemachus，希腊神话人物。——译者
[44] 见G.阿特金森著《对自然的情感和向俭朴生活的回归，1690—1740年》，（1960年）。
[45] 见J.A.W.冈恩著《彼得·帕克斯顿的公民政体，过去和现在》，第40号（1968年），第42—57页。
[46] bandeirantes葡语中此词专指巴西腹地的开拓者。——译者
[47] “鹅妈妈”（mother Goose）是查理·佩罗（Charles Perrault）所写的童话集中讲故事的人，该书最早出版于1697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