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家学说的传承形式与特征

现存史籍的记载表明，战国时代已有名师传道、授业、解惑等医学教育活动，中医依靠师承、私淑、家传等多种传承方式，延续、发展中医之学脉，各家学说的传承也是学派产生的基本条件。

一、中医传承的主要形式

（一）师承授受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承授受”，又称“亲炙”，通过师徒之间进行传授知识的方法。由于师徒之间的特殊关系，弟子跟随师父临床实践，师父可随时讲授，把自己积累的临证经验传授给弟子，有利于弟子学习继承师父独特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通过“师承授受”，弟子往往成为师父学术主旨的继承人与发扬者。

在现存史籍文献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长桑君“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这是历史上最早见于史书载录的医学授受关系。扁鹊有子阳、子豹等的授受脉续；公乘阳庆“悉以禁方予”仓公（淳于意），仓公的传人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的记载，以及《韩诗外传》所谓“子同捣药，子明灸阳，子游按摩，子仪反神，子越扶形”，《说苑》中扁鹊系弟子还有子容、阳仪等学人的述称，不仅详尽地描述了长桑君历经10余年的观察和考核，才将“禁方书”授予扁鹊的过程，还把扁鹊医学一脉师承的关系表述得极为清晰。扁鹊之学的传授，采取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淳于意亦一如扁鹊，视诸生之禀质，分授经脉五诊、镵石砭灸、方药和齐、脉学等。历代医家以医学博大精深，事关“生生”要务，每每“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为训，这些师承考核规矩的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医传承教育中特别主张的“非其人不授”的固有传统。

这种师徒授受的传承模式，对众多医学流派的产生有深远影响，如易水学派、河间学派等。李杲（1180—1251）又名李东垣，字明之，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因母亲为庸医所害，立志习医，离乡四百里，拜燕赵名医张元素为师。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李杲“尽得其法”，遂辞别元素返回故里，创立脾胃论，著《脾胃论》《兰室秘藏》等，继承并发扬了张元素的学说，自成一家。李杲晚年收罗天益（1220—1290）为入室弟子，罗天益刻苦研习李杲之学说和临床经验。李杲临终时，把所著医书，清检校勘整理成册，分类陈列于几案前，交付弟子罗天益，嘱其为天下后人，谨慎传世，不要将其埋没。罗天益为元太医之时整理刊出了多部李杲的医学著作，撰有《卫生宝鉴》，对传播“东垣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朱震亨（1281—1358），又称朱丹溪，为元代著名医家，《明史·方技·戴思恭传》云：“震亨……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朱丹溪师从元代名医罗知悌，罗知悌乃刘完素再传弟子，是河间学说的继承者。朱丹溪早年从儒学习理学，因师病久，勉其学医，逐弃儒习医，数次登门拜谒罗知悌遭拒，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罗知悌“爱其诚”，始获相见，岂知一见如故，收其为徒，朱丹溪尽得其妙旨，终成一代大师，赵道震、赵以德、戴原礼等诸人均为朱丹溪亲炙弟子，他们对丹溪之学多有发明、补阐，各有发挥，使丹溪之学发扬光大，学脉绵至明代。

“师承授受”这种传承方式，使中医各家学说代有传人，绵延发展，在中医的学术传承和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医学派产生的前提条件。

（二）个人私淑

“私淑”，源出《孟子·离娄下》，其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赵岐注曰：“淑，善也。我私善之于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人也。”宋·朱熹的《大学章句·序》曰：“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明·唐寅《谒故福建佥宪永锡陈公祠》诗曰：“私淑高风重拜谒，秋林残日古城西。”可见，所谓私淑，即未直接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没有时空限制，私淑弟子乃自称的学生，未亲自受业，跟随老师学习。

中医各家学说的私淑，是通过自己刻苦钻研、实践所尊之师的学术主旨，临床经验，对尊师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进行继承并不断发扬的学习传承方式。

张从正（1156-1228），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敬仰刘完素之医术，私淑刘完素之学，用刘完素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医疗实践，充实自己的学术思想，立攻邪之说，其学后传授于弟子麻知己、常德等，逐成攻邪一派。罗知悌（1243-1327）乃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同时罗知悌还私淑张从正、李杲的学说，不恪守一家之言，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形成独具特色的临床思想，罗知悌又将其学亲炙朱丹溪。朱丹溪尽得其旨，发扬而自成新说，明代虞抟、王纶、汪机、徐彦纯等私淑丹溪之学，学脉绵绵，影响波及日本，后世称为“丹溪学派”。

自刘完素立火热论，开金元医学肇新之局，其学经诸弟子传承，不断发扬光大。任应秋先生用“二歧三变”来概括其演进：“河间之学，实以五运六气之讳说立，而以火热之显学用；以火热之一说倡，而以阴阳虚实、气血痰郁诸法成。凡二歧而三变。二歧者，一歧于张从正，再歧于罗知悌。以完素六气从火说，并非纯主乎攻者，而从正则唯攻是务，此一歧也；完素主乎清散，从正主乎攻破，罗知悌既承于刘张之学，又兼采东垣，法乎温补，此二歧也。三变者，一变于罗知悌，再变于朱震亨，三变于王纶、虞抟、汪机诸子也。罗知悌攻补兼用，是为一变；朱震亨倡言阳有余阴不足，是为二变；王纶、虞抟、汪机诸子兼采仲景、钱乙、东垣之说，一断乎丹溪，是为三变。”在这个河间学说演进发展过程中， 私淑是重要的一环。私淑这种方式是中医各家学说学术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

（三）家传授业

中国古代百工“子承父业”的执业特征。元代法律明文规定：未经选试和注册，不得行医；医者的后人可以继承祖业行医。明代沿袭元代的规定，制定出一套更为严格的户籍和职业世袭制度。《大明会典》卷十九律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内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并规定“若诈冒托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叛籍者，罪同”。其中，医户制度还明确规定：太医院学生主要从医户子弟中选拔；医户无嫡系子孙，可在嫡亲弟侄辈中选拔补任；医户建立造册备案制度，所谓“凡医药之人，礼部务必备知，以凭取用”。明代实行的医户管理制度，使医药行业的“子承父业”变成了带有法制性质的户籍执业制度。

有家学渊源的“世医”之家，医学思想、医术秘籍以在家族之内传授为主，即所谓家传。如上海青浦何氏医学，南宋以来连续传承二十九代。何氏医学开山之祖为何彦猷，仕儒而通医，官至大理寺丞，因力辩岳飞冤狱而被贬黜。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何彦猷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十字街行医，其后子孙辗转迁徙松江、奉贤、青浦等地，一支定居于青浦重固，繁衍生息，传承至今。其中，最著名的医家有第六代的何渊、第十七代的何汝阈、第十九代的何嗣宗、第二十二代的何元长、第二十三代的何书田、第二十四代的何鸿舫等。何氏世医，著述颇丰，对温热病、鼓胀、虚劳、吐血、妇科疾病等证治有独到理论和临床经验积累，第二十八代传人何时希主编的《何氏历代医学丛书》，成为研究何氏医学八百余年发展轨迹极为珍贵的医药文献遗产。

历代硕儒名医有家学渊源者众。徐之才（492-572）是南北朝北齐医学家，安徽当涂人，首创方剂“十剂”理论。其家族八代世医，出现了11位名医。薛己（1487-1559），明代医学家，自幼继承家训，得其家传，通内、外、妇、儿各科，名著一时，其父薛铠（著《保婴摄要》）曾为太医院医士。汪石山（1463-1539）明代医学家，安徽祁门人，尊为新安医学奠基人，其家世代行医，祖父汪轮、父亲汪渭均为名医。李时珍（1518—1593），其祖父、父亲均为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著中草药巨著《本草纲目》，为明代伟大医药学家。

新安医学研究，自宋至清末，有明确记载的中医466人，据不完全统计，新安医学传三代以上世家约有63个。

家传之方式使医学主要在家族内得以流传，经历数代临床经验积累后有利于形成学术与技术特色，保持学术思想与技术传承的稳定，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另外，还有其他传承途径和方式，如学府传授，即由朝廷建立医学教育机构培养，至唐代已设立了具有相当规模及影响的太医署，除负责朝廷的医疗保健外，同时主管医学教育。宋、金、元、明、清历代都有与唐代类似的医学教育制度。有培养目标、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学制和考试、层级奖罚等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是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中医药人才。

中医药学历经两千多年发展，医学思想不断发展，各家学说各显风采，医学流派学脉不绝，至今仍能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医学教育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各家学说传承的学术特征和规律

传承是科学文化遗产传世的基本方式，具有因传而承、承而再传，以及主动转移、一脉相承、转移后受师承授受关系支配或影响等特征。历代医家虽然各自的经历和学术成就不同，但有继承、有取舍、有发展，使医学得以提高，是各家学说的共同特点。

（一）传承性

一种新的学说或理论的产生总是以继承为基础的，与继承相比，传承又有在授受基础上的延续乃至变易、创新等内涵上的差异。传承是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保障，是中医保持其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相对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各家学说的传承，一是体现在继承经典的中医理论上。金元四大家虽各有其说，但都是以《内经》为宗的，河间自述“余二十有五，志在《内经》，日夜不辍，殆至六旬”（《保命集自序》）。“因披玩《素问》一经，朝勤夕思，手不释卷，三五年间，废寝忘食，参详其理，至于意义深远，研精覃思，期于必通”，代表著作名《素问玄机原病式》，学术思想深受《素问》运气七篇、《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的影响。张子和以《内经》为其“攻邪论”的理论依据，曰“《内经》一书，唯以气血通流为贵，世俗庸工，唯以闭塞为贵，又止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凡在下皆可下式》）这就是他“攻邪论”的理论依据。李杲的“脾胃内伤论”、朱丹溪的“阴不足，阳有余”论，同样也宗《内经》为理论依据，戴良《丹溪翁传》引朱氏语云：“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这是中医保持其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相对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二是体现对某些医家的学术思想、学说理论及临床经验的继承。当然，如果单纯地师承传授或私淑一家，所获得的只能是比较狭隘的经验或理论，所以一个医家往往有不同的学术师承渊源，朱丹溪师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悌，罗知悌旁通李杲、王海藏（好古）、张戴人（从正）诸家学术，朱丹溪尽得其学，博采众长，援理入医，成集金元医学之大成者，清代叶天士十年从师十七位，不断积累实践，终成一代名医。同时，有师承关系的医家，也未必都能成为该学术流派的成员，传承不仅是延续，还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乃至变易，是否传为一派，应以其学术内涵、学术思想为依据进行判定。

（二）批判性

张元素反对医者治病因循守旧之风，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经典理论与临床实际差异所形成的张力，是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对经典理论、临床经验的反思，对某些医家学术思想、学说理论、临床经验的质疑和批判，对医学时弊的批判，开启了学术争鸣，促进了新的学说理论的出现，形成了新的临床治疗思想、法则和方法，产生了新的学术流派，推动了中医学术的进步和不断完善。

如刘河间提出“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批判了“发表不远热”之说，而倡用辛凉、甘寒的解表之法。张子和为纠正当时庸医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病人也喜用补药“虽死亦不知觉”的不良风气从而著书立说，提出了汗、吐、下三法的祛邪理论，并丰富了三法的内容。李杲则批评了当时以外感法治内伤发热之误，而创甘温除热之法。朱丹溪批判纠正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来人们滥用、误用辛香温燥药的流弊，而创养阴的理论。明代薛立斋、赵献可、张景岳等重视温补阳气，缪仲淳力主甘寒养阴，也都是为针对当时俗医滥用苦寒而有所建树。

批判性的思维特征是中医产生新学说、新学术流派的重要基础。

（三）创新性

没有创新就没有各家学说的发展。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提出新学说、学术观点创新）和临床治法治则新特点、新技术、新方法的创新。

金元时期，刘完素突破了墨守仲景成规的保守风气，着重六气病机的研究，提出“六气皆可化火”之说，为火热病的治疗提出了有效方法，而且为明清温病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叶天士总结前代外感病研究，结合临床实践，打破六经辨证的模式，创卫气营血的温热病辨证论治体系；吴鞠通则把卫气营血辨证与薛雪治疗湿热病的三焦辨证有机地结合，立温热病上中下三焦辨证体系，并化裁古方和前人经验方，著《温病条辨》，补充完善了温病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温病治疗的临床特点。

张元素侧重脏腑病机的探讨，从五脏六腑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与演变，到突出脾胃、肾命的研究，一方面使脏腑证学说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也为虚损病证的辨治开拓了新的途径，提出了“药物归经”理论，丰富与完善了中药药物学和制方的理论体系。其弟子李杲重点发挥脾胃学说，自成一家。王好古探讨脏腑病机，对三阴阳虚，大加阐发，以温养肝、脾、肾为主。这些理论创新影响深远，也是明代温补学说的发端基础。

各家学说在学术争鸣中创新发展，相互间的渗透影响，不断开拓出医学新领域，不断地促进中医理论体系的充实和完善，创新性是各家学说发展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