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

当经院哲学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即现代派（奥卡姆主义）和古代派（司各脱主义）之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挑战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推崇诗歌和语言学。人文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陷入激烈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德意志，即科隆经院哲学家与人文主义者雅各布·罗伊希林[13]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争论。在这场“书籍之战”中产生了一部文笔辛辣的讽刺作品《无名人物的信件》（罗伊希林著）。1500—1520年，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前夕，人文主义运动达到激动人心的高潮，其标志包括这场争论以及马基雅弗利、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和欧洲各地其他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著述。为了理解这场运动，人们应该把它看作对一个枯燥乏味的“理性时代”的反叛。人文主义者转向文学，把文学当作破除经院哲学那种毫无想象力的重智主义的解毒剂，但人们应该也想在古代经典中找到极大的乐趣。或许对我们来说，这些经典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但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具有完美风格的智慧宝库。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自明的真理正在逐渐被人遗忘，但我们应该记住，古典作家及其辉煌风格曾经产生长久且广泛的影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是，通过接触希腊罗马文献来丰富和陶冶人们的心灵。这种理想一直流传到19世纪，至今尚未完全过时。或许，只要西方文明存在，这种理想就不会消亡。[14]人们不仅会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用优美语言表达的最高智慧，还会发现那种伟大的艺术品才会具有的、对人类性格的持久影响。古代的经典作品无与伦比，更不可超越——这种看法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甚至到了17世纪末，有人提出质疑后，招致当时最伟大的批评家布瓦洛的嘲笑。这是由于古典语言，尤其是希腊语极其完美，即便已经掺杂讹误，但就其涉猎的范围、文字的优雅、表达的精确而言，在当时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另一个原因是，古人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尊严——罗马人的严肃、荷马时代的简朴——在日益“堕落”的时代已经变得可求而不可得。人类少年时代的语言毫不造作，不是“文学风格”而是自然风格。这种风格一去不复返。文明也如人生，有其黄金时代，当青春的自发性与成熟的智慧混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卓越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是如此。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这种看法极为普遍。

人文主义者不仅把目光投向雕塑艺术，也投向历史。他们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研究人类事务，开始深入到人类经验的真正结构，但他们最根本的目的，即这种广泛的历史和文学教育的目标，是追求文化与智力的统一，也就是塑造拥有最高智慧的全才（Whole Man）。这种人应该受传统陶冶而变得文明，受文学训练而能明晰地表达。与现代的异化诗人不同，他们是社会的充分参与者，充当政治和社会领袖的角色。他们与其他人共享文明遗产，懂得文明遗产是共同财富，个人能给它增添的东西微不足道。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主义者。

他们也把神学变得更人性化。马丁·路德既受益于人文主义者，也受益于奥卡姆主义及其在宗教上的盟友（对待上帝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态度）。路德否定经院神学，反对其苍白的重智主义，强调人们的内心情感生活，从而在中欧的普通民众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澜。与此相仿，我们看到亨利八世的代理人在牛津烧毁司各脱的著作；“至尊法”使英国教会与罗马教皇一刀两断，随之而来的包括教育方面的禁令，旨在改变原来的教育。“教会法的研读受到压制，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数学、医学则受到鼓励。中世纪基督教教义的标准概要，即彼得·隆巴德[15]的《箴言四书》被废止，人们被鼓励直接阅读《圣经》，并借助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研读亚里士多德和逻辑，而把经院学派的‘烦琐问题和晦涩注释，弃置一旁’。”[16]

这里有必要破除历史学家所谓的文艺复兴神话。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指出的，这种神话“尽管遭到众多批评，却依然在流传”。这种神话说的是，中世纪几乎是一个完全黑暗的时代，当时仅有的智性活动就是那一点点徒劳而烦琐的演绎推理；15世纪文艺复兴的到来，奇迹般地使所有领域摆脱了愚昧无知，给欧洲带来了生机、光明、科学和创新。至少就科学和技术而言，这个神话毫无真实性可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和技术几乎毫无贡献。对于现代物理学更有价值的传统，乃是中世纪晚期巴黎经院学者那一谱系，其中有让·比里当、尼科尔·奥雷姆以及萨克森的艾伯特。[17]人文主义者潜心研读古书；总体上，他们对亚里士多德和盖仑亦步亦趋。他们拒绝依据新的经验来修正古典思想，在这方面有惊人的事例。至于技术，中世纪建造大教堂、制造钟表的工匠们在机械方面拥有卓越才智，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都对他们不屑一顾，而这种才智恰恰是现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基础。[18]直到16世纪末，现代科学才开始起步，而且是在那些与人文主义不同的路线代表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硬要把这个运动说成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应该说清楚，它与那个产生了米开朗琪罗、马基雅弗利、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的运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无须把人文主义者未曾梦想到的更遥远的未来境界归功于他们，他们的成就已经足够辉煌。首先，所谓的文艺复兴大大拓展了欧洲人的思想范围。实际上，这种量的变化本身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大量的古代文献被挖掘出来，从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翻译过来（对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两种文字显得相当陌生），编辑加工之后出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重新发掘出来的遗产当然也包括那些因不同于主流思想方式而遭到压制或被遗忘的东西。其中包括：有意思的、不落俗套的希腊哲学家；被否定（但结果更接近真理）的科学家；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怀疑论者；希腊化文明时期的各种神秘哲学，诸如秘术哲学和犹太教神秘哲学。这些东西都重见天日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也热衷于挖掘，并且部分地通过考古学形成一种洞察古代世界的历史认识。这是人文主义者的另一显著特点。

知识和思想的拓展造就了一种精致的怀疑主义，因为人们很难设想在众多的知识和思想中只有某一种是正确的。怀疑主义也是历史意识的产物，因为人们已经可能去想象其他话语和生活方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不是某种信条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优雅的、有风格的生活方式，即“把生活创造成一件艺术品”。人们努力通过文学的风格意识与古典的和谐意识来全面开发、协调人的天性，培养自己的品性。实际上，人们兼收并蓄，避免教条主义，形成了一种用美学原则将各种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折中主义。艺术感和美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更复杂精深的知识环境的产物。这里没有新的教条，没有主宰一切思想活动的探究路线。人们在大量有趣的古代思想中尽情享受。

从一方面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高雅深刻。他们具有怀疑精神，语言表达细腻，通晓各种不同的观点，也了解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似乎令人惊异地古怪和愚笨。他们固守传统的宇宙观和物理学，还固守传统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他们不仅相信地球不动、星体由透明空虚之物构成，还相信四元素说（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说（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认为体液在人体中的组合决定了人的脾气和性格。他们相信大自然的宏观世界和人的灵魂的微观世界之间存在着感应，例如，绿宝石保护贞节，肠鸣与雷鸣相关。他们大半相信炼金术士那种点石成金的梦想，相信希伯来神秘哲学中的神秘字母或数字的魔力。魔法和巫术包围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医学从古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总之，在我们看来，科学革命来得太迟了。但许多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对于人的生存而言，那个旧世界比现代世界更令人满意。可惜当时的种种解释并不准确，这一点在后来显得越发清楚，但它们在许多方面非常符合人的天性。对此，我们不详细论述。在这个“被遗弃的意象”（C. S. 刘易斯[19]的说法）、“人的小世界”（J. B. 班伯勒[20]的说法）里，人与自然更为统一、亲近，人被当作宇宙的焦点和中心——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有人说，那个世界有更多的本体保障和美学启示，但它不得不让位给另一个在科学事实上错误少得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