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命运之天的敬畏

在商代及以前的时期，虽然当时还没有产生作为至上神的天，但人们对主宰命运的诸神的敬畏和崇拜却是非常普遍的。从殷人对祖先祭祀最为频繁的事实，以及祭祀的内容来看，他们认为个人和邦国的命运更多地是由祖先神决定的，因此要经常对祖先神进行祭祀，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庇护和保佑。

据《尚书·西伯戡黎》记载，殷代贤臣祖伊眼看着西伯周文王战胜殷属国黎，势力不断扩大，赶紧跑到商纣王那里劝诫纣王说：“看来我们殷人的天下快要结束了。我们向神龟卜问，结果不吉。这不是先王的在天之灵不保佑我们，而是纣王您过分放纵奢靡的缘故，因此上天遗弃我们。”但是商纣王却不以为然，自认为“我生不（否）有命在天”，即是说，我是否活着是由上天决定的。祖伊回答说：“你的罪状已经列在天庭，怎么能抗拒上天的诛罚呢？”依祖伊的说法，决定商王朝命运的是祖先神和天。在商纣王这里，天命是不可改变的，而祖伊则认为，天命会因为人的行为的好坏而改变。这段故事记载的是商朝的事，但天命改变的观念更像是周人的思想。

在周代，天成为总揽一切、决定一切的至上神，周人对于命运之天充满了虔诚和敬畏。《诗经·维天之命》就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意思是说，天命肃穆，永不停止。《诗经·我将》又说：“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意思是说，我们周人日夜不敢忘记上天的威严。周人开始称国王为“天子”，上天是最高主宰，天子是人间的主宰，而天子的命运也是由上天决定的，因此周天子对上天更是充满敬畏之情。

周人认为文王、武王推翻商纣统治是上天的旨意。在《尚书》《诗经》以及当时的青铜器铭文中充满了这样的表述。如《诗经·大雅·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盂鼎》的铭文云，“文王受天佑大命”，《诗经·昊天有成命》又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就是说对于上天的定命，周文王、武王只有恭敬遵从。《尚书·康诰》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即是说上天命文王讨伐商纣，接受天命。在《尚书·多士》中周公对商代的遗民说：上天降下丧亡的命运给殷王朝，我们周人受到上天的福佑，依靠上天的威严，执行上天的惩罚，使殷人的王朝结束在天帝的面前。此外，《尚书·牧誓》和《逸周书·克殷》等篇一再强调周人克商是“恭行天之罚”，即恭敬执行上天对殷王朝的惩罚，是“受天明命”，接受上天赋予的使命。

在周人天命思想中，天命并不是专断和不可改变的。如《尚书·君奭》说“天不可信”，《尚书·西伯戡黎》说“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说得更明白：上天对人间命运的决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人的行为的善与不善，行善就降给吉祥，行不善就降下祸殃。从这个意思层面我们再来理解“天不可信”，实际上并不是说天命不可信，否定天命，而是说，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不能像商纣王那样，自信负有天命，任意妄为，而必须小心谨慎，兢兢业业。

周人认为天的最主要权威即在于天命予夺，这种天命的予夺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根据。这种根据就是统治者的政德和人民对统治者的反应。殷人之所以失掉了天下，正是由于商纣王暴虐不仁，失去人心。因此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见《左传·僖公五年》），上天对人没有远近亲疏之分，而是辅佐那些有德行的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根据人民的视听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因此周人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

那么天的意志怎样体现呢？根据天人感应学说，若君主行善政，上天就奖赏给风调雨顺和吉祥的征兆；若君主行恶政，上天就通过自然灾异给予惩罚警告。历来统治者对吉祥和灾异的征兆都很重视，反映了他们对天命的敬畏和重视。有关天人感应的详细内容，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具体讨论。

上面主要介绍了帝王统治者对命运之天的敬畏。先秦诸子的兴起，事实上是中国真正的知识阶层的兴起。他们对命运之天的态度，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思想，并对以后的知识阶层具有深远的影响。

周代的天命思想在先秦诸子中得到继承和改造，《庄子·天地》中说：“君原于德而成于天”，这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是相类似的。《墨子》则借天命鬼神思想为自己的“兼爱”等主张寻找根据。如在《天志》中墨子强调，上天的意志是让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在墨子的思想中，一方面承认天有意志，一方面又否定命运，似乎有些矛盾。但细读《非命》我们就会知道，墨子所否定的是命中注定的富贵与贫贱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墨子说，世道人民没有变，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治理就天下大乱，成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君统治就天下太平，因此不能说有命运的存在。同样在《天命》篇，墨子指出，天子是天下最尊贵最富有的人，而要想保持这种富贵的地位，就要顺从天意。顺天意，兼相爱，交相利，就能得到上天的赏赐。相反，如果违背天意，互相憎恶残害，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墨子的这种思想应该说与周人的天命无常思想非常类似，其目的在于强调通过后天的努力来适应天命。所不同者，墨子所说的天命，很多时候是用来作为自己的主张的根据。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其天命思想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据统计，仅就《论语》来看，出现“天”字十九次，“天命”三次，“天道”一次，另外还有数次提到“命”，意义与“天命”相同。由此可见孔子对天命的重视。《论语·季氏》记载，孔子说：君子有三件畏惧的事：一个是天命，一个是大人，即德行高尚的人，最后是圣人的言论。之所以畏惧德行高尚的人和圣人的言论，是因为君子同样追求的是道德高尚，因此唯恐做了与德行高尚的人和圣人言论相悖逆的事。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所谓畏天命，同样是要自己按照天命的意志去恶扬善，不做违背天意的事。因此《八佾》篇又说：如果做下错事，受到上天的罪责，即使祷告也没有用。在《为政》篇孔子说自己“五十知天命”，能够知天命已经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了。在《尧曰》篇孔子又说：不知道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知晓天命成为做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上述可见，在孔子看来天命是非常重要深奥的，他自己也是非常重视的。

孔子对制作周礼的周公非常崇拜，他自己以恢复周礼、振兴周王朝为己任。孔子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因此有很强的使命感。当孔子遇到挫折和危难时，正是这种使命感和对天命的自信使他能够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泰然处之。当时宋国的司马桓魋想害孔子，孔子说：“上天赋予我这样高的德行，桓魋能把我怎样呢？”孔子和弟子又遭到匡人的围攻，孔子仍然临危不惧，他说：“周文王去世之后，大道已经不存在了吗？如果上天想要放弃大道，像我这样的后来人就不会了解道；如果上天还没有放弃大道，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在这里孔子同样表现出对上天赋予的恢复周礼、弘扬文武之道的使命的自信与自负。从孔子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他一生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事迹来看，孔子所说的“畏天命”并不是说在天命的安排下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行动，实现上天赋予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也是后来激励知识阶层不辞劳苦，甚至不怕丢掉性命去拯救民众的精神支柱之一。

孔子曾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他表示，自己不被理解时，不埋怨上天和别人，认为真正能理解他的只有上天了，从而表现出很强的自信和自负。可是当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不幸英年早逝时，他痛苦地感叹：“天丧予！天丧予！”他悲痛道义失传，觉得就像上天让自己死掉一样。在这里孔子表现出对命运的无奈和失望。

对命运之天的敬畏在民间更为直接广泛，《论语》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在民间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很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多地表现出其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