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
匡亚明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在70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长期在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和教育工作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和国家古籍整理理论和实践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和重要贡献。可见，他的学术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他是一位博学的革命家，又是革命的博学者；他是一代英才，又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风范和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尊重、学习和研究。
一、个人简历
匡亚明先生1906年3月17日生于江苏省丹阳市导墅桥镇匡村的一个塾师家庭，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6岁时丧父，7岁读小学，常在牛背上看书。17岁（1923年）考入江苏省第一师范（现为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读书，任学生会干部，曾聘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来校开设讲座宣传革命。18岁（1924年）时，国共两党合作后，由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和国民党中的左派朱季茕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20岁那年，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第一师范学校开除学籍。后来由恽代英推荐考入上海大学（插班进入中国文学系二年级，丁玲是他的同班同学）。1926年8月，由罗霖和蔡泰两位同志介绍加入共青团。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由上海大学团支部书记杨振铎派到上海著名工业区——沪东引翔港地区担任团支部书记。1927年（21岁）2月第一次被捕，被英捕房抓走，备受鞭打酷刑，后转上海防守司令部审讯，入漕河泾监狱，历时两个月，经互济会营救出狱。4月，出狱后改名匡梦苏，赴沪中区任团区委组织部长。8月，又回上海任团沪东区委书记兼中共沪东区委青年委员。曾向南京地下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9月初，调沪西任团区委书记。11月，以团江苏省委委员身份和特派员的名义参加领导了宜兴秋收起义（为五人委员会委员之一，任副书记）。12月，回沪任团闸北区委书记（直到1928年2月）。1927年冬，曾被当时的特科红色保卫队误认为是叛徒，后经任弼时堂兄任作民、陈云等人出面代表中央为其平反。1929年春，在苏州乐益女中执教（张闻天当时也在该校执教）。同年，在苏州创办太阳剧社。
26岁（1932年）那年，匡亚明与邓中夏一起被派遣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编辑《前锋报》，后被任命为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此间曾为上海《日日新报》（为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合办的公开报纸）主笔。1933年春，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33年至1937年曾两次被捕入狱，在“反省院”中研究中国古书。后由中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无条件保释，出狱后去延安。
匡亚明先生33岁（1939年）那年任《大众日报》总编辑。1940年（34岁）5月，路过太行山时在安乐庄村（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东部）太行山深处等待人员集中后一起去延安。其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编辑。35岁去延安。在延安枣园以中央社会部为基础而扩建成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工作。中央情报部是中央调查研究局下的重要部门，下设四室，匡亚明任第四室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匡先生36岁（1942年）那年，在延安杨家岭任康生的政治秘书，又任整风办主任（处长），与毛泽东比邻而居。在后来的10多年中，还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及华东局党报《大众日报》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兼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及院长；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迁到上海，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49岁（1955年5月）时被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国高等教育访苏团副团长。57岁（1963年5月）调至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期间匡先生遭到摧残和折磨。72岁（1978年）获得平反并恢复了南京大学领导职务。73岁（1979年）任教育部组建的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率团赴美访问一个多月。
匡亚明先生76岁（1982年）辞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职务，被国务院任命为南京大学名誉校长。7月，在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作《还〈红楼梦〉的本来面目》的报告，任省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9月13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一文。12月，在《文史哲》1982年第6期发表《匡亚明同志谈研究孔子问题》一文。
78岁（1984年9月）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1985年春，79岁的匡先生筹备召开中国孔子基金会第二次理事会。3月，齐鲁书社出版其《孔子评传》一书（该书曾获全国图书一等奖）。4月，他参加在曲阜召开的孔子基金会部分会长会议，修改基金会章程并发言。10月，在曲阜为“孔子研究院”选址。
80岁（1986年2月）的匡先生主持召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第一个会议“《宋应星评传》定稿学术研讨会”，旨在以点指导面。10月，以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共曲阜市委两家名义向上级党委申请办报。11月，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匡先生任名誉主任。1987年1月，在获批准后，匡先生为《曲阜报》题写报头。
81岁（1987年9月），匡先生向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论孔子和孟子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现实意义》（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齐鲁书社1989年出版）。82岁（1988年）时，他在“教育与社会进步中外学者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关于孔子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并作致词《当代教育发展的三大课题》（代序）。11月，参加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二次儒学国际讨论会”并作演讲《孔子仁学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现代价值》。
198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亲切接见了他。11月，他参加日本大学创立一百周年举行的“迈向新的创造的二十一世纪——人间、协调、和平”大会并作演讲《二十一世纪新人的形象与社会》。1990年12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孔子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匡亚明先生85岁（1991年6月18日）时，在新加坡召开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上提交论文《孔子思想研究的新气象》。6月28日至7月1日，为加强国际交流，他主持召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开幕词。9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
1992年1月24日，匡先生86岁，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南京大学时，与作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著名教育家匡亚明教授亲切交谈。
199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匡亚明教授被聘为首届顾问。
1995年1月27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匡先生提出的两点建议。1996年5月15日，90岁高龄的匡亚明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5月17日，他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记者采访，制作《匡亚明（上、下）》两集电视片，之后电视台摄制《九十老人的追求》电视片。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专程赴匡老家看望匡亚明同志。11月19日，匡先生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会上的即席讲话《提高思想水平，写好高质量的“评传”》，登载在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动态信息》第89期（1996年11月25日）。
1996年12月16日，匡亚明教授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以虚岁计算）。
二、主要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
匡亚明教授一生追求真理，进行学术探索，从家乡丹阳到上海，从山东到延安，从吉林到南京，办报刊、创学校，慷慨陈词，著书立说。晚年仍孜孜以求，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导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方针大计。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魄，致力于学术事业，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鞠躬尽瘁！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哲人，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容量学者、名家，也是一位永远不知疲倦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革命工作，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既有严峻的一面，又有宽容的一面。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善于欣赏戏曲音乐，自带诗人的浪漫情趣和潇洒脱俗的气质。他游镇江甘露寺，临江朗诵《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参加江苏省红楼梦学会活动，他对宝、黛的恋爱悲剧提出了独到见解。在畅游采石矶，体味李白“江心捉月”的境界时，他在太白楼挥毫写下了“君骑长鲸去不返，独留明月照江南”的条幅。他于音律、书法都有造诣，走进艺术殿堂时，颇有“顾曲周郎”的气概。其书法上承唐代书家褚遂良的笔意，看上去正直挺拔，别有气骨。可见匡老诗人、书法家的气质也很浓。匡老之为人，深沉有大志。他早年勤于笔耕，赋诗立意，愿做文学家；壮年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圣地延安，成了为祖国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革命家；中年执掌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校政，成了名闻南北的教育家；晚年潜心学术，推陈出新，以少年时代熟读“四书”“五经”的扎实功底，研究孔孟儒家学说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终于成了惠泽后世的哲人学者。
（一）主要学术经历、研究历程
1.倡导开设大学语文，将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大学生
匡老非常关心年轻学生。“文革”结束后，他发现有不少大学生汉语言和文字水平很低，在他的倡导下，1980年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率先开办大学语文课，并把它列为全校文理科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科目之一。他自己还亲自授课。实践证明，大学里开设语文课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思考分析能力，而且对陶冶思想情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也起到重要作用。匡老在倡议中强调：
第一，大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语文是一切科学文化的基础，也是从事各项工作最基本的工具。一个人的语文基础，不仅关系到他的理解能力、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思维能力和道德情操。
第二，大学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他认为，“教师应该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精华）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把科学、文学、哲学中的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下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帮助学生打好语文基础，增强文字表达能力，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特别是提高品德素质是我们广大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的一项光荣职责”。
第三，对大学语文教师的要求与期望。他认为“语文教师的灵魂深处要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同时应通过语文感染和教导学生”。“教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研究语文材料和教学方法，在课堂上讲得生动活泼，娓娓动听。好的作品要背诵，以加强学生的记忆。”
第四，正确看待教材中古人、前人的文章。古人、前人当然有某些历史的局限，需要审慎地取，不能简单照搬，但也要看到遗产中的优秀传统，原就带有某种人类社会共同的普遍合理的准则。马克思能整段地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恩格斯也能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名著《欧根·奥涅金》，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和封建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只知唯物论，不知唯心论，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只知正面，不知对立面，就会对唯物论本身也是知之不深，知之不全。”这是他在学术思想上明智与解放的表现。
第五，坚持自学，定能成才。他说：“自学成才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孔子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富兰克林、马克思、恩格斯、陈毅的军事才能，华罗庚的数学造诣都是自学成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许多格言，至今仍保有生命力。”“我国古代‘政文合一’‘文道合一’，历史上不少卓越的政治家留下许多宣扬优秀道德品质的名篇。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卓越军事家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也为人传诵。”
2.匡老博学多才，涉及学术研究内容广而深
其《求索集》百篇左右文章中就有六大部分：学术编；文学编；教育编；政论编；人物编；综合编。
其学术编中的文章有：《儒家哲理观——“中”》（1925年11月）；《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1926年）；《研究中国古书的意义何在》（1926年11月18日）；《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1941年11月29日）；《列宁论农村工作》序（1946年12月7日）；《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整顿思想作风》（1978年12月）；《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1982年9月13日）；《关于研究孔子问题》（1982年10月）；《漫谈宗教》（1983年5月4日）；《孔子评传》后记（1985年3月）；《人类文化知识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1986年6月）；《孔子评传》外文版序（1986年9月15日）；《论孔子和孟子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现实意义》（1987年9月）；《孔子人学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现代价值》（1988年11月）；《二十一世纪新的人的形象与社会》（1989年11月）；《论孔子的经济思想》（1990年1月10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1990年12月）；《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和应注意的三个区别》（1990年12月）；《孔子思想研究的新气象》（1991年6月18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1991年6月28日）；《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思想的现代价值》（1992年3月21日）；《认真整理出版古籍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1992年5月25日）；《以“三心”创“三成果”》（1992年5月31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刊词（1993年2月）。
（二）代表作及主要学术观点
1.“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点
（1）匡亚明才华横溢，早在江苏省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开始写文章。现发现他1925年的处女作中就有两篇哲学论文，鲜明地提出了“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学术观点。1925年11月，他以匡世之名在上海大东书局《学生文艺丛刊》（第2卷第9集）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哲理观——“中”》一文。在文中以鲜明的观点提出：“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它的哲学思想，正好似庄严的深山幽谷，多么丰富，多么深邃，决非三言两语所能简括说清。但因一时读书有感，昧然想从丰富深邃的哲理中提出一个‘中’的思想来，加以学术性讨论。”“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心，我认为就是重实际生活。”“在这重实际生活的思想里，因受了种种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就产生了两个极端的派别：一派是纯粹‘为我’的消极主义；一派是纯粹‘利他’的过激主义。前者的代表是杨子，后者的代表是墨子。这两派的思想，各执一偏，都太极端了，但都属空想而难以实行……因此一点就产下直到今日而还存在的‘中’的哲理观。‘中’就是不高不低、不左不右的意思。……要知道‘中’的哲理，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虽然中庸的道理实难做到，可是这种思想确实根深蒂固种在我国民的脑子里，直到现在还未消失；也可说中国的国民性也多少受了这‘中’的哲理的影响。”匡亚明在该文中对儒家哲理观——“中”作了简要剖析。①重“天命”；②重内心自励；③重保守。并对儒家哲理观——“中”进行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他指出：“中”的哲学提倡听天由命，安分守己，放弃抗争，确实是一种消极的保守思想。社会要进步，要变革，就要突破这种思想；就要打破它对人们头脑的束缚。这是应该打破的消极保守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儒家“中”的哲理在教人如何困苦自励，如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方面，确有其合理的、积极的思想实质在。在儒家“中”的哲理中，前者应打破、消除，后者应保留、发扬。……事实上，“失败”“逆境”是奋斗的兴奋剂；“遂意”“成功”是苟安的麻醉药。世界上的一切光明进化，都是奋斗的结晶。匡亚明年轻时撰写的这些警句，至今仍有其深远的意义。
（2）匡亚明在江苏省第一师范时，正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后不久，但他却有胆识，撰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他在文中指出：“温良恭俭让”乃是孔孟的根本人生观。而且他们所以能成千古不朽的圣者，就在于他们能实践这种人生观。我并非孔孟的信徒来替他们宣传教义。我们且扪心一问：孔孟的学说是否都是废话？孔孟是不是中国目前致败的罪人？即退一步讲，我们即使承认孔孟的学说完全是废话；甚至孔孟诚然是中国的罪人；那么，我们依据科学的精神，也应该研究一下其所以然，考究一下它为什么，是否尚有改良保留的可能。就此一点，则孔孟的学说，终有够我们大大地探索一下，深深地揣摩一番的必要和价值；看看他们何以能负数千年的盛名，做中国式的——东方的——文化之中心。我单就孔孟二人的学说讨论，而更只就孔孟二人的“仁之哲理”作题讨论，因为“仁”是孔孟哲学的中心思想。
匡亚明指出：“仁”含有广义、狭义两种解法。孟子说的“仁者爱人”和“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的“仁”字都是推己及人的“恕”的道理；而“恕”的中间又含有爱人的意思。《论语》记仲弓问仁，孔子答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可见“仁”与“恕”的关系。孔门说“仁”虽是爱人，却和后来墨家的“兼爱”不相同。墨家的“爱”是无差等的“爱”，孔孟的“爱”是有差等的“爱”……墨家重在“兼而爱之”的“兼”字，儒家重在“推恩足以保四海”的“推”字。
匡亚明解释“仁”当用分析的方法，他指出：拿“推”“恕”“爱”等字来解释“仁”是狭义的解法。蔡元培所谓：“仁”广义的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美德。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极力排斥胡适之对于“仁”的解释。但梁先生把这个“仁”具体说出来倒叫我们更深入一层疑团了。“仁”是多么伟大，分析起来又多么复杂。“仁”确乎是一个抽象的混合体的总名。
要解释“仁”，首先要从分析着手，分析对象主要指广义的“仁”。要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的“仁”，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反映了封建社会需要稳定的要求，而事实上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长达数千年之久，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有些东西，即使社会发展了，变革了，却至今乃至今后仍有参考价值。现将“仁”的主要要素之分析，略述于下：
第一，亲亲。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孔子说的“亲亲之亲”之类，都是顺着这种人情之常讲话的。至于墨家便不然了。他反对这种从亲亲出发的有私的人情，而另提倡无私的公的人情，所谓“视人之国，若己之国；视人之父，若己之父”的不分“人”“我”“彼”“此”的“兼而爱之”，不容带有丝毫“私我”的色彩。故在人情上总是难于被人接受。孟子说：“亲亲，仁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论语》《孟子》在“亲亲”里头又提出两个条件来，就是“孝”“悌”两个字。“孝”“悌”愈加让“亲亲”显得重要和具体了。但他们所主张的“孝”“悌”原是相对的，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便是。反之，要是做父亲的不慈，做阿兄的不友，就产生不了“孝”“悌”了。“孝”“悌”这种相对的和谐精神总是少不了的。“孝”“悌”是对家庭而言，“亲亲”却不为家庭所限制。孔孟心目中“仁”的第一个要素是“情感”和“直觉”，“亲亲”就是这种“情感”和“直觉”的源流，所以“仁”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亲亲”。
第二，忠恕。匡亚明认为“仁”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忠”“恕”。一是客观的（忠），一是主观的（恕）。因为孔孟对于一切事物总喜欢持主观的态度——也许是重直觉的缘故——所以讲“恕”更多于讲“忠”。
第三，诚。“仁”的第三个要素则是“诚”。孔孟极力提倡主张“性善”，并求充分发挥其“本性”。孔孟承认“智”“愚”是必然有的差别。但无论“智者”，还是“愚者”，只要不为物欲所蔽，能尽心披露本性去求总是可达到“诚”的；只要真正达到“诚”，就不可计较是怎样达到的。
第四，礼义。匡亚明分析“仁”学第四个要素是“礼义”。合得上礼义这个模型，方始称得一个完全的人——圣人。孔子也曾将“法”与“礼”比较过，认为“礼治”比“法治”要高一着。“义”呢，也是和“礼”同样的作用。不过“礼”是看得见的，“义”是看不见的，仿佛有“表里”的关系。“义”是行“仁”的工具，是“仁”的要素。大概孔孟对于“义”的观念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真理”的观念相同。所相异的是我们现在说的“真理”是客观的，孔孟的“义”是主观的。“礼”呢，则纯是外面的仪式。但这种仪式必根据于“义”。人立身处世，若不遵循“礼”“义”就会为非作歹，王纪堕落乃至祸国殃民。
第五，乐。这是“仁”的最后一个要素。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做到“乐”的地步就达到完成的目的了。我们为“乐”是情感和谐的表现，同时乐也是启发情感的工具。孔孟强调情感，所以把它和“礼”看得一样重。要理解这个“仁”，就必得首先提到上述五个要素而剖析之，不然便是不完整的。
君子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作为”的动机上。若为“利”而去做，以至见“利”忘“义”便是小人；为真理——义——而持“行其义不谋其利”的态度去做，便是君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来批评孔子，说他放弃创造，只是好古。其实，无论什么伟人，都要拿已故的学说和成绩作一切改进的张本。若把古的一概抹杀，一切都要自己所创作的，那么最好是从“茹毛饮血”的生活起。试问于事实可能吗？章太炎说：“旧章诚不可与永守，政不骤革，斟酌向今；未有不借资于史。”这个“史”不是古的一切之结晶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否就可代表孔子的全副态度，还是个疑问。因为他既是放弃“自我”和“创作”的好古家、因袭家，那么他只要一味“述”就好了，更何用“笔则笔，削则削”地参加那历史取材的制裁？更何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温故而知新”的求知精神？所以，孔子的“好古”实在是“推陈出新”的意思。
自从西学东渐后，一般醉心西洋物质文明的人士，趋向功利主义，注重效力观念，而把中国一切固有的美德，像“砥砺气节”“坚苦自立”“安贫乐道”“克勤克俭”等完全抛弃在一边。总之，他们凡事出于外人之手，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出于本国人自己之手，什么事都是不好的。对此，我只作下列补充，即凡事出于本国人自己之手，好的必须保存发扬，不好的必须排除抛弃；凡事出于外人之手，好的必须吸取学习，坏的必须抵制弃去。这才是复兴中华、繁荣文化的康庄大道。东方文化的主人翁啊！你们忍心抛弃所有的优秀文化遗产吗？匡亚明在20世纪20年代的呼吁，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
从上可见，匡亚明早在1925年中学时期就撰写论文，与学术界的胡适之、蔡元培、梁漱溟、章太炎等名家、大家进行学术商榷与交流，可见他的学术水平起点很高。同时，他又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态度去探讨中国的古文化，求索中外优秀的传统文化，正确对待历史文化，堪称一代英才。以后他参加革命工作，依然见缝插针，不断学习、不停著述，最终成为“走进书斋是学者，走出书斋是革命的社会活动家”。
2.对孔子等古代名人的评价应运用三分法
匡亚明在“文革”“批林批孔”之后不久，即开始撰写《孔子评传》，他的好友陆定一当时劝他不要写孔子了，但他认为有必要写。他首先写了论文《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9月13日），后写《孔子评传》。后来受到陆定一同志的赞扬。不久，匡聘陆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名誉顾问。
匡亚明的学术观点是：我们对历史人物所采取的态度，应该是：第一，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视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历史进程；第二，视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或不利于当前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论和判断”。既反对“厚古薄今”的态度，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孔子这个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更应如此。
匡亚明对孔子思想研究和处理的三分法观点如下：
研究孔子思想应从三个方面加以剖析：一、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二、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三、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这就是匡亚明所说的“三分法”。这样才能更实事求是地体现批判和继承的精神。具体讲：
第一，明显为维护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统治和阶级伦理关系的思想言论（这是孔子思想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必须予以严肃批判，把它抛弃。
第二，在封建性的外形下，含有人民性、进步性内容的思想言论经过剖析，分解出合理内容，可以作为借鉴。如“天下为公”和“大同”思想、“仁”的观念等，如何批判分析，吸取其精华，借以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三，孔子思想中关于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规律以及教学态度、教学方法等思想言论，是没有明显阶级含义的，是孔子思想中直至今日尚闪耀着光辉的部分。一般说来，可作为有益箴言而加以引用。
（三）“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及其社会评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是匡亚明生前发起并主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的一套大型评、传结合的学术丛书，是规模宏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编撰，经过200余位专家20来年不懈的努力，至2006年8月，时值匡老诞辰100周年之际，这套200部、6000余万字的宏伟工程圆满竣工。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充分体现了匡老主编这套丛书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两千多年间的历史长河中，遴选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形成、发展具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270余人）作为传主，这些人物不仅有哲学家，即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而且包括在政治、经济、历史、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宗教等各领域、各学科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说：“千真万确，对一个民族来说，获得一个清晰表达的声音，产生一个悦耳地说出她的心里话的人，这是一件大事！”这些人物就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说出中华民族“心里话的人”，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一直到孙中山，他们深沉的、蕴含民族智慧的声音贯穿于中国约2500年的历史空间。该丛书共200部，是2500多年历史的浓缩，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就像是筑成了一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长城”。该丛书的出版，是对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全面总结，也是在最大程度上记录了民族思想文化的声音，说出了“民族的心里话”。
该丛书的整体出版，不仅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繁荣学术文化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必将走向世界，成为沟通东西方思想的大桥，为丰富世界思想宝库，让全人类分享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做出应有的贡献。
匡亚明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中强调：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
该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绩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为此匡亚明扩大了思想家的范围，即不仅把文、史、哲、经、宗、政中有杰出成就的人物定为思想家，而且把农、工、医等自然科学中有杰出成就者也遴选为传主，如李时珍、宋应星等。
匡亚明还强调“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著者应重视下列一些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穿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
二是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
三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匡老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中又强调了对历史人物传主的三分法观点：
一是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二是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
三是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
我们要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四）弘扬和普及儒学及国内外学术交流
匡亚明在早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后和“文革”“批林批孔”之后，首先提出研究孔子，故在弘扬和普及儒学方面成就巨大，特别是他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其中《孔子评传》外文版的出版，在国内外影响极大。世界上很多孔子学院均取《孔子评传》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作为教材之用。他的三分法观点和扩大思想家的范围均是独创。
国内外访问、学术交流情况，包括主办或参加重要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等方面的情况，已在上述个人简历中作了介绍，在此不再多论述。
（五）追思和评价
最后，列出几位名教授对匡亚明教授的追思和评价：
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激动地说：“是匡老给了我20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激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对人民的热爱，对后进的提携，让我忽然想到陈后山挽曾巩的诗句，仅书悬灵右‘丘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以当挽词。”
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是这两部书（指匡老的《孔子评传》和《求索集》）共同的特点，也是亚明同志这个人的特点……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是现实的，有生命力的。亚明同志作为革命家和学者，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典范。我和我的助手吕绍纲教授拟一副挽联：
是老革命，早岁与恽代英邓中夏相交，九死一生，恨未睹中国腾飞廿一世纪；
亦大学者，终身共马列书孔孟文为伴，朝乾夕惕，已预见丛书耀眼百五十篇。”
南京大学原副校长冯致光教授在悼念匡老的《功昭校史 垂范后人》一文中指出：“匡老走了，音容宛在，他那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雷厉风行的作风，功昭校史的业绩，在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广大的师生心中，留下了丰碑。”“匡老在他70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党的宣传、理论工作，高等教育工作，还是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建树了丰功伟绩。是融革命家、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身正气的共产党人。他广为各界人士所知晓，并被视为是一位传奇式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被人们奉为楷模，受到交相称誉。”“匡老对两校功昭校史的建树，都已载入两校史册而永垂青史。”
匡亚明终身秘书沈道初感激地说：“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很有限，但生命创造的价值则是无限的。匡老的事业是给社会留下的一座丰碑；他的人格、风范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他的风范永存，事业常青。赠匡亚明教授两副联：
学问有成，等身著作擎天地；
人生无价，济世诗书壮国魂。
著雄篇，评至圣，求仁举义，功追前圣；
酬夙愿，释宏文，匡正钩沉，德载明文。”
三、主要论著
匡亚明曾著《社会之解剖》《血祭》《学习列宁的风格》《孔子评传》《求索集》等20余部专著。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及发表大量学术性或政论性论文。
（撰写者：沈道初，原匡亚明终身秘书、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