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治方法：社会治理的协同支撑

严格意义上，新型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这是从空间上的对比联系所得。而从主体标准来看，更新传统的社会治理理念，建构“多层次、全方位、大系统”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能够以更加宏观的层次实现对社会治理加以涵摄，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社会治理基本的共性经验，实现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化发展。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社会治理在体制机制突破、经济转型升级、治理方式本土化等方面不断发展，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最终往往通过规范的方式予以确定，形成普遍效力的、标准化的社会治理规范，并构建出能够协同共进的包括市域社会治理、县域社会治理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等在内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根据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型社会治理的改革不断深化，如负面清单制度的设立，这对经济特色区域的放管服改革有着实质且深远的影响。社会治理的规范切入对于经济社会治理的规范性、稳定性都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同时，社会治理空间层面可以包涵地方治理以及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治理创新是通向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35]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地方治理是重要的协作导向。地方治理能够立足于地方社会既有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治理可以在巩固原有优势的情况下，实现地方资源与外来资源的合作共赢，真正实现利于民生、利于生态、利于长远的绿色金融。由于地理位置决定了区位条件，区位条件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又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所以说，对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社会治理基本形态一定是有明显差别的，表现在社会治理的重心问题、可用资源和发展阶段都各不相同。优越的区位条件可以为其社会治理提供相对稳定、发达、和谐的大环境，决定其社会治理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安全、户籍管理、科教文化方面的重心、程度和路径。[36]地方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可以有效支持社会治理的基本物质条件、行动方式和治理效率，提升和创新公共服务的内涵和质量。在实现本区域发展的同时还能实现地方特色资源的辐射输出，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治理上的协同包括产权市场的包容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互助联动等诸多方面，真正拉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