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内外

季羡林入学不久，便结识了来自江苏盐城的历史系新生胡鼎新，此人就是后来的胡乔木（1912—1992）。胡乔木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经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了。他和一些左派学生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民众学校，约季羡林去上课，季羡林答应了。每周五晚上，他就到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去讲课，即使胡乔木一年后离开清华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宣传部长也没有停止。季羡林讲课用的教材是自编的《农民千字课》。学生虽然程度不齐，但是活泼可亲，季羡林想故作严肃也做不到。季羡林出身贫苦，为人正直，憎恶国民党反动统治，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政治表现是中间偏左。胡乔木自然心里有数，于是，季羡林就成了这位青年革命家动员的对象。有一天夜里，胡乔木摸黑坐在季羡林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无奈，季羡林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求学上，又考虑到自己有家室之累，怕担风险，所以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他愣是不点头。最后，胡乔木只好叹了一口气，悻悻地离开。

这里，笔者对胡乔木再提上一笔。据报载，“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正是在他的指示下，东北抗日义勇军著名将领李兆麟从北平返回家乡辽阳，发动群众，联合各路抗日力量，成立了第24路义勇军。看来，“时势造英雄”，胡乔夫与季羡林走的并非一条路。

季羡林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读外文本来是一件枯燥的苦差事，可是他乐此不疲，正课之外还自学俄语。须知，对付英、法、德、俄四门外语可不是闹着玩的，季羡林却胜任愉快。1932年8月22日，虽然还没有开学，季羡林已经提前回到了学校，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早晨读点法文、德文。读外国文本来是件苦事情，但在这时候却不苦。一方面读着，一方面听窗外风在树里面走路的声音，小鸟的叫声……声音无论如何嘈杂，但总是含有诗意的。过午，感到疲倦了，就睡一觉，在曳长的蝉声里朦胧地爬起来，开始翻译近代小品文。晚上，再读点德国诗。我真想不到再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

季羡林就是这样，一面刻苦攻读外语，一面尝试着进行翻译，并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几篇译作，如美国幽默作家、诗人D.Marquis（唐·马奎斯）的《守财奴自传序》和英国散文家、文艺批评家L.P.Smith（洛根·P.史密斯）的《蔷薇》等。

然而，季羡林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他喜欢听名家演讲，梅贻琦、胡适、温德、朱自清、郭彬和、萧公权、金岳霖、顾毓秀、燕树棠等人的演讲，他都听过。朱自清在演讲中说：“欧洲人简直不知道有中国，总以为你是日本人。说了是中国人以后，脸上立刻露出不可形容的神气。”这话深深触痛了季羡林，他把它记在日记里，并写上“真难过！”。听胡适演讲“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他听后肯定胡适眼光远大，但同时评论说：“观点浅薄。”可见，季羡林并不盲从大人物，自有主见，或者说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

季羡林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尽管当时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可他仍然像今天的大学生一样，星期天进城，去北大或师大、朝阳会见老同学，到琉璃厂或者王府井的旧书店淘书，有时看场电影，还和同乡同学徐家存一起到开明剧院看过梅兰芳演的《黛玉葬花》，梅先生饰林黛玉，姜妙香饰贾宝玉，精彩极了！春秋两季，他和师友一道逛海淀，游燕大校园以及蔚秀园、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喜欢“带历史臭味的东西”，在劫后圆明园的瓦砾中寻找宫殿的影子，在荒芜的湖水边想象当年水榭、画舫的豪华……有时，他租辆自行车，独自去香山赏红叶，登玉泉山，游碧云寺、卧佛寺，古寺里的松树高大繁茂，四季常青，那是他的最爱。

季羡林在春夏秋三季经常打喷嚏、流鼻涕，以为是感冒，其实是过敏所致。所以，他重视体育锻炼，三四年级时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操场上，跑步、打篮球，玩得最多的是手球和网球，直玩得大汗淋漓，不亦乐乎。他还喜欢看球赛，学校有篮球、排球，或者足球比赛，他是忠实的观众，逢球必看，即使临近大考也不例外，有时甚至为看球而逃课。那时候季羡林正年轻，看女生赛球，眼睛免不了多瞟几眼人家的大腿，看是黑是白，还在日记里评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