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梦

办完母亲的丧事，季羡林来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再过半年多就要毕业了，选择什么职业呢？出国留学的夙愿如同海上仙山，如何实现？家里添了女儿，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如何支撑？这些问题实实在在地摆在季羡林的面前。当时他正处于第一次散文创作高峰，自然而然想到了当作家。1933年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最近很想成为一个作家，而且自信也能办得到。说起来原因很多，一方面我受长之的刺激，一方面我也想先在国内培植起个人的名誉，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然后再用这地位到国外去，以翻译或者创造（应为创作——笔者），作经济上的来源。以前，我自己不相信，自己写出好文章来，最近我却相信起来，尤其在小品文方面。你说怪不？

这段话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出国留学依然是季羡林追求的远期目标。去哪个国家呢？当然是德国。11月17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又想到，非加油德文不可，这大概也是因为留学而引起的刺激反应。昨天晚上我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在漩涡里抬起头来，没有失望，没有悲观，只有干！干！’然而干什么呢？干德文。我最近觉到，留美实在没意思，立志非到德国去一趟不可。我在这里自誓。”第二，出国留学的经济支撑何在？靠家庭肯定不行，只有自力更生。季羡林一介书生，身无长物，只有一支笔，他决心靠这支笔在文坛上打拼出一席之地。所以，他的近期目标是成为一个作家，靠小品文——散文的创作和翻译养活自己，并作为赴德国留学的经济支撑。第三，这个计划有没有可行性？他认为是有的，所以才有信心。信心从何而来？首先，信心来自李长之的“刺激”。这一年暑假，李长之写了《我对现代文艺批评的要求与主张》，并在《现代》杂志8月号上发表。季羡林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11月12日，季羡林在李长之的宿舍看到他的另一篇新作《梦想》，文中表达了他的所思所想，季羡林大有同感，暗自思忖：“李长之能做到的，我季羡林为什么不能做到？”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效颦冲动”。其次，信心来自前辈老师王力的榜样。11月24日，吴宓先生请几位文学青年在清华西餐厅吃西餐，季羡林应邀参加。第一次面对一大堆刀叉，他有点儿手足无措。好在他善于观察，顾左右而模仿之，虽然动作笨拙，但不至于出丑。同席有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力先生，王先生1932年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回国后被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聘为该系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他告诉季羡林，他出国留学一无公费，二无私费，全靠自己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书稿挣钱，维持在国外的学费和生活费。季羡林听了，佩服极了，以为王先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想：“事在人为，经济条件不好，照样可以出国留学，王先生可以做到，我季羡林为什么不能做到？”

当时，季羡林确实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了，创作欲望和状态都很好，差不多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章问世。除《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外，《文学季刊》《文艺月刊》《现代》《学文》《文学》《寰中》等杂志接连发表他的作品，有些文章还得到沈从文、叶公超等前辈师友的鼓励和好评。据叶新教授统计，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共发表文章27篇，其中译文4篇，书评10篇，散文9篇，论说文4篇。他的散文主要是1933年、1934年创作的。前几年，钟敬文先生评论道：“季先生的散文创作开始于30年代，那时他二十多岁，就已经初有文名了。”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个横向比较：季羡林在清华的开山之作、第一篇散文《枸杞树》，1933年12月27日、30日在沈从文、杨振声、吴宓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同年萧乾在该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蚕》；季羡林创作的散文《母与子》发表在上海著名文学杂志《现代》1934年第6卷第1期上，而茅盾1932年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春蚕》也发表在该刊第2卷第1期上；季羡林创作的散文《红》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上海《文学》月刊1934年第3卷第1期上，而巴金的《一个女人》是在1933年发表在该刊上的，在此前后，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臧克家、何其芳等人也都在该刊发表过作品；季羡林创作的散文《年》发表在闻一多、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1934年5月2日创刊号上，而钱锺书、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陈梦家、李健吾、曹葆华等人也经闻一多、叶公超之手，借《学文》《新月》扬名文坛。

季羡林以散文创作见长，尤其酷爱抒情散文。他所以能在大学期间发表这些散文作品，首先在于他有争文坛一席之地的勇气，其次取决于他的深厚的读书功底。季羡林对古代的一些散文名篇，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都百读不厌，经常背诵。他的散文创作也自然而然受到这些优秀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篇文章从构思到定稿，再到誊清，不知道要修改多少遍。当时他还要准备各门功课的结业考试，经常利用夜间从事写作。在宿舍熄灯以后，他秉蜡烛继电灯，鏖战到深夜。季羡林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品，是他的真实思想的自然流露，创作出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如《红》《夜来香开花的时候》《父与子》等，但由于看不到祖国和人民的前途，看不到个人的前途，作品调子低沉，情绪幽凄。他虽然注重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强调文学功利观与审美追求的统一，但在遣词造句方面，时而可见一些不规范的、自造的词语，透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他的不少作品表现抽象的观念，一些难以表达、难以捉摸的东西，在他笔下颇有几分意识流的味道，这也是他早期散文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说到此，笔者可以做出这种推测，假如季羡林毕业后，不去德国抠那种死文字，专心从事文学创作，那他经过长期磨炼，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坛的佼佼者。

季羡林写文章并不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撇开上面说的出国留学的动机，在很大意义上说，是家庭经济压力使然。那时候，家里已经无钱供他继续读书，他经常处于囊中羞涩的窘境。在创作《年》的时候，只抄了一页就没有了稿纸，又没有钱买，只好放下数日。1934年年初，《文学季刊》编委会在前门外撷英番菜馆举行大型集会，季羡林与吴组缃、林庚、俞平伯同车前往。那天到会的有巴金、沈从文、郑振铎、靳以、沈樱、杨丙辰、梁宗岱、朱光潜、郭绍虞、刘半农、徐玉诺、徐霞村、孙伏园、朱自清、台静农、容庚、刘廷芳等人，中国文坛群贤备至，少长咸集，好不风光。开完会回到清华，付了车费，季羡林口袋里只剩下六角钱了。

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写了一些书评。巴金的《家》、丁玲的《夜宴》、老舍的《离婚》、臧克家的《烙印》出版后，他都要评论一番。书评这玩意儿见仁见智，意见很难一致。季羡林的批评也招来一些反批评，闹得不大愉快，可见作家之路，绝非坦途。叶公超先生认为季羡林没有资格写“我怎样写文章”之类题目，着实给他头上浇了一瓢凉水。因此，季羡林在做“作家梦”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出路。1934年2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最近有个矛盾的心理，我一方面希望再入一年研究院。入研究院我并不想念什么书，因为我觉得我想从事的事业现在才开头，倘离开北平，就不容易继续下去。一方面我又希望真能回到济南作一作教员，对家庭固然好说，对看不起我的人，也还知道我能够饿不死。

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呢？当个作家，还是当个教书匠？季羡林又一次陷入了两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