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世纪90年代，年幼的我时常觉得这个世界就要完蛋了。那时，我就读于加利福尼亚一所公立学校，学校的老师教导我们刷牙时节约用水，因为要应对干旱。我在新闻里见识了许多环境危机，比如热带雨林的森林大火和酸雨。不过，在我的小脑袋瓜里，这些问题都没有正在上演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来得严重。20世纪90年代初，肯尼亚知名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提出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概念，描述的是物种正在慢慢消失的现象。这一概念很快被公众广泛接受，媒体报道和环境保护运动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也愈加严肃而紧迫。我初中时曾听过很多科学预言，比如英国环境学家诺曼·迈尔斯（Norman Myers）认为，现存物种的半数会在21世纪之内灭绝；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预计，每年都会有多达27,000个物种灭绝。这些数字夸张得超乎想象，还是孩子的我实在理解不了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消失不见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明白到底哪来的这么多物种，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失去这么多。但是，我把这些数字记在了心底，并且开始关注物种的命运。这种关注源于两个信念：第一，物种灭绝是坏事；第二，拯救濒危物种是好事。1
几年前，我曾在布朗克斯动物园[1]两栖爬行动物馆后身的一个房间外面，透过一块小小的玻璃窗，凝视着房间里面满屋子的育养箱。箱壁上挂满了冷凝水，我只能勉强从绿色的苔藓上辨认出几十只形状模糊的箭毒蛙。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这个房间禁止入内，只有负责照顾蛙类的爬行动物学家可以进去。即便是他们，进去之前也需要用漂白水给鞋底消毒。这间生物安全实验室里的箭毒蛙极其稀有，全世界仅存两个种群，都处于人工圈养之下，这里的便是其中一个种群。它们原本生活在坦桑尼亚热带雨林的瀑布边上，那里现在建起了水电站大坝，于是它们被关进了这些玻璃育养箱。管理员精心地照顾着它们，通过人工喷水系统给育养箱保持湿度，给它们喂食专门饲养的昆虫。我站在房间外面向里望，感觉自己仿佛是在窥视病房中靠仪器维持生命的病人。2
人类为拯救濒临灭绝的蛙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一年后，我有幸前往坦桑尼亚，采访致力于拯救奇汉西喷雾蟾蜍的几位核心人物。我本以为这次采访会学到很多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知识，然而，我其实似乎是上了一堂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经济学、种族特权、官场手腕和环境伦理的速成课。之前，我一直坚信保护环境合情合理，认为这种合理性简直不言而喻，但是经过这次采访，我意识到这样的观念不过是一种社会文化偏见。当我来到坦桑尼亚偏远的森林，亲眼看到那些珍稀蛙类曾经繁衍生息的地方，心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或许应该放弃拯救，就让这些蟾蜍消失。这种想法在以前的我看来无疑是野蛮的、未开化的。凝视着它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片仅有两公顷的湿地，我发现奇汉西喷雾蟾蜍似乎是物种进化过程中异想天开的杰作，它们完美地适应了这里的瀑布环境，数量极其稀有，拥有着无与伦比的珍稀之美。但如今，它们好像被关进了小小的潜水球，在灾祸横生的世界里随波逐流。这样真的比灭绝要好吗？我无法断言。东非乡村极端贫困的现状，让花费在保护这种蟾蜍上的数百万美元显得近乎残酷。事实证明，拯救濒危物种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英雄打败恶龙迎来大团圆的童话故事。
完成坦桑尼亚的报道之后，我开始关注其他的濒危物种，并留意人类为了保护它们做出了哪些努力。然而，值得关注的濒危物种千千万，所有相关的保护工作都有着引人入胜的科学价值，同时，错综复杂的伦理问题也如影随形。本书无意详细讲解物种保护领域的方方面面，仅聚焦于一部分濒临灭绝或者已经消失的动物，为大家介绍一些充满戏剧性的案例。通过这些极端案例，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在不断演变的道德观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究竟存在哪些核心问题。现代社会中，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生存时常存在冲突，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如何与其他物种共存？人类正向着科技支配生物的未来迈进，与此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保护原始的荒野地带？我们应当把大自然视为服务于人类的存在，还是保护其独立性？人们往往认为生物学已经被研究透了，但我发现事实恰恰相反，科学家依然不断在这一领域提出惊人的新发现。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对基因、生态学和进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管窥一二。当下，工业化、全球化和人类的无序扩张让地球环境急剧变化，这些新发现不仅是知识探索上的奇迹，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丝线索，告诉我们怎样做或许可以避免扼杀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3
我们真正开始关心物种的存亡，不过是最近的事。渡渡鸟、大海雀、二十四射线海星、海滨灰雀、班克斯岛苔原狼……历史上，人类的冷漠罄竹难书。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人相信物种真的会消失不见。就在一个世纪之前，大多数人还坚信丰饶的地球就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或许在他们看来，那些我从小深植于心的环境行为准则，简直不可理喻。直至20世纪初，在约翰·缪尔、亨利·戴维·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2]等学者的努力下，现代人中才终于萌生了重视物种的伦理观念。20 世纪 6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倡导拯救物种的关键论点在于——物种有可能灭绝。可以说，保护生物学言必称灭绝。作为一门学科的“灭绝学”形成于20 世纪 70年代末，那时，人类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恶果正在慢慢显现，科学家将这些一一记录了下来。从此刻开始的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名曰“人类世”（Anthropocene Age）。在人类世，人类被视为大自然中的一股力量，而保护生物学家就是这个时代的诺亚，他们毕生都致力于保护物种。4
保护生物学是一门危机学科，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迈克尔·索雷（Michael Soulé）指出，保护生物学之于生物科学，如同外科手术之于生理学、战争之于政治学。保护生物学家会在面对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陷入悲观情绪，这毫不奇怪。他们自己也承认，学界滋生出了一种绝望的文化，这种消极的情绪有时甚至会让物种保护事业土崩瓦解。生物学家罗纳德·史威斯故德（Ronald Swaisgood）和詹姆斯·谢帕德（James Sheppard）在 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长期以来，科学家和媒体把环境破坏的严峻性描述得骇人听闻。如果这已经让全社会感到麻木了，就需要更严重的灾难打击才能激发人们采取行动。”
事实上，我小时候听到的那些关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可怕预言，几乎无一应验。通常来说，一个物种的平均存活时间约为100万年，科学家估算的当前物种灭绝速度[3]超过了这一背景速率[4]，进而得出我们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期的结论。2000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5]报告指出，物种灭绝速度为“正常”背景速率的1000倍，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10，000倍。然而，在此前的500年中，彻底消失的物种，即“真正灭绝物种”不超过900种。有分析表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在18世纪至19世纪达到峰值，之后有所放缓。根据科学家的计算，1900年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为每年消失1.6种，而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年0.2种。
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期，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物种消失？科学家注意到了估算的灭绝速度与实际的灭绝速度之间存在差异，他们将其归结为“灭绝债务”。“灭绝债务”是指物种会因为栖息地退化或种群数量减少而“被宣判”灭绝，但其实距离真正的灭绝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然而，数年前，生态学家何芳良和斯蒂芬·哈贝尔[6]发现，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数学模型的缺陷。常用来估算物种减损的公式与栖息地受破坏程度相关联[7]，而这可能导致计算出的灭绝速度是实际的1.6倍。2011年，何芳良和哈贝尔在《自然》杂志上刊登了这个棘手的研究成果，引来了不小的争议。5
以前，人们普遍相信，有数不清的物种在被发现或被命名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观点，部分原因在于一个被频繁引用的统计数据，即地球上有着多达3000万至1亿个物种。在何芳良和哈贝尔发表研究成果的几年之后，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进一步对此前的观点提出疑问，指出地球上很可能只有大约500万个物种。文章中写道：“在保护生物学家或者生态学家参加的会议上，如果没有人对物种的灭绝速度或是数百万尚未被发现的物种表示担忧，又或者没有人因为从事分类学的劳动力正在减少而烦恼，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不完整的……不可否认，我们正处于人类导致物种大量灭绝的阶段，许多物种面临着灭绝的风险。但是，实际灭绝的物种数量比理论推算出来的要少。只要我们切实努力，相信大多数物种都可以在本世纪内被命名。”
科学家高估了当前的物种灭绝速度，物种灭绝的速度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快。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个事实可能会干扰我们对生物栖息地退化问题的理解。原始的、未被破坏的区域正在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未受人类影响的野生生物。2009年，欧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共同发表研究报告，称距离城市48小时以上车程的“偏远地区”仅占地球总土地面积的10%。人类足迹遍布全球，我们到处开采资源、种植作物、建设城市、铺设道路，让成千上万的物种被迫挤到原有栖息地的一隅，种群之间相互隔绝，几乎没有向外扩张的余地。此外，它们还面临着渐渐失去遗传适应性的危险，在气候变迁、疾病和自然灾害面前变得愈加脆弱。举例来说，老虎现有的栖息地面积不到一个世纪前的7%；北美驯鹿在过去的100年中失去了一半的生存空间。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算，自1990年以来，各类脊椎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人类造成的全球变暖加剧了生物栖息地的退化和物种数量的减少。如今，世界上已经几乎找不到不曾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貌。如几千年来一样，气候变化给物种带来了选择压力[8]。那些无法承受环境变化、无法及时迁徙或者不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往往需要仰赖人类的干预才能够生存。科学家预计未来200年中，有4000至6000种脊椎动物需要依靠人工圈养来规避灭绝的风险。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我们迫切地需要做些什么来拯救物种，而这种紧迫性似乎为我们干涉物种的行为提供了极好的道德依据。然而，我们的所作所为会对物种进化造成深远的影响。6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他认为自然选择之下的物种进化历时数百万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们近年在不少物种案例上看到，自然选择也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完成，比如本书后面提到的新墨西哥州白沙鳉等。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正在进行一场无法规划的实验，这场实验会影响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演变进程。人类造成了全球变暖、栖息地退化、过度开发、疾病肆虐、外来物种入侵，这些都会导致物种灭绝，同时也在塑造物种进化的轨迹。优先保护哪些动物、如何保护它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整个生物圈。
长期以来，保护生物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我们要做的只是防止物种灭绝，尽力让物种恢复到完全得到保护（不需要人类直接管理）的状态。如今，气候的剧烈变化让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意识到，这样的愿望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如果真的曾经存在未被人类染指的原始荒野，我们也回不去了。保护遗传学家布拉德·怀特（Brad White）告诉我：“未来几百年的事很难说，但很遗憾，我认为这颗星球上的生命都会被管理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或许不会像动物园或农场里的动物那样处于彻底的管理之下，但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进化生态学家迈克尔·金尼森（Michael Kinnison）向我解释道：“最初，我们的目标是拯救大自然中的生物。我们以为把它们圈养起来，善待它们，营养不要太失衡，就不会有问题。但现在，我们更多地认识到生物会适应环境。在试图拯救它们的过程中，我们也改变了它们。”人类干预得越多，动物往往就越缺乏“野性”，变得越发依赖人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讽刺。7
在意识到人类对物种进化造成的影响之后，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或设计进化进程，使其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人类影响下的进化有时被称为“规范性进化”或“定向进化”，具体形式可以是为某个物种添加一些更容易在未来的环境变化中存活下来的特性，也可以是迁移物种，或者是创造出新的、耐受性更强的杂交品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习惯把人和自然割裂开来，在他们看来，改造生物是在和魔鬼做交易。而生物学家兼当代进化研究所创始人斯科特·卡罗尔（Scott Carroll）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谈论人类扰乱物种进化的问题时，实际上谈论的正是我们这颗星球最核心的特别之处。”作为应用进化生物学新兴领域的领军人物，卡罗尔在回应对规范性进化持怀疑态度的人时表示，其实无论如何，我们总会在影响着进化。“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呼吸的每时每刻都在无计划、无意识地干预着物种的进化。规范性进化是一种更成熟的方式，我们的意识层面也需要进化，否则无法与地球建立可持续的关系。”
反灭绝（de-extinction，亦称物种复生）或许是人类生物工程学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反灭绝是指复活已经消失的物种，并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把它们重新放归原生栖息地。反灭绝技术真实存在，离我们并不远。科学家不仅已经成功克隆了欧洲盘羊和非洲野猫等濒危动物，还在致力于复活已经灭绝的动物。2009年，西班牙科学家通过代孕羊体的子宫成功复活了布卡多山羊，尽管新生的小羊只存活了几分钟。此外，国际社会还在努力让猛犸象复活。把已经灭绝的动物引入现代环境，这种尝试基于一个耐人寻味的伦理观点：远古和近代的人类祖先对地球过度开发，而我们有义务对此做出弥补。8
以旅鸽为例。旅鸽潜在的复活可能性，既象征着我们在利用科学技术解决生态问题上展示出惊人的信心，也代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困境。实验室里人工孕育出的鸟类和野外自然选择下诞生的鸟类是一样的吗？或许，这就是社会学家口中的“生物对象化”，生命已经被人类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对象？1982年，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哲学教授罗伯特·埃利奥特（Robert Elliot）发表了一篇题为《伪造自然》（Faking Nature）的论文，指出受人类干扰或破坏的生态系统不可能复原，也无法回到同等于原始荒野的价值状态。埃利奥特认为，大自然“是不可替代的，除非关于大自然的起源或历史变得不再有价值”。今天，我们似乎必须做出抉择——野生起源究竟值不值得珍视。
一些科学家认为，反灭绝与真正为了物种存续而战的艰苦奋斗风马牛不相及。一位生物学家告诉我：“旅鸽的话题其实是物种保护工作者的逆鳞。宣传复活旅鸽不过是媒体搞出来的噱头。”他们担心，反灭绝的可行性会削弱公众及决策者对濒危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意愿。
我发现参与反灭绝工作的人都非常优秀，不乏一些佼佼者，但还是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在人类已经几乎无法与现有物种共存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让复活的物种重返荒野。20世纪中叶，人们一度以为佛罗里达美洲狮已经灭绝，直到传奇捕兽师罗伊·麦克布莱德（Rocky McBride）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发现了残存的美洲狮种群。麦克布莱德曾耗时数十年去追踪美洲狮和其他猛兽。当时，那里的美洲狮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近亲繁殖特征。20 世纪 90年代初，随着基因拯救行动的开展，佛罗里达美洲狮的数量有所恢复。不过，它们被佛罗里达州蓬勃发展的人口包围了起来，现在的栖息地仅仅是从前的一小部分。麦克布莱德告诉我：“这是基因拯救的一个成功案例，那些美洲狮长得很结实，只不过是在笼子里长大的。”
深入地了解过物种灭绝的故事，就会发现“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概念苍白无力，它对理解当今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规模和本质毫无帮助。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大问题。很多人都意识到地球上的生物正在遭遇什么可怕的事，但是问题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我们会内疚、会恐惧，以至于当它最终成为一个无能为力的事实时，我们又变得麻木，就像死亡数高达百万时，这个数字的统计学意义就大于它的悲剧色彩了。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似乎一直萦绕在我们意识的边缘，但我们很少有机会直接触碰它。我希望可以用实例把这个问题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我要讲述的是寥寥数种正受到人类保护的动物，以及一些已经消失的物种，还有那些发现、研究、追踪、捕捉、热爱、痴迷、思考、拯救和复活它们的人的故事。9
[1] Bronx Zoo，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公园中，世界十大动物园之一。——译者注。以下若无特别说明，脚注均为译者注。
[2] 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曾任土地勘测员，代表作《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美国享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生态伦理之父。首次提出荒野保护的概念，被认为是土地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和集水区管理学科的奠基人。著作自然随笔《沙城年鉴》被誉为“绿色圣经”。
[3] extinction rate，亦称灭绝率，指一定时间内灭绝物种占所有生存过的物种的比例。
[4] background rate，指正常的生物衰减速率。
[5]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0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提出的有关人类对环境影响的一项重要评估，于2001年启动。该项目推广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即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所有利益。译者查证资料所示，该报告2005年公布，所以文中的2000年应为2005年。
[6] Fangliang He（1962— ），华裔生态学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斯蒂芬·哈贝尔（Stephen Hubbell，1942— ），国际知名美国生态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7] 一般来说，灭绝率随生物物种所存在的空间面积的增加而减小。
[8] Selective pressure，亦称进化压力，指外界施与生物进化过程的压力，会改变该过程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