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初三日，安徽宿松。

夏至，天极热。辰时的日头就已经灼烧起来，将清晨的余凉一驱而尽。

此时，曾国藩已出城巡营完毕，头戴凉帽骑马而回。凉帽丝毫抵不住烈日的炙烤，他眉头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一线，身上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浸出道道盐渍。走到一片树荫下时，曾国藩驻马小停，略舒眉头，心想近几日高温难做一事，但今日务必强行做事，把谢恩折发出去。

树上蝉鸣倏然而起，叶间喷洒出些汁液，曾国藩略感清凉，促马再行，他要赶回署内阅核谢恩等折片，未刻拜发。

曾国藩要谢什么恩？

……膺（yīng）九陛之殊恩，畀（bì）两江之重寄……

咸丰皇帝命他署理两江总督。署理为代理之意，但曾国藩清楚以目前情势而言，“署理”只是走过场，实授两江总督的任命很快会下来。

他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督抚之位，成为一名总督。今年他已五十岁了，还是第一次担任有地方实权的总督。

曾国藩，这位晚清风云人物，二十七岁中进士，入翰林，之后循着大多数文官所走之路，按部就班在京城六部任职、流转、升迁。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打破了他的循规之路，四十三岁时他在湖南创办湘军，湘军也在日后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一支劲旅。湘军并非朝廷的经制兵，而是招募的练勇，曾国藩虽有指挥权，却无地方实权，无法调用地方资源辅助作战。六七年过去了，太平军仍然占据金陵等重地，曾国藩感觉他的军队就像无根之萍，“客寄虚悬”，他意识到非位任督抚之位，绝不能以治军。为此，他甚至曾以辞职威胁，向皇帝讨要一个督抚之位。

督抚制度是清代管理地方的政治制度，总督和巡抚都是封疆大吏。简要来说，巡抚负责一省内的刑名、钱谷、文官任选和部分军事事务，总督品级略高于巡抚，一般综治二三省的军政大务，在某些方面可节制其辖内的巡抚。总体来说，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曾国藩就任的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掌理军政、盐务、漕运、河工等诸多要务，号称“东南第一要缺”。两江地区地大物众，一直都是清朝的财赋汇聚之地、人文荟萃之所，而太平军起事以来，金陵等处被太平军占据，这里又成了战争的风暴眼，因此两江总督之位极为重要，仅次于八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历任人选尤被朝廷重视。嘉庆朝之前，两江总督多由旗人担任，尤其是康熙朝和乾隆朝，更是多派满人亲信出任此缺。嘉庆朝以来，汉人担任两江总督的情况才逐渐变多，到了道光朝，翰林出身的南方汉人担任江督的人数和任期超过了旗人。两江总督的人事变化反映着清朝历代的满汉关系、央地关系、南北关系等时局的变化。

如今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更是时局发展至此的产物，是整个湘系集团在与太平军战斗中被朝廷认可或重用的体现，当然也是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打垮时朝廷的不得已而为之。可想而知，此时两江总督处于多重势力角逐的夹缝中，所涉关节重大，是个烫手的山芋。

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历任两江总督者皆未得善终，陆建瀛战败革职，最后在金陵城破时与其继任者祥厚，双双殉城；接下来的杨文定兵败革职，遣戍军台；其后的怡良，以病解职；何桂清弃城而逃，遭革职，被斩于市；接任者徐有壬防卫苏州，城破身死，全家殉难。曾国藩也会步之后尘吗？其实就在他收到署理江督消息的当天，他就为一项军事决策占了一卦，得“解”之“师”。卦相篆辞预示着什么？曾国藩没有在日记中透露，但那一晚他寝不成寐。他可能没有料到成为总督后第一项决策竟然让自己深陷难熬的生死困局中。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风云动荡，两江地区就是彼时的暴风眼，清军与太平军，绿营与湘勇，朝廷与督抚……一种势力挤压着另一种势力，一个派系排挤着另一个派系，它们相互缠绕、斗争，挤出一道道夹缝，把两江总督夹在其中，为中年曾国藩制造出险象环生的生死局。

其实这不是曾国藩第一次应对生死局，也不是他最后一次。此前有两次：四十四岁，兵败靖港，跳河自裁；九江又败，二度投湖；此后还有两次：五十岁时，兵困祁门，生机渺茫，悬剑帐中，随时自裁；五十六岁，北上剿捻，河遇风暴，险些身溺。

历经种种困局，太平军终于被平息下来，曾国藩功成名就。同治七年（1868年），五十八岁的他又被调任直隶总督。直隶地处京畿要地，其地位较他省尤重，直隶总督号称“八督之首，疆臣领袖”，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并兼巡抚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其辖内的天津成为长江以北最主要的通商口岸，涉外事务也极其重要。很多学者认为曾国藩移任直督，是因为朝廷担心他在江南坐大，故意将其调离长期经营的地盘。因此，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步步小心。六十岁时，天津教案爆发，他又被拽入中外交涉的繁重事务里。他疲于应付，自感年老体衰，大限将至，无奈写下遗嘱，再一次经历生死煎熬。

细数下来，曾国藩担任总督之前与之后的二十年间，陷于生死困局的次数不下五次，仅自杀就不少于两次，而有轻生念头的次数就多了。

为何曾国藩屡屡陷困于生死呢？不得不说，这是由他身处时局的夹缝中所致的。

每次生死局都由他所遇各种情势相逼而成。担任总督之前，他率孤军迎敌，不但得不到同僚友军的协助，反而受到权力中枢的猜忌，常陷战阵之危的困局。担任两江总督后，随着权力的增大，他肩上责任和面对的压力陡然增加，不仅要想御敌之策，更要协调各战区的关系，处理复杂的人事纠葛和权力纠缠，常因心绪焦虑而陷入迷茫、绝望的困局中。担任直隶总督后，他又面临处理中外事务的难题，处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夹缝中。每次生死局都煎熬着曾国藩的肉体和精神，也牵扯着他所处时局中的各种势力。

目前以曾国藩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和通俗著作众多，仅其传记优秀者就不下数本，如萧一山、朱东安、董丛林、张宏杰等学者所著的。同时，朱东安的《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邱涛的《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董丛林的《晚清“三集团”关系及走势研究》等著作，都将曾国藩置于晚清政治大格局中进行考察，涉及曾国藩与各种势力集团的关系。韩策的《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一书讲述曾国藩以湘系集团首领就任两江总督与当时政局的关系，揭示出晚清时期各派势力围绕江督的争夺。此外，对于曾国藩的研究，学术界还从其他角度进行了充分尝试，成果可谓“浩若繁星”，不再赘述。

然而，关于曾国藩生死经历和其心灵的研究著作并不多，仅有一篇文章以“曾国藩到底缘何自杀”为题，且只讨论了曾国藩的第一次自杀；其他传记虽也提到曾国藩自杀，但是多以讽刺和调侃为主。“生死事大”，曾国藩两度自杀，五陷生死局，这些生死经历不仅煎熬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也牵动着其所处时局的各种势力。无论是研究曾国藩个人，还是追溯那段晚清史，五大生死局都是很好的切入点。这正是本书的写作缘起。

本书以五次生死瞬间切入，还原每次生死局形成的过程，以及曾国藩在此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探索他如何在各种势力夹缝中挣扎以求立身、立命，并以其为原点向外发散，进一步考察局中所涉的人与事，试图回答到底是什么一再把曾国藩逼入生死绝境，又是什么让他死而不亡？每次绝地逢生如何改变他的生死态度，改变他处世做事的方式，进而影响历史发展？

全书核心视角聚焦于曾国藩身上，通过奏折、日记展示他的日常作息，通过与家人、友人及同僚部属的信件来探索他的内心状况；第二视角由曾国藩而向外，以他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人与事；第三个视角从上而下，鸟瞰历史全局，厘清曾国藩生死局所处的历史脉络。因此，你在书中会看到各位湘军大佬，如王錱、罗泽南、塔齐布、胡林翼、李元度、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与曾国藩同心互助共谋大事，以及他们之间出于各种目的而明争暗斗；会看到曾国藩和他的兄弟们，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曾贞干）等人，互勉互助、共历生死；会看到咸丰皇帝、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等朝廷势力对曾国藩的拉拢与打压；还会看到他的敌人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军杰出将领与曾国藩的斗智斗勇。总之，你看到的是围绕曾国藩展开的君臣制衡、同僚斗争、朋友协助、兄弟情义以及谋略斗智和战场拼杀，这是对他中年及其以后人生的考察，也是对他所处的晚清史的考察。

说起晚清史，我们就不能忽略它的“变”性。我的导师曾说，读晚清史要谨记“变”字，大约以十年为单位，中国社会为之一变。

时局如此，身处时局中的人更是如此，曾国藩一生也在不断变化。他自己曾总结：“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戊午年（咸丰八年，1858年）是曾国藩四十七岁左右，被称为他的“中年变法”，确实是曾国藩人生中明显的转折点，不过在其他时期，尤其是他在历经生死前后，他也在“变”。从四十多岁带军东征，到五十多岁功成封爵，再到六十岁蹒跚赴津办理教案，曾国藩的年纪、容貌和处世做事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生死的态度也自然不同。

因此本书紧抓住“变”字，考察曾国藩应对不同的生死局的不同做法和心态。不过，无论如何变化，他还是曾国藩，他内心的某种坚守从没有变过。因此，本书所要探讨的不仅是他的“变”，更是他的“不变”。

那他不变的是什么？坚守的是什么？是立志做圣人的志向？是对天命的敬畏之心？是“坚忍持之”的做事态度？还是能达能立、不怨不尤的处世态度？到底是什么让他顽强渡过数次生死劫难的呢？

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七日夜，曾国藩偶得一联，其下联是“死中求活，淡极生乐”。那时他六十一岁，距离他去世仅剩一年零十七天。

我们就先从他去世的那一刻讲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