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国档案管理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我国档案管理的发展历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档案事业发展已走过七十多个春秋。2023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政务服务的决策部署，认真做好政务服务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工作，推动各行业各领域政务服务电子文件从形成办理到归档管理全流程电子化管理，有力支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1]
随着现代社会的持续变迁和科技的持续创新，档案管理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本章旨在对我国档案管理发展历程以及现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以期为今后的档案管理工作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从而推动我国档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中国历史是一部历史悠久的文明史册，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历史演变使得中国有着宝贵而丰厚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见证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与文化，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完整信息，总结过去的辉煌成就，指导现在和未来，是珍贵的文化资源。[2]档案的起源与发展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密切相关，档案的发展历史反映了人类记忆的发展脉络与生产水平变化。档案管理涉及很多领域，如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其发展历程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通过回顾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能够感受档案工作建设的艰辛不易，掌握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3]随着时代的变迁，档案和档案事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节梳理了中国档案管理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其中的有益经验。
一、古代档案管理
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档案管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文书档案工作总体上经历了探索、形成与逐步调整的演变过程。我国的档案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古代文献中，对夏朝档案工作有确切记载，商朝档案工作则有大量出土的甲骨档案作为证明。夏、商、西周时期，档案主要由史官保管。西周出现了中央政府设立的正规的档案机构——天府，保管文书档案的正本，负责管理天府的史官称“守藏史”，而文书档案的副本则由秘书机构太史寮中的太史、内史、御史等保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管理档案的官员名称不一，赵国称御史，齐国称掌书，秦国称尚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央设三公、九卿，九卿少府中的尚书是专管文书档案的官员。西汉御史府是中央政府主管文书档案的重要机构，御史中丞主管宫中兰台的图籍秘书，令史是实际的管理人员。东汉时尚书台成为主管文书档案的中枢机构，档案由尚书主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逐渐形成三省制，并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外另设“秘书省”，主要管理历朝档案和本朝档案。隋朝在秘书省内设立了“史馆”，是专门的档案机构，唐代的史馆收集了大量历朝和本朝档案，并根据档案资料编修了从晋到隋的八朝正史。宋代从中央政府各部门到各地方官府，普遍设置了专门保管档案的“架阁库”，其主管官员称“管勾”，档案人员称为“守当官”“勾当官”。唐、宋之后，由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档案管理得以快速发展。元朝沿袭了宋、金架阁库制度，在各级官府中普遍设置了架阁库，专门保管办理完毕并经检察机关检查过的文案。清朝中央和地方档案工作机构一般称为“清档房”“档房”，专门从事文书处理和保管档案的人员称为“书吏”。
（一）夏、商、周时期
文字的产生是档案形成的基本条件，而阶级、国家的出现是档案形成的社会条件。夏朝的建立，催生了为管理国家而形成的文书与文书管理工作，即档案工作的前身。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说明夏朝不仅产生了档案，并且还有保管档案的官员。[4]
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表明，约在公元前13世纪殷商武丁时期，王朝的档案已经是集中保管了，并有了类似“归档”的制度和初步的整理。商朝甲骨档案是我国最早的官府文书，亦是我国目前最古老的历史档案。[5]商朝的甲骨档案主要保存在宗庙的地下库窖中，这些库窖宽3—4米，窖深一般都在地下约2米，基本上与外界隔绝，可以有效防火、防震、防紫外线等。因为深入地下，昼夜温差变化不大，这对档案保护十分有利。夏商时期的宗庙和地下库窖虽然比较原始，但是它们开创了中国建造档案库房的历史。此后，历代王朝相继建造了更完善的档案库房。甲骨窖穴除藏有甲骨外，还贮藏有谷物和各类器物。甲骨在文字学界被称为甲骨文，考古学界称之为出土文物，图书馆学界说它是罕见的图书，档案学界把它看成最古老的档案。有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保管甲骨卜辞等文书档案的机构是《周礼》中记载的周王朝的档案管理机构——天府。凡国家贵重的宝器物品和重要簿籍都由天府保管收藏，负责管理的官员称守藏史或柱下史。著名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任此职。《说文解字》中有，“府，文书藏也”，且古代又尊王者为天，这就是宗庙收藏机构被称为“天府”的原因。天府隶属于春官，执掌祖庙的守藏。[6]
（二）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档案收集工作，设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官员。多数国家都明文规定：凡本国颁发的册令、各国间的往来文书，以及本国和他国各项政治活动的记录等都要收集起来，交史官保管。[7]春秋战国时期的档案工作大体沿袭西周制度，但这一时期的档案工作也相应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档案之间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在各国动乱及政治斗争中，大量档案被毁坏，如盟书、丹书（以朱笔记载犯人罪状的文书）等。另一方面，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建立新制度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档案，如律法档案（刑书）、赋税档案（计书）等。春秋后期，各国保存档案的机构名称不尽相同，如《左传》中有记载齐国的档案库房称为“祀庙”，鲁国将盟约等重要文书存于国家档案库“盟府”中等。此外，由于连年战乱，大量档案散落在民间，被私人收藏于各自家中，但与此同时，也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私人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的先河，如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型的档案汇编《尚书》。
（三）秦王朝
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为加强中央集权形成了一套尊君抑臣的封建制度。秦始皇在兼并六国时收缴了各诸侯国的大批档案，运往咸阳宫收藏，并设专门官员掌管。建立官府收藏机构，称为“明堂”“石室金匮”等。秦以法为治，尤重律法档案，中央禁室是秦殿中的律法档案保管机构，秦律法档案除正本外还有多份副本，其中一份收藏在中央禁室，封以禁印，不准私启，由少府派遣尚书管理。其他的副本保存在丞相、御史大夫府与地方州县。档案库房的管理有严格的防火要求，《内史杂》中规定，不准把火把带进收藏档案的府库；库房由专人轮流值夜看守，令史则巡察其衙署的府库；库房经检查无火源后，才可关闭；如果要建新的吏居，也不得靠近档案库房。九卿是分掌中央政府各部门事务的办事机构，其中“少府”掌皇室财物及杂务，并掌皇帝文书档案，“少府”下的“尚书”是在殿中主管收发文书和保管图籍的臣子。此外，其余八卿，即掌宗庙礼仪、史官记事、天象、文化、医药等事务的“奉常”，掌皇帝侍从警卫的“郎中令”，掌宫廷警卫的“卫尉”，掌皇帝舆马及马政的“太仆”，掌刑法的“延尉”，掌皇族事务的“宗正”，掌外交及少数民族事务的“典客”，掌赋税财政的“治粟内史”，均各自掌管本机构内的档案。[8]
（四）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无论从数量种类还是规模上，档案的集中都是空前的，因袭秦制，特别重要的档案藏于“石室金匮”之中。砖石材料具有良好的隔热保温性能，可以避免室内温度受到室外温度急剧变化所产生的不良影响。金石材料坚固且不会生虫，利于防火、防虫。西汉时期，皇宫内建有藏书的石室，作为中央档案典籍库，称为兰台，由御史中丞管辖。东观建于东汉，是收藏诏令、奏章、图籍的皇家档案库。汉代后期，东观逐渐取代兰台成为朝档案典籍收藏之所。汉代在宫殿内外均设立了专门保管图书档案的库房，西汉的麒麟阁、天禄阁等，东汉的石室、宣明、鸿都等，这些都既是中央档案库，又是皇家藏书阁，也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据《三辅黄图》[9]记载，石渠阁的四周筑有石渠，渠中放水以保安全。兰台是隶属于御史府的档案典籍库，其典藏的档案包括诏令、奏章、律令、地图等，内容十分丰富。东观位于东汉时期洛阳南宫，也是东汉王朝收贮档案典籍的地方，不仅藏书极为丰富，还存有大量诏书、奏折、功状及人事档案等。[10]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频繁，两汉时统一的档案机构不复存在，档案改而保存在秘阁（也称秘府）。秘阁保存有图书、地图、天文历法及文物等大量档案材料。秘阁档案来源包括抢占被征服者的秘府档案、购买民间所有的档案、接受民间进献、借抄私人所有的档案、收藏私人撰写的史籍等。档案副本制度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受到广泛重视。[11]然而，档案管理工作并没有因缺乏安定发展的条件而停滞不前，尤其在档案的制作形式、保护技术等方面都有改进创新，真正起到了上承秦汉和下启隋唐的重要作用。魏、蜀、吴、西晋仍遵汉制，设东观作为集中贮存档案图籍之所。北魏迁都洛阳后，也有东观之设，但兰台仍然发挥作用。宗庙也是重要档案典籍的收藏之所。各王朝中央的尚书、中书、秘书等机关也都聚集了一大批档案典籍。随着纸张逐渐普及，简牍至南北朝时已基本绝迹。在今新疆吐鲁番发现了东晋南北朝的文书，被称为吐鲁番文书。[12]
（六）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辉煌灿烂的时期。朝廷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新体制。唐高祖时曾设置修文馆（626年改为弘文馆，705年改为昭文馆），收藏档案典籍。唐代除政务文书外，专门档案主要有记注档案（古代君主活动的原始记录，录入君主言行之事）、甲历档案（官员人事档案）、赋役档案、舆图档案、律法档案等。敦煌石窟遗书和吐鲁番文书是近代以来发掘的具有重大价值的档案代表。在众多的档案类别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官员人事档案——甲历[13]。唐太宗李世民经历了隋朝的灭亡，深谙君民之道，特别重视保管官员人事档案，在三省机关中都分别设置了专门保管官员甲历档案的专职管理机构——甲库[14]。
（七）宋朝
宋朝国家机关普遍设立的架阁库，是近现代机关档案室的雏形。架阁库是宋代各级国家机关设置的保管现行档案的专职机构。宋初，在唐弘文馆的基础上，秘书监和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等机构贮存档案文件。宋太宗年间，三馆合称崇文院，崇文院中堂建秘阁贮存档案典籍。崇文院、秘阁是王朝中央收藏档案典籍的馆阁。此外，宋朝还设有中央档案库，称为金耀门文书库。金耀门文书库主要收贮三司、六部的档案，这些档案在本衙置架阁库贮存一定时期之后，要送交金耀门文书库收存。随着三省制在元丰改制[15]后的重新确立，中央三省及地方各府、州、县中均下设有文书档案机构。与此同时，以架阁形式保存文书档案的专职机构——架阁库也在全国各级机关建立起来，架阁库在档案的登记和整理、鉴定和销毁、移交和保管上均有明确的规定。[16]宋代架阁库的创立，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也使档案保管装具发生变革。架阁库采用架阁贮存档案，架阁由数格构成，多层放置，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既便于保管、查找和利用，又可大大增加保存档案的数量，还节约了费用。楼式建筑能够防止档案受潮霉烂，但木质材料不耐火，且易受白蚁等害虫的侵害。
（八）元朝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中统元年）夏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七年立尚书省，罢制国使司。由此可知，元朝中书省架阁库是在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建立的。中书省设有架阁库、蒙古架阁库和回回架阁库；六部分置左部（吏、户、礼）、右部（兵、刑、工）架阁库。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关，以及各行台、行省、路、府、州、县都设置有架阁库，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元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军事强国，元世祖时各项典章制度的建立大都借助于金和宋遗留下来的典籍案牍，也沿用了架阁库制度。[17]
（九）明清时期
明朝建立后，机构设置趋于统一，全国政务改由六部负责，中央机构内及各地方官府都普遍设有架阁库和照磨所[18]。由史书记载的粗略统计，仅有名可考的地方架阁库就有300多处。此外，据《明会典》记载，中央还设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为了长期保存赋役黄册档案，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参与建造后湖黄册库的筹划。后湖黄册库这种前后通风、便于晾晒、防潮降湿的特殊布局建筑的诞生，标志着国家规模的专门档案库房在明朝有了空前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皇家档案库建筑群，距今有480余年的历史，延续了中国传统的“石室金匮”理念建造而成，柜内曾收藏列朝的实录、圣训、玉牒，以及《永乐大典》副本、《大清会典》等重要档案文献，这些档案均收贮于楠木制作的鎏金铜皮包制的金匮内。清朝档案库房建筑基本沿袭明朝，皇史宬仍然是清朝皇帝的御用档案库，另外还设置了内阁大库、清史馆大库等，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19]
二、近代档案管理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档案学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开始逐步向科学化的形态演变。在民国时期，战乱频繁、经济困难等种种原因导致国家档案管理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大量的国家档案资料遭到破坏和失窃，档案管理工作也由于政局的变化而屡屡中断。然而，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中国档案学者依旧不曾放弃，他们坚持探索和研究档案管理的先进经验和理论，为档案管理提供支持和指导。20世纪30年代，中国档案学者开始吸收古代先贤的文书档案管理思想精华，并学习西方档案学理论，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他们在总结、改革档案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提炼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档案学思想。这些思想被广泛应用于中国档案实践中，并产生了一批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档案学经典著作，由此奠定了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基础。
我国档案学思想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形成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环境的变化、档案工作的积累、档案意识的形成、国外档案学思想的引入，以及我国档案教育系统的创立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我国近代档案学思想的形成。
档案工作的不断积累和发展，使得档案学思想在实践中孕育和成长。随着档案意识的逐渐形成，人们开始重视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对档案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国外档案学思想的引入，为我国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了档案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在这一时期，我国还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档案工作相关的规章和制度。这些规章和制度的出台，为我国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它们不仅规范了档案工作的流程，还提高了档案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为中国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一历史阶段，传统的档案思想与现代档案思想相互交融、相互碰撞。这种交融和碰撞，不仅开拓了近代时期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更构建了独特的档案学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既包含了对传统档案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体现了对现代档案思想的吸收和创新。近代是我国档案思想从旧形态向科学形态演变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档案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重要突破，还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成就为我国档案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20]
中国在近代时期经历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对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档案法规也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演进过程，正是在内部缓慢变迁与外部剧烈碰撞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并不断演变的。对于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研究，学术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近代档案法规的特点、演变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与外国档案法规的比较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近代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知识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思想重建、道德重塑、知识重构以及传统资源的重组等现象层出不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档案思想也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过去的档案，仅限于少数人掌握。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档案逐渐从神秘的殿堂走向公众视野，成为宝贵的资源，档案的地位获得了显著的提升。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档案思想的进步，也反映了社会对档案价值的重新认识。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旧档无用”，档案往往被“藏于金匮”，鲜少有人问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档案与政治、学术息息相关，是国家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在档案管理方面，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人们开始积极担负起保存整理档案的责任，确保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源得以传承和发扬。
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档案的文化价值和在哲学上、科学上、道德上的意义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开始深入挖掘档案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其在哲学、科学、道德等领域的重要价值。这种对档案价值的重新认识，形成了独具近代时代特色的档案思想。
因此，我们有必要抓住并深入研究近代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通过对近代档案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现今的档案学问题，推动档案事业的持续发展。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传承文化，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近代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统一。
1.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
近代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鲜明地体现在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上。在传统的档案保管和管理方式中，由于历史、技术和认知的局限，存在一些不科学、不规范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档案分类的模糊、保管条件的简陋、检索手段的落后等，影响了档案的有效利用和长期保存。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近代档案思想应运而生。它强调科学、规范、现代化的建设理念，是对未来档案管理方向的明确指引。近代档案思想注重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和规范，确保档案的安全、完整和可追溯性。
在近代档案思想的指导下，档案管理工作开始逐步转变。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而是逐渐融入新的元素，实现科学化的分类、系统化的整理。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也使得档案资源得到了更充分、更有效的利用。
近代档案思想所强调的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实际上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它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而是在保留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引入先进的理念和方法，使档案管理工作更符合时代的要求，更符合人们的需求。这种统一不仅体现在档案管理的技术和手段上，更体现在档案管理的理念和文化上。近代档案思想所倡导的科学、规范、现代化的建设理念，已经成为档案管理工作的基本准则和追求目标。
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近代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单纯的理论研究或实践操作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成效，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才能产生实质性的推动力。在近代档案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这种结合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档案管理理论也在不断更新。从档案的分类、存储到利用，每一步都伴随理论的探索和创新。然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没有实践的检验，理论往往显得空洞和无用。近代档案思想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不仅关注理论的构建和完善，更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检验。
在近代档案思想的指导下，档案管理实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先进的档案管理理论为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支持；另一方面，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为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这种良性的互动使得档案管理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相互完善，共同推动了档案管理工作的进步。
近代档案思想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档案管理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涵盖了档案管理的各方面，还注重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和协调。这种体系化的档案管理模式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更科学、更规范、更高效，为档案管理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
近代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表现在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上。在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中，档案管理往往被视为一项由国家或组织统一负责的任务，个体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对档案管理发展起到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然而，随着近代档案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档案管理中的重要性。近代档案思想强调以人为本，这意味着在档案管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个体的需求和意愿，激发其参与档案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培养个体的档案意识和责任感，使其能够自发地参与到档案管理工作中来，变被动为主动。在近代档案思想的指导下，档案管理工作开始注重培养个体的自觉性。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个体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和理解，使其能够自觉地遵守档案管理规定，规范自己的行为，确保档案的安全和完整。
这种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更具有活力和创造力。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档案管理工作不再是单一、刻板的任务，而是变得丰富多彩、充满挑战。这种变化不仅提高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也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近代档案思想也认识到自发性与自觉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个体的自发性可以激发其自觉性，而自觉性的提高又可以为个体的自发性提供更多的动力和支持。这种统一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上，也体现在档案管理工作的整体层面上。
4.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统一
近代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还表现在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统一上。档案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历史悠久且不断发展的工作，本身就体现了进步与局限的交织。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技术的革新，档案管理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但也面临各种挑战和限制。近代档案思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矛盾现象，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它通过对历史上档案管理工作的深入剖析，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可能涉及管理理念的落后、技术手段的局限、制度规范的缺失等。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近代档案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措施和发展方向。
在进步性方面，近代档案思想推动了档案管理理念的创新和升级。它摈弃了过去陈旧的管理观念，引入了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使档案管理工作更科学、更高效。然而，进步并不意味着摆脱局限性。在档案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档案资源的庞大和复杂使得管理难度增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档案管理存在差异，难以统一标准；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等。这些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近代档案思想正视这些局限性，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尝试，寻求突破和解决方案。它强调在认识局限性的基础上，积极应对挑战，努力克服困难，推动档案管理工作不断向前发展。这种对进步性与局限性的辩证认识和处理方式，使得近代档案思想在指导档案管理工作时更全面、更深入、更具有针对性。
综上所述，近代档案思想的时代特征是放在近代时期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和分析的，它在外在形式、内在实质、主体意识、客观效果上具有其特殊的时代特征，在近代国家档案事业建设中得到了证实和实践，虽然在程度和范围上来看，还显得狭窄和不足，但是在近代档案思想的影响下，近代国家档案事业建设在各方面已经崭露头角并在不断发展。[21]
（二）近代档案史料的挖掘和利用
近年来，对中国近代档案史料的挖掘和利用越来越成为档案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内档案史料和海外档案史料两个方面。在国内档案史料方面，研究人员主要关注档案史料的发现与编纂、档案史料的真实性、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以及档案史料散佚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档案史料被发现和编纂出版，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研究人员也在不断探索档案史料的真实性问题，提高档案史料的可信程度。此外，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旨在充分发挥档案资源的作用，为社会各领域提供历史参考和借鉴。同时，档案史料散佚问题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他们致力于寻找散佚的档案史料并加以整理和保护。在海外档案史料方面，研究人员主要关注在外国收藏的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资料，如外交文书、商业文献、照片图像等。这些档案史料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外交往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地理距离、语言限制等原因，这些档案史料的获取和利用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并采取各种措施来获取和利用这些海外档案史料。
丁华东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我国档案史料大发现的年代，殷墟甲骨文、西北汉晋简牍、敦煌经卷文籍、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以其夺目的光芒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为之轰动。这次编纂高潮在继承我国档案史料编纂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史料观来编纂公布档案史料，逐渐形成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因此，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22]中国近代档案史料浩如烟海、错综复杂，给利用档案史料研究的史学带来了困难。因此，近代档案史料的考证工作是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档案史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历史的原貌，这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代以来，中国的档案法规与古代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相互交织的矛盾与冲突。在论及中国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动因这一问题时，刘迎红认为其动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的扬弃是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的客观基础，经济形态的转变为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奠定了物质基础，封建制度的解体为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奠定了社会基础，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对档案法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23]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多元融合、不断创新的过程。其思想基础与理论体系，主要来源于对中国古代档案学萌芽的继承、对相关学科与欧美诸国经验与技术的借鉴，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创新探索。
首先，继承中国古代档案学萌芽的思想成果是近代中国档案学形成的重要基石。古代档案学虽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丰富的文献积累与初步的理论探索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遗产。近代档案学者对这些古代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整理，系统地总结了古代档案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适应近代社会需求的档案学理论架构和工作体系。这种继承不仅是对古代智慧的延续，更是对档案学传统的尊重与发扬。
其次，借鉴相关学科和欧美诸国的经验与技术是近代中国档案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与科技的进步，近代中国档案学开始积极引进外来经验与先进技术，如图书馆学、历史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欧美国家在档案管理与维护方面的先进经验。这些外来元素与本土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档案学的方法论，也推动了档案管理与维护工作的专业化和精细化。
最后，结合中国实践的创新探索是近代中国档案学发展的鲜明特色。近代中国档案学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与档案工作实践，对档案管理与维护中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近代档案学者不仅深入发掘实践中的问题与挑战，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理论体系。这种结合实践的创新探索不仅推动了档案工作本身的发展与完善，也为社会提供了更高效、更便捷的档案服务。
（三）近代档案学的来源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来源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基于实践，缺乏体系；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百家争鸣，主体众多。首先，在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实践是其来源的重要特点。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人们对发掘历史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档案资源的利用也变得越发重要。因此，在实践中，人们不断探索、总结并创新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其次，在中国档案学的来源中，中西合璧是一大特点。近代中国的档案学理论、方法、体制等都受到西方档案学的启示。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档案学也有其独特的思想和方法。这种中西合璧的现象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最后，中国档案学的来源还表现出“百家齐鸣，主体众多”的特点。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和思想家。这些主体各具特色，相互交流、互相借鉴，推动中国档案学的发展。
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档案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档案事业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诸多领域的发展。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对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也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提供了启示与借鉴。近代中国档案事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下：其一，对政治方面的影响。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国家机关的行政效率。其二，对经济方面的影响。档案记载了经济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反映了各行各业生产经营和组织管理活动的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其三，对文化方面的影响。档案事业的发展在某个层面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这种反映主要体现在档案的本质属性上，即原始记录性。档案事业的发展为近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24]
（四）对现代档案管理事业的启示
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它不仅涵盖了档案学科本身的进步与完善，更扩展到档案法制建设、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等多个维度。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它已经成为档案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为社会的知识积累、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档案法制建设在保护档案资源、确保其合理合法利用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它不仅规范了档案工作的流程，还保障了档案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同时，借鉴和吸收先进的科学理念是推进档案事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引进国内外档案管理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不断提升档案工作的科技含量和专业化水平。
研究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特点，其意义远不止于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入挖掘历史经验，我们可以为解决现代档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近代档案事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面对数字化档案建设这一新领域时，我们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善于将新技术与传统档案管理相结合，以适应信息时代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全面重视档案科学的发展，加强档案法制建设，促进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并通过借鉴先进科学理念推动档案事业的现代化进程。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履行档案管理职责，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三、现代档案管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为档案管理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档案管理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因此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档案管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为了规范和完善档案管理的体制和制度，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等，确立了档案管理的基本框架和机制。除了法律法规的完善，中国档案学的教育和研究也呈现出迅猛发展和壮大的趋势。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高度重视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纷纷开设档案学课程，加强档案学学科建设。同时，档案学研究者也积极探索新的档案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推动档案管理向现代化、科学化方向迈进。在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我国档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档案管理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健全，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档案管理技术和手段不断更新。这些成就不仅为我国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档案管理的创新与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助力。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档案管理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档案管理事业将继续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现代档案管理的特点
当前社会正经历着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这使得档案管理领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档案管理工作，需要确立一个完善的档案信息体系，以支撑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现代档案管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首先，现代档案管理需要全流程化。这一要求意味着需要对档案的管理进行全面规划，包括统筹计划、细致组织收集、全方位汇总整理、专业存储保管、有效利用传播以及及时监察管理等多个环节，以确保每个步骤都能够得到细致的关注和恰当的处理，从而确保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可追溯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其次，现代档案管理的环境正在日益向大数据智能化转变。在大数据浪潮的推动下，迫切需要实现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智能化的信息检索、智能化的数据比对以及智能化的知识发掘等功能，这些将共同助力实现人们对档案数据更高效、更精准的管理和利用。这一转变不仅将提升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还能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再次，现代档案管理要求高度专业化。要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就必须关注大量微观细节。因此，需要一支高水准、拥有专业技能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团队来确保档案管理全流程的顺利进行。唯有具备专业素养的团队，才能有效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稳健进行。
最后，现代档案管理需要安全保密化。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需要更重视档案信息的安全性。要确保档案信息不被非法泄露或受到不良影响，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来保障档案信息的安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现代档案管理已经从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转变为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现在，电子档案已经成为主要形式，并且可以实现档案信息的快速处理、存储、检索和利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信息服务水平。在现代档案管理中，我们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文件存储和检索，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档案管理系统，包括档案的收集、整理、分类、保管、利用和销毁等全方位管理，以确保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得以永久维护。
综上所述，现代档案管理具有全流程化、大数据智能化、专业化和安全保密化的特点。只有建立完整的档案信息体系，并且注重人才培养和安全保障，才能更好地实现档案管理的目标，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现代档案制度的发展
1.起步阶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档案工作一直备受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成立了档案科。1951年5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为档案馆，为历史档案的保存和利用奠定了基础。1952年4月，中央政府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档案专业，为培养档案干部提供了有力支持。同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成立了档案班，标志着新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诞生。1954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设立国家档案局，为全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组织保证。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印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为全国档案事业的建立提供制度保障。同年，国务院和高等教育部决定将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升格为档案系，为全国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持。195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档案工作的法规文件，也是我国档案法规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11月，中央批准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下设党的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并于1959年10月正式开馆。同时，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也在1959年召开，会议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工作水平，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这标志着档案工作的重点从收集保管转向开发利用。会议强调让档案和档案工作在经济建设、工作查考、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作用，以突显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2.恢复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后，档案事业有序开展。全国各地档案工作者掀起学习与研究档案学的热潮，国家档案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开始举办各类档案业务讲座、培训班，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与专业能力。1979年，曾三、张中、裴桐、吴宝康、韩毓虎等21位档案界人士发起筹备档案学术研究团体——中国档案学会，各省（市）也陆续成立具有地域工作特色的地方性档案学会，全局性、系统性拓展着档案事业的各项工作。198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明确档案工作是一项重要的专门事业，为今后开展档案工作、发展档案事业提供准则和指导。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为档案开放利用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1980年7月，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召开，《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在会上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后颁布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科技档案工作的开展。
3.法治建设时期
1987年，我国首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该法成为档案工作法律保障管理的重要依据，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1999年，我国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和指引全国档案事业的各项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的基本规定及指导下，1995年，中国第一部地方性档案法规《上海市档案条例》经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此后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档案法规。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决定，对档案法的内容作出调整与修改。同时，档案领域根据全国档案工作情况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档案工作实际与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特点，陆续制定了各类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与地方性规章等，为档案工作发展与档案事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4.创新发展时期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为深入推进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基本遵循，重点在档案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等方面持续发力，强调档案工作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领域的作用。2016年，国家档案局印发《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对档案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迈入新阶段，档案事业也得到了创新发展。2018年，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档案管理体制由“局馆合一”转向“局馆分设”，促进档案局馆准确定位和局馆协同发展，推动档案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发展与健全完善。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将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全面推进“四个体系”建设提供明确方向和目标。
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档案工作环境和要求发生巨大变化，多重因素推动档案法修订。2020年，全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正式颁布并施行，这是对国家发展需要与社会建设需求的适应性调整，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档案和档案工作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并且，与之相配套的档案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在档案领域形成了“依法管档、合法行政、规范运行”的良好氛围。由此可见，我国由早期的档案“法制”建设逐步转向顺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档案“法治”建设，与新时代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发展相适应，为档案事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保障，为中国档案事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5.档案建设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档案馆建设稳步推进，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到专业、从实体到数字的档案馆网。特别是在民生档案、革命历史档案、红色档案、科技档案等各类档案资源建设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例如，众多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民生档案归集进馆，有效拓宽了档案资源的收集范围，真正做到了“为民建档、为民服务”。同时，启动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工程、档案文化遗产影响力提升工程等。数字档案馆（室）建设不断推进，建成一批国家级示范数字档案馆（室），驱动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实现了信息化建设与档案工作的深度融合，支撑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相关要求，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档案智库，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2022年，国家档案局启动档案系统“三支人才队伍”评选，有助于建设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档案人才队伍，有利于激励档案工作者在新征程新阶段有所担当、有所作为。与此同时，全国档案高等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已有38所大学开设了档案学专业，建立了完善的本科、硕士、博士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擘画蓝图，为中国档案事业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档案部门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的指引下，深入贯彻实施档案法，全力推动“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落实。紧紧围绕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聚焦社会发展需要与人民群众需求，不断创新档案工作体制机制，提升依法管档治档水平，强化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全面记录好留存好新时代新征程伟大奋斗历史，管好用好各类档案资源，提升新时代档案事业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能力与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成为档案事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强基工程和科技兴档工程势在必行。新时代，档案部门更要坚决践行“党管档案工作”的原则，强化历史担当，讲好中国故事，坚定人民立场，推动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提升档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社会民生的效能。档案工作应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精神，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助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档案强国战略目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赋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