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宋之变

以上说的是早期文学、中古文学的特点，接下来要讲唐宋之际的转变。中古时期的贵族制度和贵族文化，使文学具备悲哀的情调、产生形式的探索，到隋唐以后，随着社会的巨变，文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描述唐宋之际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型的状况，这一历史学领域的大判断，从文学上看也很有道理。唐代“安史之乱”后，脱离了贵族社会语境的文学逐渐发展出新的样貌。

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早年写过《初唐诗》《盛唐诗》两部书，都有中文译本。他认为从初唐诗到盛唐诗的转变，可以概括成从“宫廷诗”到“都城诗”的变化，由所谓court poetry变为capital poetry，经历了范围扩大的过程。南朝时期，文学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宫廷，到唐代扩大为都城，来自各地的诗人会聚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追求文学声誉，就像现代人跑到纽约百老汇或好莱坞，想要撞大运，获得舞台、荧屏上的成功。陈子昂摔琴的故事就很典型，他刚从四川到都城长安时，怨恨没有人赏识自己，为了造就名声，就花重金买下一张名琴，召集众人来家里听，宾客会聚以后，他突然把琴摔个粉碎，说自己的诗文比琴技高明得多，只恨无人欣赏。这一惊人之举很快奏效，陈子昂一夜成名。倘若陈子昂在家乡摔一张琴，没有谁会理他，而到长安去摔琴，影响可就大了，可见当时的都城确实是文学中心。对于宇文所安的观点，许多学者有不同看法，但这条基本线索是有道理的：随着贵族社会逐渐向平民社会转变，文学活动的场域从宫廷扩大到都城。

除了文学活动场域的变化，从事文学之人的身份也在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往往都是很有身份的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许多是贵族出身；但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文学家是平民身份，出身于新兴的家庭。比如李白就是个来历不明的人，我们大概知道他出生在碎叶，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早年回到四川，父亲是商人，可能有胡人血统，但更具体的情况，就无从知晓了。他实际上来自传统文化圈子之外，此前这种情况非常稀少。

宇文所安的另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他说今人心目中最伟大的盛唐诗人李白、杜甫，在当时的诗坛上其实是外来者，是主流之外的人。真正文坛的主流，是王维这样的人，他的家族、从小所受的教养、生活的道路，都处在主流文化圈当中。而李白、杜甫等外来者的登场，也标志着唐代社会与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

唐代以后，文学发生了两大转变。首先，情感不再局限于悲哀，而是开始多元地发展，借用吉川幸次郎的话，可以说是“悲哀的扬弃”。我最喜欢的中国古代文人有三个：一是陶渊明，我觉得他是中古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除了情感表达之外，具备高度的理性，达到情和理、情和智的平衡，对自己的生命价值、生活道路，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到唐代，我最有兴趣的其实是白居易，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定是“中人”，代表一种“俗”的生活方式，而对世界、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体会到趣味，达到平衡的状态；到后期，我很喜欢苏轼，虽然不研究宋代，但我觉得苏轼比白居易的境界更高，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一生经历了很多波折，也有得意的时候，但基本上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陶渊明、白居易、苏轼这三位文人，都可以说是“完成”了自己。

我甚至认为，李白、杜甫两位伟大的诗人，对自己都没有特别清楚的认识，没有完全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没有“完成”自己。而陶渊明、白居易、苏轼做到了，他们理解了生命的挫折和有限之后，并不悲观，而是保持包容的态度，用李叔同临终前的表述，就是认识到生命是“悲欣交集”的。这里可以提到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英文标题为The Gay Genius，意思是乐天的天才，这个总体把握非常到位。苏轼虽然晚年被贬谪到海南岛，获得赦免后北归，走到常州武进就逝世了，可以说是很悲惨的，但在文学作品中，他能化解一切、包容一切，这非常伟大，也体现了非常典型的唐宋时代精神。

第二大转变是文学形式对文学表现的影响。以诗歌为例，六朝时期写的是古体诗，篇幅灵活，可以写十句、十二句甚至二十多句，非常自由地展开；后代的诗固然也有很长的古体，但总体而言近体诗更盛，篇幅有限。其实文字和表达始终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存在“言不尽意”的问题，即有限的文字无法充分地表达复杂多元的内容，从而破坏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多指向性；另一方面，倘若文字过多，又产生形象大于意义的弊端。关于六朝诗和唐诗的区别，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的一篇短文有个精妙的说法，他认为六朝诗带来的是一种持续的感觉，逐句读下来，能体会到诗歌的长度和流动过程，而唐诗是燃烧着的，力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绽放光彩。近体诗只是一个例子，并非唐宋之后就不存在篇幅长的古体诗，像排律这样的大作品也是有的，但总体上看，诗歌的篇幅、形式要求增多了，需要诗人用有限的文字表达无限的内涵。这样一来，诗人的表达变得比较简约，往往抓住最突出的特征来写，发议论也只是一两句话。比如李白《赠汪伦》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前三句的叙述和场景描写，以及最后一句议论，都极为浓缩。再比如他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首诗并不明写别情，而是将离愁别绪浓缩在最后两句当中，用孤帆、长江的形象来表现。

这种浓缩的写法并不是唐代才有，前人已有意识地这样做了。比如陶渊明的《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全诗表现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到结尾处，诗人也意识到言不尽意的问题，于是通过“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进行形象的呈现，在飞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昼夜轮转的自然规律中，蕴藏自己体会到的“真意”。唐代以后，随着诗歌形式要求的提高，这种写法就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