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为经典诗人的雪莱
第一节
雪莱是谁？
如今，讨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是谁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需要重新认知主体性概念。这个主体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恒定的个体，而是一个心理的疆域（psychic terrain）。在这个疆域中，评论者持的态度、阅读的方式、固有的观念，这些因素不断重复交叉，产生出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在时间上并非固定不变，是随着时间和所有可能的变化（该变化有可能是矛盾）不断累积而成。事实上，关于雪莱生平经历的看法称得上混乱和矛盾。而正是这种混乱和矛盾，见证了将雪莱这一人物固定下来的困难。[1]
雪莱是谁？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他是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为“不道德”之名所困的年轻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有复杂情爱经验的青年，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一个早逝的父亲。1792年8月4日，雪莱生于英国萨塞克斯郡（Sussex）的菲尔德庄园（Field Place），根据当时的长子继承制每年有6000磅的收入。6岁开始读书，12岁转学到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曾被称作“疯雪莱”（Mad Shelley）。18岁雪莱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深受当时的思想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影响而渐渐接受当时流行的无神论。1811年，因发表《论无神论的必然性》[2]（The Necessity of Atheism），声明自己是无神论者而被牛津大学革退。后来与一位名叫哈丽雅特（Harriet Westbrook）的小咖啡店店主的女儿结婚，婚后曾赴爱尔兰参与政治活动。后与葛德文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的女儿玛丽（Mary Godwin，1797-1851）相爱并私奔至欧洲大陆。1816年11月哈丽雅特自杀，12月雪莱与玛丽成婚。第二年雪莱被剥夺对前妻所生两个子女的抚养权。1818年雪莱夫妻二人永远离开了英国。1822年7月8日，他在意大利的斯佩齐亚海湾（La Spezzia）溺水而亡。这一天，距离雪莱30岁生日只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雪莱的突然离世令人震惊，也给他蒙上了“神秘的面纱”。玛丽·雪莱和李·亨特（Leigh Hunt，1784-1859）等朋友[3]在其死后不遗余力地热情介绍，为雪莱声名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逐渐成为一个传奇。后来的传记作者们[4]，通过种种努力，来洗刷雪莱在生前被指控的不道德、无神论等思想。许多评论也试图通过将他的不道德阐释为另外一种更高的道德，将他的无神论解读为一种基督教的新的、更高贵的形式，来消除对于他的那些严厉的批评和指责[5]。200年来，这些努力，和那些持续存在的批评和指责混杂在一起，不断建构着雪莱。
作为一个被贴上浪漫主义标签的经典诗人，雪莱和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济慈（John Keats，1795-1821）一起，被称作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阿瑟·昂·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1873-1962）主张“应把几乎是无限的多样性作为浪漫主义的主导原则。他说，多样性是对18世纪追求单纯和普遍性的艺术思想的反拨，后来的艺术家把那种整一性打成无数个性化的碎片”[6]。因此，雪莱身上所体现的浪漫主义，可被视作浪漫主义碎片之一种或几种。从最初霍格将其描绘为“佛罗伦萨大壁画上所画的诸圣”[7]，到罗马的墓碑上镌刻着的铭文“众心之心”（Cor Cordium）；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眼中“一个美丽而不起作用的安琪儿，在真空中徒然拍打着他那闪着星光的银色翅膀”[8]到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9]眼中“生来是光明的战士和儿子，是一个长了翅翼、佩着武器、准备从事天使工作的天使长”[10]；从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希腊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到马克思眼中的“革命家”“社会主义先锋队的一员”以及恩格斯眼中的“天才的预言家”……每一种评论的碎片，折射出的都是不同历史场域和思想脉络下评论者眼中的雪莱。然而，简单罗列批评家们只言片语的判断并无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雪莱，每一种抽离的简单化只会遮蔽和扼杀历史的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将雪莱重新置于他所处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认识雪莱到底是谁。
一、无神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雪莱在1812年1月10日写给威廉·葛德文的信中说：
《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是葛德文写于1793年的作品，理论的基础是理性主义。他认为人是理性动物，理性应当主宰一切。实现政治正义的前提是人类生而平等。在政权问题上，葛德文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政权是一种强制机构，政府是一种正规的强力，是一种弊害，任何形式的政权总是侵犯个人的独立见解和良知的。他对革命一方面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又认为，革命本身永远包含着暴力，因此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暴力和不顾一切的狂热比任何东西都更应该加以反对，一切都可以依靠知识的平静而健康地发展，而拥护政治正义的开明人士的职责主要只在于经常留意不断努力来促进这种发展。”[13]
雪莱在信中提到的“一本小册子”指的是自己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论无神论的必然性》。在文中，他正式宣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必须有三方面的证据，即：感觉经验、理性以及圣书上的“见证”。但根据他在文中的考察和论证，其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成立。[14]在19世纪初的英国，宗教就是政治的某种化身，雪莱抨击宗教，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抨击当时的政治环境。正像雪莱信中宣称的那样，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根本上影响了我的个性”，他成了葛德文的弟子。事实上，大学时期的雪莱并非仅仅接受了葛德文一个人的影响，根据他的大学同窗霍格回忆，除了读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之外，雪莱还读过休谟、伏尔泰、潘恩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1812年，20岁的雪莱带着新婚的妻子到了爱尔兰，发表了小册子《告爱尔兰人民书》（An Address to the Irish People）。英国和爱尔兰联合问题以及爱尔兰天主教徒解放问题，是英国当时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雪莱力斥了英国新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压迫，反对借口宗教问题而用政治手段来压迫爱尔兰人民。另一方面，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不强迫其他人要与他一样成为无神论者。他在文中提醒爱尔兰人民要注意一个比宗教歧视更严重的问题：贫富不均的现象。他主张反抗，但是要非暴力的反抗：因为“暴力或欺骗手段只会造成不幸和奴役，同时也会使无知和压迫的锁链永远把你们束缚在卑贱的境地中，使你们陷身在一种暴政底下，使你们再不能产生新的力量”[15]。最后他提出了自己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憧憬。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雪莱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然而他并非没有信仰。他笃信一种叫作“必然性”的东西，即他相信自然、科学的必然性以及历史决定论。他认为人世间的事都已注定，时机一到，一切自然会有分晓。
从爱尔兰回来后的1813年，雪莱写出了《麦布女王》（Queen Mab）。在作品中他指出，我们任意挥霍人类的劳动，不是为了生活的必需品，也不是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奢侈享受，而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欲与炫奇夸富：这种情况，只要我们一天认为它可以与社会正义并行而不悖，人类便一天没有超生的希望。另外，他还表明了自己对婚姻制度的看法：“夫妇关系的长久应当以他们相爱的时期来作标准：双方感情破裂以后，无论什么法律逼迫他们继续同居，哪怕只有一分钟，也是一种无可容忍的酷刑，而且这种容忍是丝毫没有价值的……再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更与人类的幸福抵触不相容的了。”[16]事实上，这些充满激情的注释，见证了雪莱年轻时的激进主义所依赖的阅读广度，并帮助他形成了一个主要受启蒙哲学、英国经验主义和葛德文启发的社会革命理论。[17]
这本书出版商印了250册，但是雪莱在世时，卖出的不到70册，因此当时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并不多。在《麦布女王》完成的第二年，雪莱见到了玛丽·葛德文。她是雪莱的精神导师葛德文和英国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
《女性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的作者——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两人一见倾心。雪莱不顾已婚的身份，于7月28日，携玛丽朝着欧洲大陆私奔而去。9月中旬，他与玛丽回到了英国。由于雪莱的曾祖父去世，他继承了一笔遗产，和玛丽在温莎（Windsor）附近定居下来。后来他的妻子哈丽雅特自杀。1818年，对英国法律失望并身患肺病的雪莱与玛丽再次前往意大利，这一次离开之后，雪莱至死都未曾回过英国。
许多学者将1818年离开英国视为雪莱生命的分水岭。从伊顿毕业到离开英国这段时期，称得上是他“鲁莽的冒险期（a time of precipitate adven-ture）”，在这段时期，无论是创作上还是行为上，无论是对待政治问题还是宗教议题，他都受一股“理性的动力”（the force of reason）所驱使。[18]这在他离开英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诗剧《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1817）[19]上体现得很明显。1817年，雪莱和玛丽住在泰晤士河畔的一个小镇——马洛（Marlow）。两人在这段时间都写出了自己重要的作品：玛丽基于他们在日内瓦和拜伦等人一起讲的鬼故事，创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雪莱写出了《伊斯兰的起义》。雪莱将自己的男女主人公设置为英雄形象，两人鼓动伊斯兰黄金城的人民起来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他们认为被推翻的暴君已经被打败，不忍杀死而将其放走。但不久暴君卷土重来，复辟王朝，屠杀人民，把两人绑在火刑柱上活活地烧死了。结局是雪莱将拉昂和西丝娜二人复活，最终踏进了自由与美的精灵所住的庙宇。这部作品充满了雪莱对于英国现状的不满。他指出了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应该出现一场革命。但是他倡导的是不流血的非暴力的革命，以此表明他对于法国大革命暴力形式的反感。然而，从理性出发的雪莱更像“是一个天真的、青春的、空想的少年，他很容易绝望，太有准备而不愿修正自己。他的解决方案过分简单，因为他对事物的理解是肤浅的，头脑简单的。他认为恰如其分地使用爱，便足以解决他所处时代中社会、政治以及宗教的邪恶”[20]。这是同时代的评论家对于这部作品以及雪莱的评价。雪莱在这一时期，热衷于哲学而对历史漠不关心。[21]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麦布女王还是拉昂与西丝娜，都仿佛从天而降，不来自任何的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他们仿佛生活在“真空”中，具有的不是普通大众可以感受的人性，而是人类原始属性和一些神性。因此，他所倡导的改革只是具有普世性，并不具有多少现实性和说服力。
二、浪漫的启蒙者
虽然面对当时的英国现状，作为诗人的雪莱无法提供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但是，他并非如阿诺德所说，只是“一个美丽而不起作用的安琪儿”。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现实做深入的思考。早在1789年，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提倡“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22]，宣告英国浪漫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把传统的向外部世界的追寻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探求，将主体性“我”发挥到最大，因此，也就更敏感而强烈地感受着历史、革命等宏大叙事对个体生命的戕害和挤压：“我——我是一根神经能感触/世界上别人没感到的压迫……”[23]雪莱开始创作的年代，正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第一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掌握话语权的时代。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浪潮渐渐退去，时代流行的正是华兹华斯在他的代表作《漫游》（“The Excursion”，1814）中倡导的：回归自然的生活，终极的真理要靠个人自己在内心发现，而非在社会事务中求得。[24]而当时的雪莱、拜伦等第二代浪漫诗人，已经卸下了前辈诗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伤感和忧郁的情调，他们开始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审视英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应该退居自然中自足地生活，是雪莱在离开英国前创作的长诗《阿拉斯特，或“遁世的精灵”》（“Alastor, or, The Spirit of Solitude, and Other Poems”，以下简称《阿拉斯特》）中所思考的问题。这部作品创作于1815年。雪莱自费印行了250册，1816年出版商将这卷诗集出版。这本收录了包括《无常》（“Mutability”）等至今仍然被传颂的短诗在内的诗集，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
《阿拉斯特》的主人公是一个对现实世界充满厌倦的年轻诗人，他企图通过在自然中进行形而上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但是这种追寻以失败而告终。玛丽认为这个主人公便是雪莱本人，然而，20世纪以来的评论者认为：恰恰相反，雪莱在诗中呈现的是一位虚构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他真诚地遵循华兹华斯在《漫游》中发布的道德上的指示，可是最终却怅怅不乐而亡：
剧中诗人的死亡，恰恰表明了雪莱对华兹华斯所倡导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的否定，在他看来，诗人的沉思默想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放纵自恋的、胆怯的甚至不道德的行为。
1818年4月，雪莱夫妇在意大利定居下来。8月，他和拜伦在威尼斯相处了一段时间，不久将这段经历写进了《朱利安与马达罗》（“Julian and Maddalo”）中。在这部被认为是自传体的长诗中，拜伦是那个“高傲”、“把自己的高超心智与四周的庸才对比，就更强烈地感到人生的空虚”、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充满“集中于己、不耐于众的强烈情绪”的马达罗的原型，而雪莱“所强烈地信奉的哲学观念是人能控制自己的思想，通过破除某些道德上的迷信，人类社会还可以有极大的改进”的朱利安的原型。[26]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英国动荡不安，1815年至1819年期间，严重的暴力有一触即发之势。政府实行高压政策，作家和诗人们迫不得已，只能采用曲折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反抗情绪。1819年，远在意大利的雪莱，居住在莱航（Leghorn）附近创作诗剧《钦契》（The Cenci，1819），听到了“曼彻斯特大屠杀”（Manchester massacre）的消息。“这消息激起了他难以压抑的义愤和强烈无比的同情。只要协力同心坚定不移，多数就能控制少数，就像一些年以后被历史进程所表明的那样，这伟大的真理使他渴望着教会他的同胞如何反抗。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的支配和鼓舞下，他写出了《暴政的假面游行》。”[27]由于不在英国大陆，所以他自然不必有所顾忌。于是雪莱写下了《给英国人民的歌》（“Song to the Men of England”）、《1819年的英国》（“England in 1819”）和《暴政的假面游行》（“The Mask of Anarchy”）等反映英国现实、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作品，至今《暴政的假面游行》还被认为是英语写就的最伟大的政治抗议诗歌（“the greatest poem of political protest”）[28]：
现在看来，雪莱创作的这些用最直露的语言号召大众的作品未免失之简单，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第一代诗人提倡回归自然、沉思默想方式的反叛，也能看到诗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寻找出路的启蒙知识分子的一面。
然而，作为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雪莱身上体现出的更多是矛盾性和复杂性。事实上《暴政的假面游行》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他号召人们对恶进行非暴力的抵抗，但是他又在诗歌中不断地吁请起义。同一年雪莱写作的诗剧《钦契》取材于意大利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女主角贝阿特丽采（Beatrice）因为不堪忍受父亲钦契公爵的残暴和侮辱，和兄弟继母等人阴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作品没有浪漫主义的想象，摆脱了雪莱以往作品中历史感的缺乏，充满了现实感。雪莱在本剧开头《献词：致李·亨特先生》（“Dedi-cation, to Leigh Hunt, Esq.”）中说：“我迄今发表过的那些作品，只不过是一些幻象图景，体现着我自己对于美和正义的理解……我现在题献的这部剧作，却是一种悲惨的现实。我撇开了我自以为是的说教态度，而满足于以我心灵提供的色彩描绘曾经发生过的事件。”[30]贝阿特丽采是悲剧性的，但是她的悲剧的原因，是她被生活所战胜，最终采取暴力的形式报复了忍无可忍的压迫者。尽管她显然比她的世界中的所有其他人都更高尚，更具道德感，但是却被她本应不在乎的环境“暴力地挫败了她的本性”[31]。《钦契》中体现的对于暴力的道德观念，正是雪莱一直持有的非暴力不抵抗的思想。他指出了贝阿特丽采的悲剧，但是他无法为这一悲剧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正如代表拜伦的马达罗所言：“我相信你会建立起理论一套，/在文字上无人能够驳倒”，但实际上“这类高攀的理论”是“无用”的。[32]
同样在1819年，雪莱完成了《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33]（Prometheus Un-bound）第4幕的写作。在《前言》中他说：“我到目前为止的宗旨一直只是想使较优秀的诗歌读者有高度教养的头脑熟悉道德完善的美好理想；使他们明白，在人心能爱、能敬慕、能信任、能希望、能忍耐以前，谈论有关行为道德准则的精辟理论，无异于把本该带来幸福丰收的种子撒在人生的通衢大道上，被并不知觉的过往行人践踏成为灰尘。”[34]雪莱在这里将他的读者定位为“较优秀的诗歌读者”，这一点进一步表明：他所倡导的反抗行为只是存在于精英阶层在精神层面的觉醒，而非针对普通大众。
三、未来的报信人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内心的探求分为三个阶段——普罗密修斯阶段、炼狱阶段以及最后的“真实的人或想象”的阶段：
有评论认为雪莱是最彻底政治化的英国诗人，他的诗歌最深的层面，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和政治的，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一种公开的预言。[36]这样的评价也许只适用于处于普罗密修斯阶段的雪莱。没错，雪莱确实预见到了许多后来实际上成了事实的政治革命[37]，然而，将雪莱称为未来的报信人，并非仅从政治预言的层面上来讨论。事实上，雪莱预言的核心是柏拉图式的。雪莱在精神上有两个主要的来源，一个是葛德文，如前文所述，另一个便是柏拉图[38]。正如引文中所说，在经历过投身革命的普罗密修斯阶段之后，梦想破灭过后的诗人便会进入一个炼狱阶段。雪莱也是如此。他远离英国，作品不能被更多的读者阅读，道德和政治主张亦不能深入社会。于是他在精神上慢慢从葛德文转而投向柏拉图。
为驳斥好友皮科克在《诗的四个时代》（“Four Ages of Poetry”，1820）中的观点，雪莱在1821年创作了《为诗辩护》（“A Defence of Poetry”）[39]。皮科克将诗歌分成了四个时期，认为中世纪的诗是在铁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是在黄金时代，拟古主义的诗是在白银时代。而当代有才华的诗人，譬如“湖畔诗人”，他们耻于模仿，所以想洗尽铅华返璞归真，力求近于黄金时代的独创精神，以铜拟金，因此这个时代可称为诗的铜的时代。雪莱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诗人不是过去的残余，而是未来的报信人：“诗人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是反映出‘未来’投射到‘现在’上的巨影之明镜。”[40]《为诗辩护》充分地体现了雪莱的柏拉图主义倾向。正如柏拉图将所有事物的本原归为先验的“理式”一样，雪莱将“领会善”归结为评判一切诗人的最终标准，并且某种程度上比柏拉图走得更远，他说“一个诗人混（浑）然忘我于永恒、无限、太一之中”[41]。而如何达到善呢？雪莱说“要做一个至善的人，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想像是实现道德上的善的伟大工具”[42]。他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想象，将想象认作最高的道德特质。如果诗歌必须要具有真与美，最终达到善，那么必须通过扩大想象来取得。换句话说，“诗歌之所以必须发挥一种重要的社会功用，不是因为它可以使观念或者别的什么‘通俗化’，而只是因为它激发想像”[43]。J.H.范登堡（J.H.van den Berg）在他的《新陈代谢》（Metabletica）中提出：“预言——真正地预说未来——仍然是那些在完全不受限制的意义上拥有未来的人的天赋。在这里‘未来’的意义是指那些正向我们走来的事物，而不是指过去已发生的事情的结果。”[44]因此，通过想象而达成预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雪莱是真正的未来的报信人。
雪莱认为一切诗歌都具有独白的性质，“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诗人的听众好像为了一个听见却看不见的歌者的绝妙好音而颠倒的人……”[45]听众和诗人之间的“看不见”的关系，也许才是创作中最富想象力的。雪莱最优秀的作品，并非写于他的革命激情最亢奋的时期，相反，是写在1818-1822年对革命幻灭或者绝望的阶段。此时的雪莱投身于公共事业，但因远离英国，写作时心目中没有可确定的读者公众；虽然有时对政治上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更多时候是一种不自觉地对经历变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担心以及怀疑。[46]在很多人看来，雪莱是一位粗暴的革命家（a crude revolutionist），他相信推翻国王和宗教制度将会使人类重生。[47]对未来合理的美好生活和人类春天的憧憬以及对“黄金时代”的预言歌颂构成了作品的主题。其中宣扬宽恕、善良、仁爱等道德品质，特别强调人类爱的力量，“贯穿和支配着全诗的是一种安详而圣洁的爱的精神，它抚慰着忍受痛苦折磨的受难者，也是有所期待者的希望”[48]。雪莱的“爱”，并非单纯地指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而是将“爱”置于宇宙万物之间，成为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通感，是一种精神的共振、情感的共鸣，是人间的共同感受和共同体验。[49]也因此，在雪莱的作品中总是充满了泛神论，他甚至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认识到“残害和吞食动物是一种与自然相悖逆的有害的暴行”[50]。
擅长歌颂未来，描绘“黄金时代”，雪莱经常被称为“希望的诗人”。“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西风颂》中的诗句不断地被世人传唱。然而，恰恰是这首诗表现了在雪莱心中，“希望”与“绝望”如影随形。如果雪莱对人类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希望一定与季节周期相一致，毫无疑问，如果春天紧随着冬天，那么冬天也同样尾随着春天。诗人内心对这令人悲哀的规律的清醒意识，使他对绝望有着更切痛的认识。[51]在雪莱的抒情作品中，读者更多地会看到与希望相反的词汇：“沮丧”（dejection）、“失望”（despondence）、“绝望”（despair）。事实上，作为未来的报信人的雪莱，心灵最深处埋藏的是他的悲观和怀疑主义。《生命的凯旋》（“The Triumph of Life”）是雪莱生命中最后的作品。在这部并未完成的作品中，一开始便描写了地狱的景象，人们在狂奔，“生命战车”开过来，身后有许多的囚徒，他们都已经被生活征服。剧中卢梭是作为但丁《神曲》中的维吉尔式的叙述人物出现的，他自称“我已爱过恨过怕过痛苦过，/作过而且活过”，“生命战车”没有放过他，最后他问：“那么，生命是什么？”[52]诗在这里中断了。无法判定雪莱是否在炼狱中进行自我逼问，他能否在想象中找到最终的答案。
一个热爱水的诗人最终葬身大海。也许他的死亡只是如柏拉图在《斐多》中所昭示的，只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他前往想象中最美的世界去，完成他最想完成的那首永恒的诗。——雪莱以他定格的年轻的生命，为“雪莱是谁”画上了一个戏剧化的“休止符”，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又是另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