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个案观察：德雷福斯冤案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程度，与杨乃武案在中国的知名程度相当。

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发生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二十余年。

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于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非杨乃武案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法国人。

一、德雷福斯冤案及其成因

美国影片《左拉传》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1895年1月5日，在法国军事学院的操场上，一名毕业于这所学院的犹太军官，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褫夺军职，他的肩章、帽徽、绶带、勋章全部被扯下，他的军刀也被撅为两段，掷在地下。有羞辱意味的仪式过后，这名军官被押去服刑。近年来由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法国、意大利合拍新片《我控诉》同样以这一情景开场。

该军官叫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年），出身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38]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以及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中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择日再审。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最终被判决有罪，除去军职，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约有如下数端：

（一）反犹主义

一百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愈加相信，这个案件，弥漫着法国的反犹主义情绪，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人主义是最令人厌忌的。”[139]他进一步指出：

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着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忌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然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在那些书里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嚣，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140]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中译本），这本书探讨的是德雷福斯冤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他竟然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141]

桑德尔上校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早有成见，当初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他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安全。现在，果然不出所料，有机密被泄露，他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位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而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142]。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

（二）各派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德雷福斯的悲剧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143]

（三）嫁祸陷害

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手里。桑德尔上校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来。嫁祸陷害的事情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情报局反间谍处副处长亨利少校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

（四）笔迹鉴定错误

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一种说法是，1894年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笔迹鉴定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特征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威信，只好将错就错。可耻的是，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是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144]

（五）伪证

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中校[145]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汇报，同时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少校为了定实德雷福斯的罪名，除了出庭作伪证以外，还不惜伪造书证。亨利少校将伪造的信件塞进“密档”，他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就这样，法庭认定德雷福斯有罪。

二、德雷福斯案件的平反

德雷福斯冤案的昭雪过程一波三折，充满戏剧张力。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一）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

1.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被调离

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此时，伯纳德·拉查尔代表德雷福斯兄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福斯事件真相》。1897年6月，皮卡尔将德雷福斯案件真相和审判细节告诉了参议院副议长修雷尔·凯斯纳。[146]有关德雷福斯案件存在错误的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随之被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147]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2.亨利阻挠真相发现

为了进一步核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的城市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148]

为了掩盖谎言，往往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149]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令人十分厌恶。

3.军方要求艾斯特拉齐配合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部长那里喊冤。[150]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4.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上校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5.收买、诋毁并起诉左拉

左拉以极大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吉耶曼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左拉予以严词拒绝。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并不多见。不仅如此，一方面，陆军部长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另一方面，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1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二）冤案平反的转机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德国对法国因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德雷福斯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

1.发现新证据

1896年3月初，当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之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国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的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的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151]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是，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2.有人认出艾斯特拉齐的笔迹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的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3.德雷福斯亲属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4.左拉公开发表《我控诉》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标题为：《我控诉！》点名道姓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官员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罪犯。

5.亨利伪造证据的罪行暴露，艾斯特拉齐出逃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的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中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152]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法官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雷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153]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154]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里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后，立即动身，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的清单的书写者。[155]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说法：“1898年8月，艾斯特拉齐由于侵吞钱财而不光彩地退役。他立即告诉一名英国新闻记者说，那份‘清单’的作者是他，而不是德雷富斯[156]，那封信是他根据他的上司、前任反情报局长桑代尔上校的命令模仿德雷富斯的笔迹而写的。”[157]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出现了许多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认定无罪，德雷福斯冤案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需要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奋斗。

此后7年，德雷福斯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平反冤案。1903年，德雷福斯要求再次重审此案。[158]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最终获得解决。这年7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重新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5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