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后裔国

1820年以来，四个西方后裔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经历了比西欧或世界其他地区更快的增长。在1820—2001年间，它们的总人口增长了34倍，而西欧的人口则增长了不到2倍；它们的GDP增加了678倍，而西欧的GDP仅增加了46倍；这四个国家的人均GDP平均值(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从1 202国际元上升到26 943国际元，而西欧的人均GDP则从1 204 国际元上升到19 256国际元。 (表2-1和表2-2分别显示了1700—1870年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人口与GDP数据。)

这些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是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异。在1820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平均为1. 5公顷，而西方后裔国则达到240公顷。大规模移民、大量外国投资和远离外国战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后者的经济增长。它们继承了良好的制度体系和传统，从而获得了政治稳定，促进了社会流动，提升了教育水平，保障了产权，并更倾向于利用市场的力量，因此，与拉丁美洲的伊比利亚后裔国的制度体系相比，它们的制度体系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在过去，对它们经济表现的大多数测算都集中在欧洲殖民者所创造的经济上，而忽视了被他们取代和摧毁的土著经济，后者的产出和人口都在不断萎缩。我曾试图通过估计被巴特林( N. G. Butlin,1921—1991)称为“多元文化的”GDP，对1870年前的破坏性影响进行一个粗略的测算。对土著经济而言，人口数据是粗略的，人均GDP估计是程式化的。然而对殖民者经济而言，估算结果的质量至少与西欧国家一样高。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国民收入的估算方面拥有一个相当突出的记录，那就是它开创了官方核算的先河。澳大利亚的国民收入核算始于1886 年，其标志是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府统计员科夫兰( Timothy Coghlan, 1857—1926)编写的《新南威尔士州的财富与经济发展》 ( Wealth and Progress of New South Wales)以及《澳大拉西亚七个殖民地的统计摘要》 (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Seven Colonies of Australasia) (这七个殖民地包括新西兰和成为澳大利亚各州的六个殖民地)中的估计值。其出版在1905年中断，当时科夫兰接任了新南威尔士州在伦敦的外交官职位，直到1946年官方国民经济核算才恢复出版。作为科夫兰档案的托管人，布里安·海格( Bryan Haig)撰写了对科夫兰工作的回忆录《官方国民经济核算的先驱》 ( “ The First Official National Accounting Estimates” ) ， 但尚未发表，也可参见海因兹·阿恩特( Heinz Arndt)的《国民收入核算的先驱》 ( “ A Pioneer of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 ,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1949) 。

1938年，科林·克拉克和约翰·克劳福特( John Crawford, 1910—1984)发布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澳大利亚的收入和产出估计值、1914—1939年实际收入的各年估计值以及追溯到1886年的部分年份生产率的粗略估计值，可参见他们的《澳大利亚的国民收入》 ( National Income of Australia, Angus and Robertson, Sydney, 1938) 。克拉克在其《经济发展的条件》 (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的第一版(1940, pp. 84-85)中利用了上述材料，并在1951年版(pp. 140-141)中进行了改进，后来又在1957年版( pp. 90-97)中修正了他的估计值，后者显示1914—1938年实际产出增长得更快(见表2-4)。

N. G．巴特林从1946年开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澳大利亚数量经济历史的研究报告，可参见格雷姆·斯努克斯( Graeme Snooks)的《诺埃尔·乔治·巴特林的生平和学术成就》 ( “ Life and Work of Noel George Butlin”,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ptember 1991) 。巴特林很钦佩库兹涅茨，并且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参照了库兹涅茨的做法，即对资料来源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对所用方法进行了清晰的解释。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Butlin(1962)提供了1861—1938/1939年澳大利亚的GDP、GNP、GDP 净值和GNP 净值的各年估计值。该书同时还分别提供了按要素成本和市场价格计算的各产业名义与实际增加值、非常详细的资本形成估计值以及反映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全书用200多页的篇幅描述资料来源和估计方法，并包括274张表格。

鉴于N. G．巴特林的研究覆盖了澳大利亚的整个历史时期，我在1995年和2001年的两本书中都非常倚重他的估计值。 1820—1828年GDP 变动数据来源于他的《我们的200年》 ( “ Our 200 Years ”, Queensland Calendar, 1988) 。 1828—1860年按1848—1850年价格计算的8个产业各年增加值的实际变动数据来源于他的《 1788—1860年澳大利亚经济的轮廓》 ( “ Contours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1788—1860 ”,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pt. 1986, pp. 96-147)。 1861—1938/1939年按1910/1911年价格计算的13个产业增加值变动数据来源于他的《 1861—1938/1939年澳大利亚的国内产出、投资和对外借款》 ( Australian Domestic Product, Investment and Foreign Borrowing 1861—1938/1939, Cambridge, 1962, pp. 460-461)；我根据他的另一本著作《 1861—1900年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中的投资》 ( Investment in 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1861—1900, Cambridge, 1964, p. 453)， 结合巴特林( M. W. Butlin)的《 1900/1901—1973/1974年初步年度数据库》 ( “ A Pre-liminary Annual Database 1900/1901 to 1973/1974”, Discussion Paper 7701,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May 1977, p. 41)中提供的1911—1938/1939年修订后的平减指数，对这些数据又做了进一步修订。按照1966/1967年价格计算的1938/1939—1950年实际总支出数据也来源于上书( M. W. Butlin, 1977, p. 85) 。 根据瓦姆普露( W. Vamplew)主编的《澳大利亚：历史统计数据》 ( Australians: Historical Statistics, Fairfax, Broadway, 1987, p. 219)中提供的GDP 平减指数，可将1860年和1861年这两年的数据连接起来。 1950年之后的数据来源于OECD。必要时我们按日历年调整了GDP 数据。 1788—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Butlin(1988)，从1870年起按日历年进行了调整。巴特林的估计结果显示，两方接触之前的当地土著人口( 110万)远远高于传统的估计值( 30万) 。他有关白人殖民者破坏性影响的分析使得人们难以再接受传统的估计值，但他的人口减少系数似乎被夸大了。作为折中，我假定殖民接触前的土著人口为45万，1820—1870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史密斯( L. R. Smith)的《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 (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ANU, Canberra, 1980, p. 210) 。

最近，海格全盘否定了巴特林的估计结果，可参见他的《澳大利亚GDP 的新估计值：1861—1948/1949年》 ( “ New Estimates of Australian GDP: 1861—1948/1949”,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March 2001, pp. 1-34)。他认为，巴特林的方法(通过价格指数对名义增加值进行平减)“不可行”，理由是现有物价指数存在固有缺陷，也难以对其进行改进；巴特林“过分依赖现有的批发价格、工资率和零售价格指数”，并且“自巴特林发布他的估计结果后，澳大利亚学术界一直没有对澳大利亚价格指数进行有价值的研究”。巴特林不是从书架上拿出他的价格指数，而是为GDP专门构建了10个部门平减指数，为资本投资专门构建了8个项目平减指数。他建立的平减指数虽不完善，但可以进行改进。澳大利亚学术界并没有放弃这一领域，可以参见麦克莱恩( Ian McLean)和伍德兰( S. J. Woodland)的《1850—1914年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价格》 ( “ Consum-er Prices in Australia, 1850—1914”, Working Paper 92—94, Economics Dept.,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92) 。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澳大利亚有更好的历史价格统计，可以参见瓦姆普露主编的《澳大利亚：历史统计数据》中由舍戈尔德( Shergold)撰写的章节。

海格的第二个根本反对意见是巴特林的结果“不合理”，因为巴特林的结果显示出与传统观点相冲突的发展轮廓，并导致对澳大利亚经济历史新的诠释。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好。那些反对巴特林观点的人应该拿出证据证明他是错的。

一个更合理的反对意见是，因巴特林低估了期初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和产出，从而可能夸大了1861—1891年的长期繁荣。有关这一点海格本应采取更严谨的态度，将他自己对澳大利亚制造业就业的估计与巴特林的结果进行比较，巴特林的结果可参见巴特林和杜维( Dowie)的《 1861—1961年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和就业估计》 ( “ Estimates of Australian Work Force and Employment, 1861—1961”,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ptember 1969) 。可惜的是，他仅仅选择了维多利亚州进行比较。

海格采用另一种与巴特林不同的方法对GDP 中7个产业的产出进行了测量。这是一个有益的交叉检验，但对于1861—1911年，有70%的GDP无法进行直接测量，海格只能使用就业数据作为替代指标来进行估算，而且只有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有关于就业的直接数据。他利用科夫兰于1893年发表的1891年产出权重对各产业部门的估计值进行加总。虽然他对自己和巴特林的估计结果进行了一些比较，但这些比较仍然是有限的而且不系统。此外，海格仅用5页纸介绍了他的估算方法，相比之下巴特林使用了200页进行解释。利用表2-3和表2-4可以系统地比较他们对产业增长率和结构的估计结果。海格过分依赖于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测算结果以填补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整体的信息缺口，而巴特林的测算涵盖的州范围更广，可能也更具有代表性。对于1861—1911年，海格的估计值意味着新南威尔士州的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是1. 6%，维多利亚州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是0. 42%，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 57%。

对于1911/1912—1938/1939年来说，海格的估计结果更好。他在《1910—1948/1949年制造业产出和生产率》 ( “ Manufacturing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1910 to 1948/1949 ”,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ptember 1975)一文中提供了一些制造业数量指标。至于经济的其他部门，他为适应生产率的变化调整了就业指标。他在《 1938/1939年国民收入估算》 ( “ 1938/1939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 ”,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7, p. 176)一文中提供的权重也更令人满意。我现在采纳了海格对1911—1938年的估计结果，但在采纳他对1861—1911年的估计结果前，我希望看到他提供的更多详细证据。

以上所有结果都是针对白人殖民者经济而言的。在20世纪80年代， 巴特林做出了一个重大创新，推动了“多元文化”估计。 1983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人口学模型的著作《我们最初的侵略》 ( Our Original Aggression, Allen &Unwin)，通过引入各种影响死亡率的变量，分析了白人殖民者对土著居民人口与经济的影响。就研究意图而言，他的研究与伯拉( Borah)等人的研究相似，后者主要分析欧洲征服对美洲的影响。巴特林的研究更为严谨，他对土著历史的分析在《经济学与梦想时代：一部假设的历史》 ( Economics and the Dreamtime: A Hypothetic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得到进一步扩展。随后，他的遗著《 1810—1850年澳大利亚殖民经济的形成》( Forming A Colonial Economy: Australia 1810—18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于1994年公开出版。

加拿大：1700年法裔加拿大殖民者的GDP 和人口数据来源于莫里斯·阿尔特曼( Morris Altman)的《 1695—1739 年加拿大的经济增长：估计和分析》( “ Economic Growth in Canada, 1695—1739: Estimates and Analysis”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October 1988) 。其假定1820—1850年非土著居民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美国的相同。 1851年、1860年和1870年的GDP 数据来源于费尔斯通(O. J. Firestone)的《19世纪下半叶加拿大的经济变迁》( “ Canada̓s Changing E-conom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 NBER, New York, 1957 ) 。1870—1926年的GDP数据来源于厄克特( M. C. Urquhart)等人主编的《1870—1926年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值的由来》 ( Gross National Product, Canada 1870—1926: The Derivation of the Estimates,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1993, pp. 11-12,24-25) 。 1926—1960年的GDP数据来源于加拿大统计局的《国民收入和支出账户》 (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s, Vol. 1, The Annual Estimates 1926—1974, Ottawa, 1975, p. 323) 。 1960年之后的GDP数据来源于OECD。若将1949年并入的纽芬兰包括在内，则1820—1948年加拿大GDP增加了1. 32%，人口增加了2. 6%。 1820年之前的土著人口数据来源与美国的相同。 1820—1850年的人口数据由马文·麦克因尼斯 ( Marvin McInnis)提供；1850—1950年的人口数据则来源于厄克特和巴克利( K. A. H. Buckley)的《加拿大的历史统计》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Canada, Cambridge, 1965, p. 14) 。

新西兰：按照1910/1911年价格计算的1870—1939 年GNP 数据来源于兰基恩 ( K. Rankin)的《新西兰的国民生产总值：1859—1939年》 ( “ New Zea-land̓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1859—1939 ” ,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March 1992, pp. 60-61) ，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回归分析做出的替代估计值，涉及有关货币流通速度、名义货币供应量、各种价格指数(批发、出口、进口、农业和非农业)和人口的假设。 1939—1950年的数据来源于克拉克的《经济发展的条件(第3版)》 ( 1957, pp. 171-172) ，由克拉克对官方现价估计值进行平减后得到。 1950 年之后的数据来源于 OECD。 1939 年之前，GDP 按照日历年进行估计，之后则按财政年(从4 月1 日开始)估计。对于1820—1870年，我假定毛利人的人均收入达到400 国际元( 1990 年价格) 。对于1850—1870年，我假定白人殖民者的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为0. 8% (该增长率为兰基恩对 1859—1870 年的估计值) 。 1820—1919 年毛利人的人口数据和1820—1860年非毛利人的人口数据来源于霍克( G. R. Hawke)的《新西兰的形成》 ( The Making of New Zea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0-11,20) ;1861—1919 年非毛利人的人口数据来源于 Rankin ( 1992, pp. 58-59) 。 1920—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 1960 年人口统计年鉴》( Demographic Yearbook, 1960, pp. 148-150) 。

表2-5显示了1700—1870年加拿大与新西兰的人口与GDP数据。